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2日訊】3、共產黨政權罪惡滔天（執政史）
解放軍將士們，朋友們：
通過以上介紹，我們看到共產黨在野的時候是怎麼幹，現在來看看共黨是怎麼執政，他們拿政權幹了些什麼。從在野到執政，地位、條件變了，行為質量卻不變，這是為什麼？就因鑄就共產黨人的那個心靈是仇恨和殘酷，無論外部條件怎麼懸殊，支配他們的觀念不除他們就不可能放下屠刀。而只要“共產”做黨的限制成份，那它的觀念就除不掉，它就不可能脫胎換骨，“共產”這個詞實乃共產黨的罪惡之源！
將士們，朋友們：
說起來，這共產黨真正的理念乃是“把玩政權”，他們把政權當成陪自己取樂的玩偶，任興之所至，情之所發，隨時隨地的造出各種玩法；國民呢，只被看做是可拿來嘗給陪他們取樂的政權的獎品。在他們想來，政權陪伴他們取樂也多有辛苦，隨主人高了興隨手扔上十萬八萬的人命，讓政權打打牙祭，犒勞犒勞，養糧畜銳，攢足了勁好培育下一回更瘋狂的玩法。
在沒有政權時，他們把人民當炮灰，騙著，驅趕著為他們賣命。
等政權搶到手，就不滿足只對權力的單純佔有了，他們就積心處慮地生著法兒拿政權做實驗、遊戲，以求取各式各樣的滿足、歡樂。他們只關心國家在國際中地位的強與霸，為了這種強與霸，正天冥思苦索地想：怎麼通過對人的屠宰把政權喂肥養壯。許多論者說共產黨不關心國民，其實錯了！他們只是不關心人民的活，卻很關心怎樣把人命當成潤滑政權的油劑。
在共產黨的觀念裏：世界就是以他們為一方，以政權為另一方。人民根本沒進入他們的視野，只是他們用於與政權買賣交易，與政權相賭博的本錢，為買得政權陪他們玩好玩舒坦，就拿人命來保養政權，做為政權永屬他們的代價。所以在他們只把人的生命看成所耗成本的大小，哪有什麼冤不冤？—-他們內心世界裏就不存在國民這個概念，老百姓在他們心裏根本就沒取得獨立性，他們把國民理解成屬於他們的財產，或用來餵養政權的飼料，哪來人的尊嚴？他們把殺人只當做
是在投自己的資，化自己的錢，理所當然，他們哪還知人命關不關天，哪還有人死的冤不冤這個觀念。
共產黨只有鬥爭這一根弦，一個觀念，他們的知慧只有在被鬥爭包裹著、牽制之下才能運用。他們的鬥爭就像基督徒的上帝一樣無比神聖。
人不過是他們心靈中用於成全鬥爭的材料，血流幾條河，骨壘幾垛山，那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因為他們始終沒能問問自己，這“鬥爭”算什麼東西，竟比人命還尊貴？共產黨們既被鬥爭牽著鼻子走，就沒有機會把鬥爭當作認識物件加以考問：“鬥爭”與人類本質是什麼關係？
這世界上存在的是生命呢還是鬥爭？這是他們從來沒清醒的。所以伴隨對政權的奪取，始終也沒有停止過鎮壓，不是清匪就是剿霸，像篦頭髮一樣，哪里有網可漏？即使這樣還覺不過癮，剛剛奠定政權三個月，五0年一上手就同時發動了“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大運動。須知：這是經歷了清王朝滅亡，軍閥割據、民主革命、抗日戰爭、內戰，半個多世紀的戰火蹂躪的民族所可能承受的嗎？這卻不是他們所想的。
