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1日訊】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主體的多元化是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當整個社會利益階層分化以後，國家必須爲不同階層和不同利益主體提供解決糾紛的渠道和進行利益分配的平臺。現在，人員的自由流動只是表像，而最本質的原因是，在承認市場主體獨立人格的同時，國家制定了一系列尊重人權、保護財産的法律規則。可以說，社會流動速度的加快，是市場經濟的結果，而不是穩定的原因。
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極不穩定的時期，沒有任何一條防線能夠絕對有效地防止社會局部性的動蕩和災難突然爆發。作爲學者，在這樣的時代，更應該居安思危，尖銳地指出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重重危機，找出影響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進而提出改進政府決策的合理化建議。
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國家課題組公佈了最新的研究成果。這份研究報告提出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中國貧富差距已經遠遠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中國爲什麽沒有出現整體性的動蕩？
課題組給出了一個答案：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動蕩，是因爲中國存在著一個不同階層相互轉化的平臺。譬如，農村村民可以通過上學、參軍、經商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整個社會才會處在一個有矛盾但是又相對穩定的局面。應該說，這是一個充滿挑戰性的問題，課題組給出的答案也確實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是，如果僅僅因爲社會上存在著人員自由流動的現象，就用來說明整個社會存在著穩定的結構，道理未免過於簡單一些。中國古代也有跨階層的流動，例如，農民可以通過讀書進入仕途，成爲統治者。但是，在中國古代仍然會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暴亂。
看來，這種通過現象來解釋現象的做法，未必能夠獲得科學的答案。中國當前的社會關係是否穩定，在正常的背後是否存在著緊張關係，都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如果前提假定錯誤，那麽，未必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如果與中國任何一個朝代更叠的戰亂時期相比，當代中國毫無疑問是最穩定的時期；如果與曆史上食不果腹餓殍遍野的年代相比，當代中國毫無疑問是最富足的時期。但是，在穩定和富足的背後，是整個社會階層的劇烈分化，以及分化後所産生的深刻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尚不足以通過戰爭或者其它的暴力形式加以解決。但是，正因爲矛盾有著普遍性和複雜性，所以，解決起來才分外困難。如果以爲當代中國是一個穩定的結構，那麽，由於前提發生了錯誤，得出的結論也就值得商榷了。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主體的多元化是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當整個社會利益階層分化以後，國家必須爲不同階層和不同利益主體提供解決糾紛的渠道和進行利益分配的平臺。現在，人員的自由流動只是表像，而最本質的原因是，在承認市場主體獨立人格的同時，國家制定了一系列尊重人權、保護財産的法律規則。可以說，社會流動速度的加快，是市場經濟的結果，而不是穩定的原因。相反地，在整個社會大流動的時代，我們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衝突，如果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那麽，穩定的局面就不復存在了。
從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動態的不穩定相對於靜態的穩定也是一種進步。不同利益主體之間進行著正常的交易，恰恰能夠消解人們心中的恐懼和焦慮。所以，動起來比靜止不動，更有利於社會的穩定。當然，在交易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利益的失衡現象，如果當事人通過協商不能解決問題，那麽，必需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和司法救濟程式，只有這樣，才能及時地化解矛盾。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當代表面上的穩定，其實掩蓋了許多不穩定的因素，譬如，我們的立法工作還缺乏透明度，我們的執法還存在著許多隨意性，我們的司法腐敗現象還非常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沈浸在對歌舞升平的“盛世”迷戀之中，必然會出現判斷上的失誤。
坦率地說，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極不穩定的時期，沒有任何一條防線能夠絕對有效地防止社會局部性的動蕩和災難突然爆發。作爲學者，在這樣的時代，更應該居安思危，尖銳地指出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重重危機，找出影響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進而提出改進政府決策的合理化建議。
我們注意到，近一段時間，“盛世”之說甚囂塵上。甚至有人大膽提出，中國現在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從中國歷史發展的縱坐標來看，確實如此，但是，如果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觀察，就會發現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從周邊到全球，一個又一個動蕩的社會熱點包圍著我們，我們在對外交往過程中面臨著越來越複雜的局面。在我國內部，貧富之間差距的逐漸拉大和經濟結構調整中所面臨的利益失衡問題，都讓中國未來的發展充滿了變數。如果我們不能想方設法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問題，那麽，在社會矛盾積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然會突然性地出現社會動蕩。
我們在進行學術研究時，不能想當然地提出問題，然後又想當然地找出論據，支援自己的結論。我們必須在興盛中看到危機，在風平浪靜的水面看到洶湧的暗流。否則，我們的學術研究不但不能造福於社會，反而會給社會帶來嚴重的危害。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