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5日訊】「中國特殊論」與中國發展的路徑
一、“中國特殊論”VS“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奇迹論”
二、中國發展的特殊路徑
三、“中國特殊論”的思維框架
【注釋】
中國的改革已經走完了四分之一世紀，這是中國5000年文明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社會激蕩最強、文化震撼最烈的時期。中國正經歷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型與蟬變。但是，如何解釋和理解中國這20多年的急劇發展，似乎成了國際社會中國研究領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各種看法紛呈於世，有的完全相反。
一、“中國特殊論”VS“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奇迹論”
面對25年來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文化的發展，衆多海內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與專家貢獻了難以計數的學術成果，試圖對中國近年的發展歷程作實證分析和理論解釋。大致而言，他們的主要觀點可以用“中國威脅論”(The China Threat)、“中國崩潰論”(The China Collapse)和“中國奇迹論”(The China Miracle)予以歸納。
“中國威脅論” 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必然導致軍事力量的強化與政治野心的膨脹。自近代以來，任何一個強國的崛起，包括18世紀崛起的大英帝國、19世紀末崛起的德意志帝國、20世紀上半期崛起的大日本帝國、以及二戰以後崛起的美國等，都不可能是和平地崛起。而堅持絕對和平的國家就難以真正的崛起，所以“中國和平崛起”論[1]只是一個天方夜譚。尤其是，中國的現有政治體制不是西方普遍認同的民主制度，加上臺灣海峽兩岸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中國的未來走向必然是不確定、不透明、不可預測的，因而必定具有致命的威脅[2]。
“中國崩潰論”則源于對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瓦解的認識，認爲中國這一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必然不能自外於世界潮流，而中國的現有政治體制一旦瓦解，必然導致整個國民經濟的崩潰，新疆、西藏、蒙古與臺灣可能獨立，“黃禍” 會向周邊國家蔓延。同時，中國現存的金融危機、社會兩極分化危機、官場腐敗危機、失業危機、“三農”危機、人口危機、資源危機、環境危機等8支利劍，既是中國崩潰的導火線，也是中國政治危機一旦爆發後的8根最後的“稻草”，可能壓死中國這頭“牛”[3]。
“中國奇迹論” 則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釋，它根據中國過去25年來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高達8％以上的事實，認爲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可持續的。持此觀點者甚至樂觀地預測，這種不受國際政治經濟風暴干擾的超常發展，可以持續到2020年，並由此進一步推論出：中國的政局將是穩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是正確的，漸進式而不是“休克” 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成功的。總之，在中國，政府與市場都是有效的[4]。
有意思的是，上述3論的價值觀念、政治立場截然不同，但對中國發展的解釋卻都有情緒化和極端化的特點。例如，“中國奇迹論”對中國的讚美過於樂觀；“中國威脅論”從反面高估了中國的破壞力量；而“中國崩潰論”則對中國的未來表現了過度悲觀。研究當代中國亟需中性和理性的新理論、新方法和新模型。對此，筆者以爲“中國特殊論”(The China Uniqueness)也許是一種新的選擇。不過，筆者並不完全贊同康曉光對“中國特殊論”的解釋，因爲他將“中國特殊論”的表現歸納爲兩點，一是“成功的變化”，如大規模的制度變遷以及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指標的大幅度提升等；二是“成功的保守”，如共產黨繼續執政、政局越來越穩定[5]。這樣，康曉光的“中國特殊論”又帶上了強烈的價值判斷，成了“中國奇迹論”的翻版。
筆者以爲，“中國特殊論”應該沒有鮮明的情緒性判斷，它不以現有的經典理論爲依據，不以各國的歷史與現狀爲參照，完全以中國25年來的發展與現實狀況作爲實證分析的基點，價值中立地分析中國的客觀現實。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特殊”不代表一種價值判斷，它既不代表“光榮、偉大和正確”，也不代表恥辱、反動和落後。“特殊”只是對客觀現實的一種描述，“特殊”首先是真實的，同時也是奇怪和反常的，它是一種奇怪的真實和反常的真實。它對學者提出了挑戰，也留下了困惑，它同時還爲學者們提供了解釋奇特、認識反常的機會，爲質疑、修正經典理論，甚至創造新的理論與模型提供了難得的現實樣本。
二、中國發展的特殊路徑
過去10年來，筆者認真觀察了中國在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發展方面的特殊性，發現了一系列既不符合現有理論、也不符合各國現實的特殊存在，由此既留下了許多困惑，也激發了更深層的思考。
