【大紀元7月23日訊】 (亞洲時報在線記者 Toni Piech 7月23日報導)早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就說過：“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將造成社會動蕩不安；而且從長遠來看，還會阻礙經濟發展的步伐。毛澤東時代，大家一樣的窮；鄧小平則喊出了“致富光榮”的口號。一些人先富了起來，而更多的人尤其是8億多的農民依然兩手空空，期待著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可以真正“利益均沾”。中國的貧富差距在擴大，已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今日中國的新貴們，品著法國幹邑，開著進口轎車，這已不是甚麼新鮮的事兒；而多數中國人卻抱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分配不均。這樣的畫面屢見不鮮，而且中央政府也在竭力改變這種狀況。
美國經濟學家，1971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西蒙·庫茲列茨（1901-1985）認為，分配不均是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一種正常現象。他指出，收入差距會在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初始階段逐步拉大；一旦經濟成熟之後，這個差距就會回落。 現在，全球都認同“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均是經濟發展的副產品”的理論。然而，引發爭議的是“一定程度”的定義和收入不均對民生的影響。
近來《人民日報》的一期社論說，存在收入分配不均是允許的，但是我們要抑制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以免造成社會動蕩。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樊剛批駁了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律師章家敦（Gordon Chang）在其《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大陸禁止出版）書中表述的觀點（“腐敗泛濫、貧富懸殊、上層分裂、民怨沸騰，這就是中國的現狀。”他表示，“一個國家如果走到了這個地步，不垮臺那才是咄咄怪事”，“中國加入世貿後五年將出現大亂，中國政府已經沒有時間應對”），但是他也承認就算中國的收入差距不是世界上僅有的最嚴重國家，也是最嚴重國家之一。
基尼系數是世界上常用的評測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重要指標，國際上對基尼系數取值的一般判斷標準為：0.2以下高度均等，0.2—0.3之間相對均等，0.3—0.4差距相對合理，0.4以上差距偏大。根據該指數來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國家只有0.25，非洲撒哈拉地區一些國家甚至達到了0.6，而中國和美國都是在0.42左右，貧富差距均屬於偏大。
“但是中國的分配不均依然讓不少人擔心。”加拿大圭爾夫大學的經濟學家吳錫銘（音譯）說，“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城鄉貧富差距增大；而且中國的政策偏向城市，不允許農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動。這些都會導致城鄉之間關係緊張。”
縱觀中國歷史，分配不均導致社會動亂的例子不勝枚舉。公元前206年因不滿秦始皇的暴虐統治，陳勝、吳廣等農民揭竿而起，應者雲集，很快宣告了秦朝統治的終結。此後，“捨得一身剮，也要把皇帝老兒拉下馬”的憤怒農民也數不勝數。去年《人民日報》稱“仇富”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該文章說：“在歷史長河中，平均主義造成了社會上的對富人的極度仇恨，所以農民起義都打著‘均貧富、分田地’的口號。”
但是，分配不均將導致社會動蕩的說法絕對是誇張。如果僅看基尼指數，飽受戰亂之苦的非洲小國盧旺達比瑞士的收入分配更加平均，而孟加拉國比英國的財富分配還平衡。康奈爾大學社會學教授Victor Nee指出：“不滿意的人，每個國家都有；但是想要革命的，卻很少。對中國貧富不均的擔憂有些被誇大了。”在上海和廣州作過收入分配的研究之後，這位教授發現收入不均是由人力資本引起的（技術越熟練，收入也就越高）。“這是個健康的趨勢，對社會有利。它刺激人們增加對教育的投入，在工作中努力學習。”
