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1日訊】鄧為到底何要開“六四”殺戒？此文可參照胡平“法拉奇再訪鄧小平──虛构的對話”來讀。
胡平先生“法拉奇再訪鄧小平──虛构的對話”一文值得細讀。此文寫于“六四”血案后不久，如作者所言，法拉奇當時不可能采訪鄧小平，“如果真有這樣一場采訪，無論是鄧小平，還是法拉奇，都未必會說出我所寫出的那些話。這當然是一篇虛构的對話，不過它可能激發人們進行一番實在的思考 ”
這或許是作者的謙詞。如果真有這樣的采訪，鄧當然會有所保留，即使要說，也會先將其轉變成中共的意識形態語言，不會那樣“赤裸裸”。但“赤裸”正是這篇虛构對話的意義所在，所謂“打開天窗說亮話”，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層層偽裝，倒也可以“直奔主題”，省去不少麻煩。因此，對話雖是虛构，但分量卻不輕，可以說是鄧的“真情告白”。“六四”后，中共若像其它共產政權一樣垮台，鄧小平上了特別法庭，面對法官和億万民眾，誰能保證他不會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說出對話里的那些話？因此，這也是鄧的“辯護詞”，只不過我們沒有給鄧小平這樣一個机會。
1、屠夫“后悔”
雖然“六四”后的這15年里，當局逐步將事件淡化，但始終未承認錯誤，那么私下里，中共后悔過嗎？當然是有的，只不過他們的“后悔”和我們的期待并不相同，甚至背道而馳。對話中，法拉奇問“你難道不認為你做錯了什么事了嗎? ”鄧回答：“我對我做過的事也不太滿意，但我只能那樣去做。”法拉奇追問“你只能那樣去做?你只能派坦克壓死和平的民眾，你只能追捕二十歲的孩子們到天涯海角? ”鄧未自己辯解“如果軍隊在四月二十七日那天就開槍，后來的事態就不至于如此嚴重了”，記者恍然大悟“原來如此!你不懊悔你殺錯了，你只懊悔你殺遲了! ”鄧接著說“如果鎮壓在所難免，早動手比晚動手好”。
我們盡可罵鄧小平嗜血如性，慘無人道，不過話說回來，拋開价值判斷，僅就事實層面而言，我相信鄧的“后悔”是“真心”的。畢竟沒有人是天生的屠夫，沒有人愿意自己被當作暴君而被世人唾罵。“六四”屠殺讓鄧小平空前孤立，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多年苦心經營的形象毀于一旦。這种情況下，鄧對自己當初的“容忍”感到“后悔”是很正常的事。“后悔”自己殺晚了，進而有“如果鎮壓在所難免，早動手比晚動手好”這樣的言論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然，我們可以說，如果鄧真的在乎自己的名譽和形象，那他完全可以不開槍，讓中共像東歐的專制政權一樣“順其自然”的垮台，這樣中國人民有了自由，而鄧也會因而流芳百世，何樂而不為？愿望當然是好的，但不要忘了，鄧小平不是戈爾巴喬夫，無論是當年“四個堅持”，還是對胡耀邦的廢黜，那可不是在保守派壓力下的“身不由己”、“口是心非”，而完全是鄧的真情。對鄧來說，“名譽”和“形象”是次要的，自己的絕對權力才是第一位。無論“六四”前，鄧如何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開明的一面，這些行為的前提都是維護自己的總舵主之位，所謂的“名譽”和“形象”都不過是依附于一党專政這張皮的几根毛，而現在你要鄧小平為了几根毛丟掉整張皮，他會答應嗎？這難道不比与虎謀皮更荒唐？
我猜“六四”后當局會這樣“反省”：第一、開槍無論如何都是正确的，都是必須的，如果我們不采取行動，政權早就易手了。第二、雖然我們經受住了考驗，但在胜利面前，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党的形象受到了極大的損害，在國際上很被動，國內的群眾也對我們不夠理解。党群關系、干群關系非常緊張，所以我們一方面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局面，一方面也要注意吸取教訓，以后一定要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決不可以讓他們發展壯大，如果迫不得已要動手，也要注意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盡量不要造成群死群傷的事件。
中共當局真是厲害，說到做到。這15年來真的沒有類似的事件了，有人因此得出結論中共進步了，不再動刀動槍了，也有人問“中共還會開槍嗎？”我的答案是中共沒有開槍不能說明它從良了，甚至可以說更殘暴了，原因很簡單：這15年的穩定顯然僅僅靠“六四”的威懾是做不到的，它必須要不斷地迫害，不斷地鎮壓，也就是用制造無數個小“六四”的方法來避免一個大“六四”的發生。將無數個小“六四”放在一起不比一個大六四更血腥更恐怖？至于中共還會不會開槍，只要是到生死抉擇的關頭，它照樣會像八九年那樣舉起屠刀，唯一的變化在于它再也沒有八九年那樣的運气了。