中國社會的發展至少有3大獨特的現象值得思考。其一，在過去25年中逐漸形成的權力資本經濟(The Power-Capital Economy)，既不屬於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也難歸類爲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因爲它的本質是壟斷和排他的。它是一種建基於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的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雜交的混合經濟。這種特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雜交體不僅在西方的經典教科書上完全缺席，而且在西方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在前蘇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變遷路徑上，都沒有平行的案例可作借鑒。權力資本經濟的直接産物自然是權力資本集團，其最顯著的特徵是“以權謀錢” 、“以錢換權” ，由此導致中國的腐敗呈現體制化、糜爛化的趨勢[6]。但問題的關鍵是，西方的理論公認“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絕對的腐敗爲民怨沸騰、社會動蕩、經濟凋敝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在中國，東方文化孕育下的腐敗伴隨著經濟的發展[7]。
其二，作爲權力資本經濟的衍生物之一，中國業已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新富豪集團，可稱之爲新私有資本集團[8]。這一新集團的存在向現有的西方理論和實踐提出了挑戰。西方流行的經典理論認爲，“經濟發展和私有化是政治民主的前提[9]”，而且“個人財富很可能強化自由觀念，推動政治民主[10]”。另外，私有財産所有者和中產階級爲了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産，必然需要在決策層和立法機構尋找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分享部分政府的權力。因此，他們自然反對中央集權，支援政治民主[11]。但中國的新私有資本集團卻是權力和政府的天然盟友，是維護共產黨政權、反對政治民主的主力，他們基本上沒有西方資本家和中產階級所固有的追求自由獨立、渴望監督權力的特性，而是渴望加入中囯共產黨，極力成爲權力的附庸，而不是權力的制衡[12]。
其三，作爲新私有資本集團跳躍式膨脹的一個副産品，城市貧民和農村貧民的總數也急劇增長。儘管絕對貧困階層的存在是發展中國家的常見現象，但具有中國特色的權利貧困卻是中國特殊論所必須關注的一大主題[13]。中國目前存在著極爲嚴重的貧富分化，顯示貧富不均的基尼係數已接近0.50，但仍然不見“陳勝吳廣”式的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的革命[14]。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貧民，只能忍受和接受少數人強加給他們的各種不平等、不合理和不合法的權利歧視和社會排斥；權力擁有者不僅實行制度性歧視，而且廣告式地宣揚歧視。這就是中國式的權利貧困及其對權利貧困的社會反應[15]。
在經濟領域至少也有3大困惑需要學者的理論解釋。其一，國有企業的改革不僅是一個國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必修課”，也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所共同面臨的難題。中國這方面的特色在於，在傳統文化和中共文化所固有的專制、面子和平均主義基因的影響下，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的改制過程中充滿了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共文化的雙重混合，最後孕育出一個不倫不類的“怪胎”，成爲一個與西方經典股份制背道而馳的獨特現象。例如，它們的改制方向不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制，也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員工所有制，而是奇特的股份合作制；西方股份制的産權是明晰而充滿剛性的，而中國改制後的企業所有權則模糊但富有彈性，存在大量的政府股、權力股和集體股等充滿“中國特色”的內容；西方的人事制度和決策制度是由董事會投票決定，而中國的企業則由經理個人專斷裁定；西方主張資本控制勞動，強調一股一票，而中國則不得不考慮勞動控制資本，往往習慣於一人一票；西方強調資本合作，認資不認人，而中國則注重人際合作、人和，導致企業規模難以擴大；企業管理的透明度是西方股份制的基礎，中國的企業則最忌諱公開、透明；西方習慣於依照法律和企業規章制度管理企業，中國則更願意通過人治來解決爭端[16]。與這樣的企業文化相對應，國有企業的債務管理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國特色的印記，企業可以只借不還，債多不愁，儘管銀行的呆賬總額早已超越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狼來了”（銀行系統可能瀕臨破産的擔憂） 已經在中國金融界喊了近20年，但中國的幾大國有銀行在政府的關愛與幫助下，如常青樹般依舊巍然不倒[17]。這樣的企業制度是否具備國際競爭力，會不會長期維持下去？