從他們盤據在安延，就未曾間斷地向他們各根據地、各分局、各大員發出土改、分配、鬥爭的指示，每占新區，馬上伴有這方面的檔，立馬行動。查毛澤東選集，四七、四八、四九三年中有多少這方面的記錄，可連口氣都不讓喘，五0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就發出《關於在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運動準備工作》的指示；六月的七屆三中全會就討論“新區的土地制度”；六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時府就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上寫著：“……二、新區土地改革應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打擊地主，中立富農。又要分幾個步驟：首先打擊大地主，然後打擊其他地主。
對於惡霸和非惡霸，對於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區別。總的打擊面，一般不超過戶數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反動分子必須鎮壓。”。“……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數的百分之十。”
將士們，朋友們：請務必注意：
這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都是名詞，凡名詞都揭示事實—-是質量概念。
是據於所占土地多少，出租多少才能評定，可這毛澤東卻用人口分佈的比重來界定地主，這是何等的蠻橫，哪還講什麼常理公理？這哪是劃成份，分明是確定殺人整人的數量嘛！—-對這些檔做還原，就揭證共產主義是建立在血泊上的強權！我見過的就有既沒有土地，也不出租的地主，何哉？—-得湊夠人數呀？可見共產黨要製造的是鬥爭氣氛這樣一種秩序背景，他們並不管劃的地主是真是假，他們要的是只管給我劃。
入關前的林彪道出了個中奧妙，當部下向他報告傷亡時，他立刻打斷：
我不管這些，我只問攻下來沒有。後來陶鑄在廣東說了：（指地主、反革命）我要數字！
可見共產黨的醉翁之意是把鬥爭做成社會秩序的恒常態，只要把人驅趕到鬥爭中，使生活在無盡的恐怖裏，不敢對政權的罪惡提出異議，那就行了。他們並不問被鬥的人屈不屈、冤不冤、慘不慘，鬥的對不對，鬥爭的青紅還是皂白，他們只要人們天天鬥，天天死人，時時有淒慘呼叫，天天有血在流，他們就滿意了。他們只是借鬥爭來威脅人們不得有要求，不得說實話。
毛賊竟能說“不能搞和平土改，不能搞恩賜，要組織農民通過鬥爭奪回土地，要與地主階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土改不是對著土地的嗎，對人的迫害殘殺那就不叫土改而叫人改了—-毛澤東這些話揭露的就是他們是故意鼓勵人們搞酷刑，挑撥人間仇恨，製造人間悲劇。
人能叫做人，不就因為有個腦袋能思想，有張嘴巴有個舌能把所思交流於他人嗎？階級本來是因理性才能看到，既是理性的問題為什麼不在理裏理順，偏要用奪取生命來壓平？—-可見共產黨是些冷血的東西，對人的不幸與痛苦有特別的嗜好，是以讓人不幸為自已樂趣的。
鬥爭、打擊、鎮壓，都不是天然合法的概念，因它們是中性；政治學卻是經受了倫理而獲的呀！政治是理裏的政治—-
人是在理裏而言政治，把某一持定的理則命名為政治，說白了就是：政治就是講理，在理裏才有政治。
所以，政治內的每個概念都必須在自身包含合法性。比如—-“懲罰”，就指示出被懲罰者犯有罪行在先，對之採取的“措施”在後，壓迫是基於他有罪行，不是無辜加之。但鬥爭、打擊、鎮壓只表示實施強力於對象，並不問三七二十幾？不問所以然，只要所然，不問有辜還是無辜，不是出自倫理。
人又不是為了受打擊、遭鎮壓才出生的，憑什麼要對人實施打擊？！