2、“不得已”真的是“不得已”
提到“后悔”，就會牽扯到“不得已”，這是一种為“六四”辯護的老掉牙的論調。鄧在對話中多次強調這一點，雖然這种論調不值一駁，不過若因此說鄧虛偽狡詐也實在是是冤枉了我們的“總設計師”。我相信鄧是真誠的，沒有撒謊。鄧确實沒有一看到學生游行就有了殺念，“四.二六”社論雖然將運動定性為“動亂”，但鄧后來顯然在一定程度上收回了圣旨，否則民運就不可能持續五十多天，“六四”屠殺也會變成“五四”慘案，据當年《南華早報》和《明報》透露，“四.二七”大游行之后，趙紫陽赶到北戴河見鄧小平，提議對學生采取軟辦法。鄧對趙說:“你所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穩定局面，…如果局勢穩住了，你可以執行你的方案，如果它可行的話，不必管我曾說過的話。”
這段史實應該是真實的，否則沒有鄧的同意或默許就不會有中共官方對運動的正面反應：五月四日趙紫陽在“亞銀”講話；五月十四日李鐵映、閻明复、尉建行与學生代表的直接對話；五月十六日閻明复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真誠表態；還有五月十七日、十八日官方媒體對民運的正面報道；及五月十八日李鵬与學生代表的對話以及對全國的實況轉播。
于是有了這樣的問題：“就算當初是‘形勢所逼’，是‘不得已’，那么事后呢?現在呢?難道你們不該努力做些什么去彌補彌補嗎。譬如給‘六四’受難者親屬一些經濟賠償，要說自己不便出面，政府不便出面，以別人的名義總是可以的吧?譬如以海外某華人或某洋人的名義，以這個或那個慈善机构的名義。”這种推理看上去正确，其實不然。中共既然可以說“六四”屠殺“不得已”，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利而采取的下下策。同樣的，它也可以說“六四”后這15年來的對自由的剝奪，對人權的踐踏也是“不得已”，如果不這樣做，我們的統治依然可以瞬間崩潰。不僅僅“六四”，不僅僅法輪功，中共這五十年來的一系列鎮壓也是“不得已”。
既然鄧小平六四開槍是“不得已”，那是不是意味著鄧無錯也無罪？當然不是！原因很簡單，中共的一系列“不得已”都建立在維護一党獨裁這一點上，而這本身就是十惡不赦的罪行，用中共自己的話說，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那一個又一個的“不得已”也不過是錯上加錯，罪上加罪。
3、此“穩定”非彼“穩定”
中共自毛去世后所犯下的諸多罪行中，十有八九是在“維護穩定”這塊招牌下進行的，“平息動亂，流一些血，可以換來全國一個長時期的穩定，這种代价是我們被迫付出的”，“我們恢复了秩序，沒有秩序，一切都談不上”，鄧小平如是說。
自中共高舉“穩定”牌始，海內外及中共党內的開明派也就開始了對這种“穩定論”的討伐，“你們說不過我們，我們打不過你們”，誰贏誰輸，顯而易見。不過，我倒覺得這种爭論是“關公戰秦瓊”的另一個版本。反對派當然說的對，保護人權只會促進穩定，而不是与此相反。中共說的也沒錯，沒有穩定，一切都談不上。那就奇怪了，這樣豈不矛盾？其實也不矛盾，因為雙方談的“穩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此“穩定”非彼“穩定”也。反對派眼中的“穩定”是常意，無須解釋，但如果以為中共也會這么定義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共哪有這么好？中共在它建党80多年，執政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上什么時候考慮過國家民族的利益？什么時候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出發點？抗戰？內戰？韓戰？歷次政治運動、階級清洗？文革？在中共獨裁者眼中，別說國家民族的前途，就是中共自己的未來也不當成一回事，在它們看來，只有權力，并且是絕對權力才是唯一的，其它都不重要。