其二，安排剩餘勞動力就業是多數發展中國家所共同面臨的難題，工業化和城市化則是農業社會走向現代化的主要道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按照蘇聯模式實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爲此不僅通過工農業産品剪刀差積聚工業投資，而且把民衆的生活水平長期維持在非常低的狀態，結果雖然建成了一批工業企業，但無法解決城鄉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於是就通過城鄉區隔的戶籍制度等行政性強制手段，把農村剩餘勞動力滯留在農村。“文革”時期，甚至採用了古今中外從未見過的辦法，把城市的剩餘勞動力遷移下鄉(如幹部下放、知青下鄉)。這樣的發展模式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逆向發展，也就是說，工業化有所進展，城市化卻停滯不前。鄧小平時代將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潘多拉” 盒子打開了，先是允許農民離土不離鄉、在鄉村從事非農産業，後來又允許農民進城在特許行業務工，但是，城鄉區隔的戶籍制度依然存在，進城的農民工還是沒有自由就業的可能。90年代中國的城市化建設出現了兩個新現象，一方面大中城市紛紛投入鉅額資金進行城市現代化建設，城市面貌迅速改觀，另一方面又在城鄉兩元體制之間發展小城鎮以吸納農村剩餘勞力[18]。但是，對占城市人口相當比例的進城農民工來說，他們只是都市現代化的建設者，卻往往被排斥在現代化都市的公共服務系統之外，城市原有居民視他們爲異己，舊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區隔如今被搬到都市里來了。雖然都市的現代化不爲從鄉村移居城市的新增人口服務，卻成爲城市原有人口享受的特權，但爲什麽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仍然迅速推進？
其三，對農村的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度的變革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基礎，目前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和“兩田制”既非革命前中國傳統的土地制度，也非西方通行的土地私有制，它在不觸動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對土地的使用權和承包權做了一些不徹底的變動。從西方經典的理論和實踐來看，這是一次不倫不類的土地改革。農民沒有所有權，就不可能有理性而又長期的投資土地行爲和保護土地行爲。中國農村從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的發展表明，這些不合西方規範的土地改革還是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的[19]。這種土地制度能夠長期有效地支撐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嗎？
25年來中國的發展表明，中國走了一條有悖於世界主流和國際潮流的道路。例如，全球化已成爲一個世界性潮流，但中國的發展則是一個自外於世界潮流的個案。世界各國的發展進程顯示，全球化必須是“全面”發展的全球化，除了經濟全球化之外，必須而且只能在政治制度、國際行爲、法律制度、新聞體制、文化資訊等方面與世界主流接軌，不然的話，只能是片面的和有限的全球化，永遠無法達到“先知先覺” 的境界，只能處於“不知不覺”、“半知半覺” 或“後知後覺” 的渾噩狀態。而中國則堅持政治體制不變，同時參與經濟全球化，通過這種模式還是維持了經濟的發展[20]。
又如，中國的村民選舉也對學術界公認、也被各國實踐證明了的常識提出了挑戰。經典的政治學理論認爲，選民的文化水平和經濟收入與民主選舉的質量正相關，也就是說，文盲加赤貧的農民不可能完成一次有效的民主選舉[21]。但中國的農村過去10多年來普遍實行了村民直接選舉村委會的基層選舉制度，雖然這些選舉是在基層黨組織的控制之下進行的，在許多地區實際上流於形式，但在一些地區還是相當成功的。它表明人類在溫飽尚未滿足的條件下，是完全可以追求民主、享受人權的。有一種觀點認爲，民主不利於穩定[22]。而中國村民委員會選舉的實踐卻證明，即使是未完成初等教育的農村居民，照樣懂得如何遵守民主規則、服從民選領袖、履行應盡的選民義務[23]。他們完全可以在沒有民主意識、缺少民主知識和民主教育的狀況下，實行嚴格規範的民主選舉[24]。
上述尚未得到解答的問題爲中國現狀的研究提供了可以深入挖掘的線索。
三、“中國特殊論”的思維框架
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具典型性、特殊性和“怪異性”的事例，可以被歸類爲“中國現象”(China Phenomenon)。這些有悖於國際常見規律的現象究竟是只會在轉型過程裏暫時存在，還是具有長期的生命力？若是前者，或許人們還需要等待中國未來的發展實況來證明經典理論的正確，等待中國最後進入世界潮流的大家庭；若是後者，這些“中國現象”就意味著可能出現了一個自外於世界潮流和國際規範“異數” 或“異類”，它的出現既可以被用來對經典理論證僞，也可能構成對現有理論的挑戰。