共產黨的鬥爭、打擊、鎮壓都不是基於既往（人有沒有罪），而是為了保證未來（自己不被推翻）。可見“共產”就不是個倫理概念，共產黨就不是一幫講理的東西，它倡導的是只須恃力，不必講理。
共產黨就是不講理黨。
他們不加定語的強調對人實施鬥爭、打擊、鎮壓就揭示出他們心靈的陰暗惡毒。是列寧把國家解釋為階級壓迫的工具所導致的理性歪曲。
人類為什麼普遍地向望憲政？就因憲政出於理據於理，能使公權（或公器）處於制約中。而無產階級（或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革命的需要、鎮壓、嚴厲鎮壓、打擊、無情打擊……這些都是公器概念，卻不處在合理原則的限制中。既然理性就是出於理，據於理，怎麼可以設想不在理性限制中成立公器呢？共產黨不要背景的限制怎麼能不在實踐上導致權力的亂用濫用呢？
讓我們來看看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兩個著名的大案：“高鐵君反革命案”和“《徐秋影案件》的邵玉魁特務案”。令人髮指！
A、高鐵君案：
高鐵君是抗戰前的無為縣縣長，蕪湖專員，人稱“高青天”，救助過許多遇難的共產黨員，有恩於共產黨。四九年中共渡江戰役時，他為保護蕪湖一帶老小不受戰火蹂躪，就出面為解放軍與國軍守江的二十軍牽線談判，達成協定：二十軍撤堤撤防，讓共軍過江；共軍保證不傷害沿堤父老，保證二十軍將士人身安全。二十軍軍長楊剛才將軍接受協定，命令部隊放棄沿江防線，中共得以渡江。但過了江的共產黨立即翻臉不認人，大肆屠殺幫他們過江的二十軍官兵，軍長楊剛才深感對兄弟們不起，羞愧難擋，拔槍殺死全家而後自殺（伯夷之清）。
膽義腸俠的高鐵君慚愧的難以自容，認是自己害了楊剛才和二十軍將士，就用自己的壽材裝斂了楊將軍。這可若惱了共產黨，鎮反時將其逮捕判處死刑。高鐵君為人正直高潔，招致數百名人請願俱保，共產黨是幹什麼的，它才不管你冤不冤屈不屈，你俱保吧，它就把這些俱保的人一同當成反革命辦了集團案，大多數人一起被殺，這案子殺上百人呀，有少數被判刑關押。
B、《徐秋影案件》
中國家喻戶曉的《徐秋影案件》，是一個錯殺一家三條人，錯判許多無辜的大冤案，電影中的主角—-邵玉魁坐了二十八年大牢，八十年代才得以平反，平反後共產黨還把《徐秋影案件》當做階級教育的經典影片在九十年代巡映，八十多歲的邵老人一再抗議，才由丁關根出面取消了這部電影。
這一案子的真相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哈爾濱市鐵路旁發現一青年女屍，是搶殺，偵察發現是文教局秘書，從她衣袋裏搜出的筆記本上有路名門牌，恰是邵玉魁家的，就這麼個“線索”，這是唯一的“證據”，就把人家大大小小全辦成特務，處決了她兩個弟弟，一個妹夫……邵玉魁申訴了二十八年。二百多名辦案人員，人人都明知是冤案，卻又煞有介事的當真案去辦，兩次聯合復查都已認定是冤案，同意平反，卻無人敢於做主糾正，一拖再拖，這是人幹的事嗎？
可共產黨就專幹此類勾當，並以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經過寬大處理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份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當殺者立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勞改者應逮捕監禁加以改造。”—-這共產黨真有殺人的癮！
到匈牙利人民起來反對共產黨，毛澤東還高人一招地說：就因我們鎮壓的徹底才沒出現匈牙利的事，共產黨是“愛人民”還是愛獨裁他的話也就清清楚楚。