當城裏人的生活在改革開放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時，一些調查顯示生活在農村的老百姓依然沒有脫貧。有誰知道中國的農民在半個多世紀前，為了新中國，送出了多少他們的生命？有碑書記載的只是極一小部份“精英”。絕大部份在戰爭中死去的，成千上萬上十萬的，都是小兵小卒，都是名不見經傳不識字的赤腳農民的孩子。他們也曾被莊嚴地宣告“從此站起來了”。但是他們不僅沒有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獲益，反而在毛澤東時代可以享受的如基本醫療保險之類的優待也統統失去了。在毛澤東時代，經濟發達的省份還要周濟兄弟省份，現在省市都各謀生路；西部內陸省份似乎未有從中國經濟發展奇跡中得到任何利益，只有自己資源被不斷的掠奪的份兒。
很多中國人對未來缺乏信心。去年在中央對過熱的經濟開始宏觀調控後，全國消費額創1978年以來最低。人們收入的一半存入了銀行，或者壓在箱底了。三口之家，夫妻雙方一共要養活七個人：孩子要吃飯（有時還要去麥當勞），4位老人，也就是雙方父母，還有他們自己。
農民問題如解決 社會動蕩可避免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懷澤柏德東亞中心的經濟學教授 Carl Riskin說：“中國的這些弱勢群體要百般吶喊之後，才能引起上頭的注意。但是中央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改進。”
胡錦濤和溫家寶，在上臺後對“三農”問題非常關注，並已頒布實施了一系列支援農村建設，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在今年3月“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宣布要把加強農業，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發展經濟之後的第二件大事。官員們稱，“五年內廢除所有農業稅，今年向農業的投資額至少增長20％。”“平衡發展”被這屆領導班子常常掛在嘴邊。但是要做的事還很多。官方宣稱城鄉收入比例為3:1，但是國外認為真實比例要比這個高很多，就連中國建設部一份數據都承認是5:1。同時，中央能否堅決貫徹這些新的農村政策，將很大程度決定著收入分配的態勢。
雖然馬列主義描述的社會主義消滅了階級，但是奉行馬列主義的中國卻出現了大批的“中產階級”人士。毛澤東時代建立的計劃經濟體系還未打破，社會主義中國便引入了西方特有的市場經濟體系；又不想背叛毛澤東，只好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不少人都認為這個口號背後，有點“掛羊頭，賣狗肉”的味道。
不同的社會體系下，人們對分配不均的態度也不盡相同。雖然歐盟國家對社會財富進行多次分配，分配不均而引發的抗議聲依然不絕於耳。而在大西洋彼岸，政府鼓吹的“只要努力，今天的窮人也會變成明天的富翁”的美國夢，縈繞在每個人心頭。所以雖然美國的貧富差距比歐洲大，減少有聽到抱怨聲。
在2000年對800個北京居民進行了問卷調查後，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Martin Whyte發現，大多數受訪者對收入差距拉大不滿，甚至認為這是社會主義體制的失敗，但是他們承認現在生活比以前幸福，都認為“明天會更好”，說“縱然有如此大的貧富差距，他們依然很樂觀。”往好的方面看，中國人也開始做“有中國特色”的美國夢了。
但是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過於集中，足以給經濟發展造成相當的威脅。韓國和菲律賓的對照就是很經典的例子。在1960年前後，兩國的許多經濟指數相差不多，包括人口、人均GDP、城市化、小學和初中在校人數。起點相同，半個世紀後韓國經濟翻了三番，成為當時的“亞洲四小龍”之一；而菲律賓經濟停滯不前，社會動蕩不安。主要原因就是韓國的收入和土地分配比菲律賓平均的多，而且兩國的基尼指數相差就有0.2。還有經濟學家認為，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緩慢，就是因為財富過度集中的緣故。
當局政策造成貧富差距過大的說法並非不無道理；只是太誇張。其他社會問題如農村問題、腐敗、失業等也是貧富差距過大造成的。
對中國貧富差距情況的未來，有很多預測。吳錫銘說，他的研究表明貧富差距擴大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另一方面，西蒙·庫茲列茨的經濟理論表明，當農業人口轉向工業時，貧富差距會縮小。不過，中國的農業人口高達數億，工業很難完全消化數以億計的富餘勞動力。
中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對100個中國城市從1988年到1993年中商業佔GDP的比例進行了比較之後，發現商業化程度越高，城鄉收入差別越小。可見，經濟全球化也有助於減少收入分配差距。(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