筆者以爲，學者的使命是及時準確地解釋事實並由此創造新的理論，而不是用事實去遷就現成的理論，或篤守傳統的理論而消極地等待現實的變化以驗證既定理論的假設。傳統和經典的理論之所以難以解釋上述“中國現象”，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們大都具有一個線性的思維邏輯和框架，將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演變理解爲一種線性狀態，假定中國的未來指向一定是多元社會、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只是其發展軌迹也許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而且斷定現存的各種“中國現象” 只是從落後走向先進、傳統邁向現代一條直線上的仲介點，所以這些不合常規、違反常理的“中國現象”必然是暫時的和過渡的，最終的結局必然與西方的常態殊途同歸。這種以線性思維爲主體的西方理論與基督教的價值觀念相一致，習慣運用鮮明的價值判斷，將所有人、事、物理解爲一條直線上的左右兩極，不是地獄就是天堂，不是魔鬼就是天使，黑白分明，非此即彼。因此許多西方的中國觀察家習慣地將中國的領導人分爲保守派和改革派，但這種兩分法很難將普遍存在的權力資本集團和腐敗分子準確歸類。例如，象前瀋陽市長慕綏新等，一方面他們推行經濟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政績，以此歸類無疑應屬改革派，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以其腐敗貪污行徑如蛀蟲般地侵蝕著中國的改革，若據此判斷似乎又應被界定爲“破壞改革派”。在政治光譜上如何定位腐敗集團和權力資本集團，就對傳統的線性思維提出了一大挑戰。
筆者之所以提出“中國特殊論”，旨在更準確地解釋過去25年中國發展所衍生的“中國現象”，主要方法是用三角思維來代替線性思維，試圖將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人、事、物理解爲三角的互動和三角的結構，而不是線性的兩極。其實，上述“中國現象”都是對兩極化認識的挑戰，諸如既不同於計劃經濟又不同於市場經濟的權力資本經濟，有別於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腐敗派”，不同於西方中產階級和寄生官僚資本的新私有資本集團，區別於物質貧困、能力貧困和動機貧困的權利貧困，區別於城市化與鄉村化的鄉鎮化以及區別於鄉村企業與城市企業的鄉鎮企業，不同於人民公社制與土地私有制的家庭責任承包制，有別於全面拒絕全球化或拒絕全面全球化的有限的經濟全球化，不同於無知愚民和赤貧農民的“文盲” 選民等等，似乎都可以被鈉入三角思維的認識框架。
所謂的“三角思維”是指在經典的兩極式認識之外承認存在著第三種選擇或可能性，三者之間（比如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和權力資本經濟之間）存在一定聯繫，但又是互相獨立的，三者可能各自都會發生演變，但三者的長期存在將是常態。以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和權力資本經濟這三種形態爲例，權力資本經濟的未來歸宿不一定是市場經濟，也不一定是計劃經濟，它可能是一種獨立的經濟形態，甚至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長期持續的經濟形態。這種“三角思維”也是中國辯證法所揭示的一分爲三哲學的表現[25]。在“三角思維”的認識框架內，事物的演變不必遵循由此至彼的線性軌迹，未必有既定的發展方向。例如，西方式市場經濟並不一定必然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模式，中國經濟也不一定要與西方的流行範式接軌，兩者更不一定是殊途同歸；權力資本經濟也許就是中國獨特的文化基因、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所孵化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它的特色和貢獻在於製造了一隻獨特的“方形的輪子”。“方形的輪子”（權力資本經濟和權力資本集團）不一定是壞輪子，而“圓形的輪子”（西方市場經濟）也不一定是適合中國“羊腸小道”的有效輪子。“三角思維”有助於提倡價值中立(value-free judgment)的觀念[26]，並深化認識中國發展過程中的特殊性。
美國學者爲了合理解釋美國在20世紀迅速崛起的事實，曾提出“美國例外論” (American Exceptionism)，認爲美國獨特的地理位置(兩大洋保護、兩個弱國環繞)、幾乎不存在封建專制包袱、擁有取之不盡的西部土地、用之不竭的外國移民和黑奴、多元自由的宗教信仰、成功的美國革命和一部舉世無雙的美國憲法，這些因素都爲美國走出一條不同於歐洲常態的發展道路創造了先天條件[27]。一旦美國式的發展道路獲得了成功，所有不符合美國國情的傳統理論都受到了質疑和挑戰，並由此更新並創造了大量的新理論來解釋與理解美國的奇迹。這就是成功的魅力，更是理論之樹得以常青的動力。當然，筆者所提的“中國特殊論”與“美國例外論”有所不同，因爲“美國例外論” 也存在明顯的價值判斷，而且將它視爲一種模範和模式，成爲一條“美國式道路” ，要求其他國家仿效。而筆者提出的“中國特殊論”強調的是一種客觀事實和自主選擇，這種模式不應強加於他國。
特殊的中國發展道路呼喚著“中國特殊論”的誕生，而“中國特殊論”的探討或許有助於改寫和豐富現有的理論體系，使對“不入流”和非主流的“中國現象”的觀察分析成爲世界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
【作者說明】本文原稿是筆者新書《中國特殊論－中國發展的困惑和路徑》（紐約：科捷出版社2004年版）導論的一部分。
【注釋】
[1] “和平崛起論”首先由中共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於2003年11月3日提出，他在當時召開的“博鼇亞洲論壇”上發表了題爲“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講演。
[2]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er, 2000); Nicholas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Nicholas Kristof, “The China Threa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2003.