C、陶鑄的廣東土改鎮反
廣東的土改、鎮反在葉劍英手裏還算有尺有寸，老葉這個人做事有數，老葉有花心但不是忍人。可老毛把葉劍英、方方掌握下的廣東土改、鎮反看成是全國的三個烏龜中的一個（廣西、福建），毛澤東就把在廣西殺紅了眼的陶鑄調到廣東，去出任華南第四書記（卻主持工作）。
從趙紫陽的一些言談裏可以窺出：南霸天陶鑄倒不像是人品上的邪或惡，而是做事沒有數，是肄無忌憚，陶鑄在共產黨裏，其心狠手毒並不亞於“四人幫”，他殺了廣西殺廣東，是中共最能殺人的封疆大吏，康生折磨人有癮，陶鑄對成片地殺有癮。他不僅濫殺百姓，在殺紅了眼時連許多他自己的鎮反幹部也當成反革命殺掉。
經典之處在于陶鑄要數位！他第一次的會議就講：
“將整頓的重點放在縣區幹部身上。”
“要大張旗鼓，雷厲岡行，要數字。”
“違法亂紀的惡霸分子、腐敗分子、包庇地主分子、不純分子，一定要挖出來，根據程度的不同，分別處理，一開除，二逮捕，三槍決。”。“犧牲少數，教育大多數。”—-
（他不問是對是錯，是真是假，只要殺人的數字。無疑就是：多殺就行！）
在一次幹部交待自身問題的會上，陶鑄聽了恩平縣三區區長顧江交待了自己的貪污後又批評松子嶺殺人案處理過重（這個人是批評殺人太多）—-案情是：“五0年八月松子嶺一回家過節的商人被人暗殺，公安局偵察破了案（搶劫害命），由初法到中法依法判三主犯死刑，五從犯判有期徒刑”。那個急等著找典型向毛澤東討好的陶鑄，立刻來了靈感，把被害的商人改成地主，就變成是異己分子幹部幫地主殺害農民搞階級報復：
他說“把這些殺害農民的罪犯拿到農民中去鬥爭，以此來恢復群眾的鬥爭情緒。挽回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中的威信。”。
結果他把他們自己的公安局長、法院負責人許多人都當異己分子保護地主槍斃了，還判了縣長鄭鼎諾的死刑，幸虧經吳有恆在葉劍英面前的力爭才改為五年徒刑—-那位又是“人生”又是“情操”的南霸天競是如此一個殘暴無人性的閻君。他不問殺的是真反革命還是假反革命，他只管有人可殺，多殺。借此可證這“共產”做為一個理道，就是個不要公理，不問道理上通與不通，只問手段狠不恨、慘不慘。可證—-共產黨就是不講理的黨！
D、共產黨的鬥爭地主
至於對地主是怎麼個鬥法，我們來看一位作家的記述：“除在鬥爭會上殘酷鬥爭，工作隊和貧協隨時可到被定為地主的人家去施行人身侵犯，寒冬臘月，把一家老小叫出來，只穿內褲，在凜冽的塞風中用竹批抽打。”。這位作者鄰村的一個“地主”有五個女兒，包括未成年的，都被查夜的貪協們當著她們父母施暴強姦。—-這是偉大領袖的到小姐、媳婦牙床上的滾一滾的倡導。
孰可忍，孰不可忍！
廣東潮陽縣一個池塘天天有浮屍。
國民革命元勳俞振飛將軍，誠心擁護共黨，積極參加工作，被推舉為鎮反委員會主任，誰知鎮反委員競把主任抓起來，一周就判了死刑。他的兒子還是共軍師政委，卻救不了自己的爸爸，被軍政委叫去做思想說服：要他“端正認識，經受組織考驗”，好一個考驗，把人家腦袋砍了來考驗人家兒子忠不忠，真是一幫希恃勒加史達林，這案子直到八十年代後期才平反。
領袖趙紫陽的老爸也是由他們那無比光榮正確的黨砍下腦袋。鄧小平老婆的親人（見陳泱潮那些文章），周恩來他弟弟的岳父都是共產黨濫殺的，連周恩來自己的幹女兒兼情人孫維世也是由周親簽逮捕令，被秦城監獄的警察們打死的。這是何等的離奇，何等荒唐野蠻！
我在監獄時讀報見鎮反時河北一位共產黨的軍職幹部無緣無故的成了反革命，被判重刑（羅瑞卿所為），喊冤上訪到九十年代才得平反。
讓我來說件自己親眼所見的事：四八年青島曾發生一次軍火庫爆炸，不久我家就遷國民黨軍火庫舊址來住，周邊房倒屋塌，可以藏垢的汙。