弄清了這一點，許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就以香港問題為例，只要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普選對香港有百利而無一害，但中共為何還要千方百計的組繞破坏香港的民主化進程了？為何還要把原本簡單的問題复雜化了？原因并非中共領導人老眼昏花不懂世界大勢，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們太明白才做出這么多愚蠢而又卑劣的坏事，你想如果香港有朝一日真的民主了，那在香港中共還有什么搞頭？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就說過：“如果有了一億吨鋼，兩億吨鋼，但不是我們的，那有什么用?” 同樣的，對于今天的中共來說，即使香港真的繁榮穩定，但不再他們控制之中，那有什么用呢？
4、強盜邏輯流氓腔
和中共談人權談民主，談到最后中共理屈詞窮了，或者它就會做寬大狀，說“我也知道民主的好處，但是不行啊，在中國只有我們這一個政治實體，若開放必定天下打亂，所以還是從長計議為妙”。鄧小平更是負責任還指出了實行民主的害處：“我們要是承認了北京的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一周之內，全中國的上千所大學，也許還有中學，就統統會成立起自治會。一個月之內，什么工人自治會、農民自治會也都會紛紛成立。那時候，我們的各級政府就會癱瘓掉，共產党的權力就架空了。文化革命就是這樣的。”
對于這种論點，一句話概括：強盜邏輯流氓腔。說它是強盜很簡單，明明是你共產党實行獨裁，柯斷了權利，而我們改革的目的恰恰是徹底根除這一弊端，現在倒好了，專制的惡果反倒增加了極權制度的合理性，并進一步成了抵制變革的理由，這難道不是強盜邏輯？說中共是流氓邏輯也不复雜，中國民眾大都不希望國家分裂，在加上文革的恐怖記憶對“亂”有天生的恐懼，西方人說“無政府胜過坏政府”，而大多數中國人則將這句話反過來說“坏政府好過無政府”，而中共就是利用這一點對追求自由的中國民眾進行恐嚇。鄧的話分明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脅，它的潛台詞是；“怎么樣？怕了吧，還是乖乖的听老子的話，否則有你好受的。”
5、鄧小平的“咒語”
“六四”屠殺舉世震惊，屠殺過后的大清洗大逮捕更是讓許多親共人士都看不下去，鄧不惜与全世界為敵為的是什么？說是為了對付几個“娃娃”或恢复“秩序”恐怕誰也不相信，說是防止出現政變，也不全對，那總設計師還想設計什么呢？
我看過一部電影，大意是：一個女學生因和父親鬧了矛盾，离家出走，在外流浪的日子里，認識了几個流氓，后來在街上父親遇到了与那些流氓一起逛街的女儿，女儿也有點想回家，但又不好意思說出口；父親的情況也差不多。在這關鍵時刻，那些流氓卻咒罵父親，接著還痛打了他，女孩看到這种場面不知所措，被流氓拉走了。后來，一個下手問老大出手為何這么重，老大回答：這樣我們就斷了女孩的退路，她就跟定了我們。
鄧的心思和這位老大差不多，他的屠刀不僅要徹底摧毀民間的反對力量，更是要杜絕今后党內民主變革的可能，毛要防止出現赫魯曉夫，鄧難道就沒想過趙紫陽是睡在他身邊的戈爾巴喬夫？鄧的屠殺即把中國逼上了經濟開放，政治收緊的絕路，也把中共自己逼上了梁山。“六四”的罪惡及中共在過去半個世紀所累計的罪孽，使得以后的領導人即使意識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也只能自動回避，如鄧在采訪中所說“我們就是要封死這种可能性。免得日后党內再有人搞自由化。誰還能搞自由化?誰要想出來做好人，為‘六四’事件翻案，他只會引發反對共產党的大洪水，把自己也給沖翻掉。今后在台上的人，誰也不敢冒那個險，只好老老實實地照我們的路線走下去”。這樣，在鄧小平咒語的保駕護航下，中國這艘巨輪也只好義無反顧的朝冰山駛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將總設計師這項桂冠頒發給鄧小平倒是實事求是。
今年八月是鄧的百年誕辰，中共的高調紀念是意料之中的事，一是出于它們的本性，二是他們确實感謝鄧小平。沒有鄧，專制政權早就灰飛煙滅了，哪有他們耀武揚威的份？民間正面多于負面的評价也可以說是“正常”，這么多年党的教育可沒白受，在加上經濟的繁榮及中共對不同聲音的打壓，不是這樣才怪了。
但這些只是一個極權國家表面的暫時的現象，我的態度很樂觀，等到中共按照鄧總設計師設計出來的死亡路線圖走到山窮水盡那一步、等到普通民眾逐步恢复了對歷史真相的判斷之時，鄧小平也就該回到他自己為自己挖好的墓地了，共產極權也就曲終人散了，我唯一的擔心就是鄧小平的墓地是否也是中國的墓地？
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200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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