[3] 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Richard Ber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4] 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國的奇迹：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胡鞍鋼，“中國經濟增長的現狀、短期前景及長期趨勢”，《戰略與管理》（北京）1999年第3期。
[5] 康曉光，“中國特殊論──對中國大陸25年改革經驗的反思”，《戰略與管理》（北京）2003年第4期。
[6] Zhaohui Hong, “The Role of the Power-Capital Economy in Chinese Reform,” 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Fall 2002): 1-16.
[7] 單少傑，“爲什麽腐敗能讓老蔣垮臺而奈何老共不得？”參見《多維新聞網》（美國）（www.7chinesenewsnet.com），2003年12月22日。
[8] Zhaohui Hong, “Mapping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Spring 2004): 23-42.
[9]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Samantha F. Ravich, Marketization and Democracy: East Asian Exper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 (1) (1997): 155-83.
[11]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20.
[12] Bruce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 洪朝輝，“論社會權利的‘貧困’──中國城市貧困問題的根源與治理路徑”，《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2年第4期，頁5－30。
[14] 洪輝，“誰能告訴我？中國變局中的幾大疑惑”，《開放》（香港），2002年第1期，頁5－6。
[15] 洪朝輝，“中國農民土地權利的貧困”，《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4年第1期，頁51－76。
[16] Zhaohui Hong, “Reform of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and Local-Central Relations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Province,” Asian Thought &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3 (September-December 1998): 198-211; Zhaohui Hong and Hong Liang,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hina’s Corporate Government Reform,”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XXV (75) (September-December 2000): 304-21.
[17] Zhaohui Hong,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debtedness in China: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Asian Profile 33 (August 1998): 30-45.
[18] Zhaohui Hong and Hong Liang, “The Urban Factors and Transition of China’s Rural Surplus Labor,” Asian Profile (April 2000): 87-98.
[19] Zhaohui Hong, “Comparative Studies on Land Reform Advancement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sian Profile (October 1997): 1-23.
[20] Zhaohui Hong and Yi Su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sian Profile (February 2002): 1-11.
[21] Seymour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1-21; John Helliwell, “Empirical Linkage betwee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1994): 225-48; Yi Feng, “Democracy,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1997): 391-418.
[22]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7.
[23] Zhaohui Hong, “The Villager Committees and Rural Stability in China,” Asian Thought & Society (January-April 1998): 41-59.
[24] 洪朝輝，“‘中國特殊論’與大陸鄉村的政治文明”，《中共研究》（臺灣）2004年第5期，頁92－105。
[25] 龐樸，《一分爲三──中國傳統思想考釋》，海天出版社（深圳），1998年。
[26] 洪朝輝，“線性思維VS角形和圓形思維──觀察中國改革的不同視角”，載白春禮主編的《21世紀中國與可持續發展的挑戰研討會論文集》(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2000年)，頁30-33。
[27] Arnon Gutfel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The Effects of Plenty 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ortland, OR: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2);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 Edged Sword (New York: W.W. Norton, 1996); Siobh McEvoy-Levy,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Public Diplomac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2001); Deborah Madse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