總共三四家人，周圍一些女人就常到那裏說悄悄話，那時來了一家人，找了個破屋框住下，一個老太太，有兩男人，有個大閨女，後來不少周圍的閨女們也去，五、六歲的我也跟著她們，她們阿屎尿尿也不避我，有時也在屋框裏脫衣服，這家後來的人那閨女常哭，有一回他脫了衣服讓人看，胸前，特別是乳房前被燒的一塊一塊的，她說民兵們把她摁地下，用煙頭，用一把一把的香來燒她，她看著自己的父親和大哥被他們用大钁、二齒活活砍死了，把他們全家掃地出了門，他們討飯逃到青島……我媽讓我喊老太太為于奶奶，喊這個閨女姑姑，當時她可能十六、七歲吧。她是否被強姦我沒記憶，她那奶子被燒的還沒全愈，好嚇人我可記住了！
解放軍將士們：
你們知道嗎，你們的元帥賀龍在臨死前說的是句什麼話？他說：“老子要活著，非拉隊伍反共不可！”
他的遭遇教導他做出新的選擇：反共有理！可惜晚了。
反共才是國家和人民的出路！
後來我被爺爺奶奶弄到他們膝下，常聽兩個奶奶（另一個是二爺爺的老婆，那個爺爺死了）嘮叨：幸虧（說那個爺爺）死的早，要不還不活治被打死，我奶奶說：“俺兄弟真有福，年輕輕的就死了，幸虧死了！”當時不解，早早死了還有福？原來他家是地主，二爺爺還是地方國民黨的創建人，活著肯定不得好死。
將士們：
我請求你們去調查調查中共精心設計的地主階級的“代表”____劉文彩；牟二黑子；黃世人……哪有一點兒真影子？那劉文彩是個大善人，那牟二黑子是明朝宰相，竟被共產黨發掘成階級教育展覽教材的“反動地主”（譚啟龍的傑作），《白毛女》呢？是流傳在河北的神話傳說，既沒有黃世人也不占地主的邊，共產黨把些作家關屋裏硬逼他們照黨的指令瞎編亂造成地主對人民的壓迫……這共產黨吹牛從來也不要譜兒。[按：後來共產黨公開承認劉文采和收租院是假的，也沒有水牢，但捏造假材料，編造自己坐水牢的人，被升官的，官照當。
——網路文摘編者2004-9-11日
E、共產黨的政治運動套著運動
抗美援朝可以說是煞有介事，明明是史達林唆使瘋子金日成南侵，共產黨卻非說美國侵略，造謠美軍轟炸東北，侵犯中國。內戰剛剛結束，他們就拿幾十萬兒女的生命去為金日成的侵略填彈坑，殺幾百萬同胞聚攥錢財，從民眾嘴裏奪下口糧去買飛機槍炮，一隻手在國內鬥地主，殺人，勒索金錢，一隻手把勒索的民脂民膏連同青年們的生命一道扔到朝鮮，幾十萬兒女的生命啊，共產黨連眼都不眨一眨。這場戰爭為的什麼？連他們自已也說不清。
說美國發動細菌戰，這是周思來造的謠，毛周共謀的欺世大謊。用三十萬人的生命來溫暖他們的虛榮心，何等的無恥！何等的殘忍！
可是，許多志願軍被俘人員競被當成罪犯，長期遭受他們黨的迫害，有的長期被關押，有的人討飯終生。打仗還有不被俘的？被俘就成了歷史問題？
三大運動的進程中，共產黨還插上“三反五反”，毛澤東說：“在全國大中城市展開‘對違法資產階級的大規摸的和堅決的鬥爭，應把‘三反’‘五反’運動看的同鎮壓反革命運動同樣重要。”。
“全國需要槍斃一萬至兒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解放軍將士們：
什麼都要靠“殺上多少萬”來解決問題，那人生還有什麼意義？我們應該省悟到：毛澤東、共產黨就是基於自己有殺人折磨人的癮頭來發動左一個右一個的運動的，這個運動還設結束，後邊的運動早就等在那裏了。在上述運動還未收尾的五二年，中共又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五三年提出農業合作化醞釀；統購統銷兩大運動，到五四年就展開全面實施。
