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4日訊】轟動國內外的「處女賣淫案」，可以說是女性農民工社會地位的典型寫照。而這一案件從反面說明，在女性農民工中，確實有相當數量在從事色情或准色情行業，由於這一問題的敏感性和特殊性，我們沒有展開調查，可是我們能夠從其他方面知道，為甚麼大量的農村女性去從事色情行業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有一位蟠龍鎮西營村的女村民在寶雞市的渭河公園打工，每天的工資是15元，扣除工頭的提成每天2元，剩餘13元，兩頭在家吃飯，中午吃的飯自己從家裏帶，夏天有時天氣太熱中午只能吃餿飯，冬天中午則常常吃帶冰碴兒的飯。這樣每個月出滿勤可收入390元，再扣除每天來回車費兩元，有時交通部門檢查客運車輛超載情況（這種檢查對乘客安全有利，可也給打工的民工們增加了負擔，鄉間公路上跑客運的客車拉的乘客主要是進城打工的農民），路費則漲至來回4元，平均下來，每個月的收入只有300元左右，如果扣除她本人的伙食費，就只有200餘元用來養家餬口。她一家五口，兩個孩子上學，其中一個初中畢業後也外出打工僅能自給。丈夫由於到外地打工數月沒有拿到一分工錢，迫不得已剛剛回來，一家生活極端窘迫。同時與這位婦女在渭河公園打工的還有另外一個村子的幾位婦女，有一次突然下大雨，那幾位婦女沒有戴雨具，便自己做主到大橋下避雨，結果就被開除了，這位西營村的婦女為自己在下大雨時仍然堅持在公園中的草坪上勞動沒丟失工作一直感到十分慶幸，說到這裡，她對找工作的艱難露出了擔憂的神色，顯示出一份這樣的工作，已經使她戀戀不捨了。
寶雞市渭濱區石壩河鎮的一位二十八歲的婦女，去年聽到廣播上說新疆急需大批摘棉工，每天能夠拿到幾十元的工錢，就約了同伴到新疆摘棉花，結果摘了十多天的棉花，一分工錢也沒有拿到，原因是她們那一批摘棉工的工頭拿著她們的工錢跑了（真跑假跑誰知道呢）。她水土不服又生了病，發燒嘔吐不止，差點死在新疆。好在一起去的同伴給她湊了路費，這才能夠回到老家來。回家後直到新年前，身體才恢復，看病花掉了家裏三千多塊錢，她邊說邊流淚，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早知道這樣，還不如死在新疆好！」面對日益艱難的生活，她絕望地說。
寶雞太白縣一位三十歲的農村婦女，家境非常艱苦，丈夫常年有病，有兩個老人和兩個六歲到八歲的孩子需要撫養，她因為曾經學過財會，就在寶雞托人找了一份做會計的工作，每個月500元的工資，勉強能夠維持家用。她工作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可是老闆卻常對她進行騷擾，為人正直而對家人愛戀無限的她，無奈之下，辭去了這份工作，本希望能夠在其他公司再找到一份會計工作，可是半年過去，她一家工作也找不到，而家中的用度頻頻告急，最後，走投無路的她不得已向人祈求又回到原來的公司，以前老闆僅僅是對她騷擾，現在這位老闆卻肆無忌憚，常把她留宿在公司的辦公室過夜，而她在經歷了半年多的的磨難後，面對工作的難找和家庭的壓力，只能忍受這樣的遭遇，這還不夠，公司的老闆後來還逼她接待一些重要的顧客，陪顧客過夜，她也只能都一一承受下來，而夜深人靜時，獨自落淚。一個非常有個性，有能力的女性，淪落到如此屈辱的地步。
在民工群體中，比起男性來，女性更加軟弱。這種軟弱不是她們體力上的軟弱，而是權利上的軟弱。她們更容易受到傷害。
相對地來說，弱勢群體有很多種，國內在這方面近年來更是眾說紛紜，羅列出了許多弱勢群體。我認為，目前這些對弱勢群體的列舉和劃分，混淆了真正的弱勢群體，也掩蓋了真正的弱勢與強勢之間的矛盾。還有人把老師和學生之間、上下級之間，都用強勢和弱勢來進行說明，這更使弱勢一說有氾濫之嫌。在健康方面、教育程度方面、身份方面和居住地域方面的差異等等，其實並非是強勢和弱勢的區別，技能和身份地位的不同，身體狀況的不同是不足以構成強勢和弱勢的差異的，這種差別不是權利上的不足造成的，而是非人力的或非制度性原因造成的，是社會客觀上或其內在發展必然導致存在的差異。雖然有些群體同樣需要我們關注，可是關注的方式是不同的，這些群體大多需要的是救濟、照顧和特殊保護而不是廣泛的體現平等原則的權利。因為他們和其他群體不存在政治權利上的差別。
我認為，只有政治權利方面存在的弱勢，才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災難性問題，這種弱勢群體，才是最值得需要從體制和法律的角度予以關注的群體，農民就是中國當代社會嚴格意義上的、制度性的弱勢群體，而民工則是這一弱勢中的弱勢，女性農民工，則又是這一弱勢群體中的最弱勢。這種境況導致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性別歧視，一方面是因為權利的缺無。所以，加諸女性民工身上的，是雙重的枷鎖。一系列的令人髮指的處女賣淫案，包括被活活餓死的李思怡案，都是這一弱勢群體的典型悲劇。
（選自作者近期的農民工調查《農民工，通向公平的路有多遠？》一文，略有增刪。2004-8-1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