這打土豪分田地真是一場騙局—-貧下中農們靠打人殺人奪來的土地總共不到二年半，還未坐熱屁股，就合作化到了國家手裏。對反革命的鎮壓還沒完全完：五五年就發動了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並且轉變為“肅清暗藏反革命”的全國運動；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五六年剛剛結束就發動了五七年的整鳳—-進而變成“引蛇出洞”的“陽謀”—-反右派鬥爭；五八年發動勞民傷財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社會主義總路線”；五九年就發生廬山反右傾；反右補課，跟上來就是吹牛造成的大饑荒，幾千萬的人被餓死；六二年剛有轉機，六三年就又重提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開始了社教；社教還早著，六四，六五年就開始了文化革命的軟環境準備，六六年正式發動……如果毛澤東不是流氓陰謀家，他怎麼會說出“引蛇出洞”呢？
須知這“引”字是一種用心，是動詞，是為讓人上當而取的智慧預謀，是對構陷對像的先予計畫，是出於整人。如果毛澤東不在自已心裏潛意地承認自己狠毒無恥，他是不會說出“陽謀”的。“陽謀”是對自已的陰險預謀做出承認條件下的有恃無恐，是流氓嘴臉的攻擊。是黨性的毛澤東對人性一面的毛澤東所做的理屈詞窮的反攻性辯護。
它明目張膽地告訴世界：我們共產黨就是流氓，流氓怕誰？流氓怕過什麼？誰要說實話，誰要講公道，共產黨是決不會手軟的—-因為實話、公道，實質上就是人之所是，那個人都可能一不留神說了出來。
讓實話上升為普遍，共產黨還怎麼往下存在？他們只有通過迫害說實話的人，才能剷除實話，“陽謀”就封了人民的嘴，使權力不受制約可以為所欲為，誰一旦說了實話，就要你的小命。即使恐怖讓大家都封了嘴，共產黨也還要拉出一些來鬥鬥殺殺，以維持對國民的恐怖。
毛澤東自比秦皇就是他流氓的自證，他就用強力摧垮了人類倫理。把社會推上了一個人人躲避打擊，人人靠撤謊來避難的水平。
E、在大躍進、三面紅旗下餓死多少人？
我當時剛上初中，學不上，天天煉鋼鐵，黨員老師押著右派老師鬥，我們都特別同情一個右派老師，不是出於政治，那時什麼都還不懂，而是因他長的太善良，太漂亮，太美，後來他自殺了。黨員老師押著他們挖墳、砸鍋，挖大糞……
學生們則淘沙，拍鉗蝸……秋收時節，大片的包米、穀子、地瓜都爛到地裏，無論是市民、學生、農民卻都拉著風匣“煉鋼”，那時興“號外”、“報喜”，高中部也不知怎麼弄了塊粉筆那麼大的“綱條”，就向省裏報喜，有個老師不知與什麼人說了句：那兩汽車做飯的鍋可比那點東西貴多啦，這就惹下了大禍，正天挨鬥，成了“白旗”。大躍進所破壞的生產力，到五九年就開始顯露，六0年簡直要活不下去。
將士們，朋友們：
你們怕不知道我們這輩人是怎麼熬過來的：我們上學，吃花生皮，樹皮，同學們跑附近菜地裏偷波萊，拔一把，上面全是屎尿，顧不得看就往到嘴裏塞，去偷剛長出的苞米棒，爬馬路旁的洋槐樹上吃葉子……
有天早上看一家商店門前圍許多人，一看，是個十一、二歲的死男孩，售貨員說，她值班早來，打開商店門，誰知裏邊地上躺個孩子，爬起來向她要水喝，喝著喝著就死了。原來這孩子是晚上溜了進去，爬在櫃檯底，人家都走了他就偷吃，吃的太多一喝水就死了。滿街的孩子都孕婦一樣挺個大肚子，木柴似的兩條小腿……這方面的回憶、記載多如牛毛，不須我來介紹。那三年究競餓死多少人？共產黨不解密檔案誰也說不準，至少不會低於二千萬。這是二千萬條人命阿！就為共產黨毛澤東們過過吹牛的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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