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翻開友琴寄給我的《文革受難者──關于迫害、監禁与殺戮的尋訪實錄》，一連串黑框白字的死難者名字迎面扑來。
不久前，在紀念去世的波蘭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沃什時，我提到他的一首詩，－－《一個可怜的基督徒對猶太人區的看法》。在這首挽歌式的作品里，米沃什描寫一個基督徒在華沙的廢墟上，清點大屠殺的死亡人數：
“他碰到埋葬的尸體，數一數，繼續推進，/ 他辨別人的骨灰，以其發亮的气氳，/ 辨別每一個人的骨灰，以不同部分的光譜。”
二十余年來，中國文革遺留下來的遍地冤墳，至今暗影憧憧。一位不是基督徒卻深具宗教精神的女性，二十余年如一日，付出大量心血，忍受著孤獨和誤解，堅持不懈地清點那些被人遺忘的冤死者人數，貢獻給我們這樣一份凝重的名單。
就像一曲遙遠的挽歌，這份名單讓我們追怀死者、思考今天。打開這本厚重的書，仿佛回到少年時代，我的目光忽然盯住了一張張女性的照片－－一個個死于文革的女教師、女醫生、女干部、……。
－－那不是我的母親嗎？那六十年代朴素的穿著，那六十年代簡單的發型，以及那六十年代無辜者淳厚的眼神。
我想起了我母親脖子上的那條疤痕。和友琴名單中的女性命運相似，我的母親－－一位中學教師，在1968年那個血腥的時代，因為刻鋼板寫錯了一個字，把“毛主席万壽無疆”寫成“無壽無疆”，自知再也經受不起無休無止的殘酷批斗，她選擇了上吊自殺。
她是怎么被人救下來的？在做出自殺的決定之前，她經歷過什么樣的折磨和心靈痛苦？這些我至今仍一無所知。我只知道，當時父母在學校遭批斗，把我送到大哥下放的農場躲避，有一天，大哥突然匆匆外出，因為我還小，他什么也不肯對我說。我從農場其他知青的閑談中得知，母親因寫錯字對毛主席不敬，畏罪自殺未遂，正在醫院里急救。
以后我見到母親，發現她的脖子上多了一條疤痕。我沒有問，她也從不告訴我那條疤痕的來歷。我們只知道她活下來就好，父母兄妹之間忌諱談這件事，于是，大家假裝什么也不曾發生。
僥幸逃出王友琴搜集的名單，我的母親今天在安享晚年。她儿孫滿堂，我們正在准備祝賀她八十大壽生日。而王友琴書中的那些女性－－我母親的同命運者，卻沒有這份幸運，她們不是被人活活打死，就是被逼得墮樓、跳水、上吊而死。
她們－－那個年代的犧牲者，在照片里微笑著、沉默著，專注地凝視著我們，遙遠而又親近。作為歷史的義工，一字一句，王友琴寫出她們的悲慘遭遇，喚醒了我少年時代的記憶－－我其實無權忘記的母親文革自殺事件。
一晃三十四年過去，時間無情流失，那么多美好而有价值的生命逝去了，而王友琴的名單，卻使逝去的一切重現，并使她們獲得永生。
王友琴的名單是一曲挽歌，卻又不僅僅是悲慟死者的挽歌，它更是一個民族蘇醒的序曲。
對于我們這些存心忘卻的人，我們這些冷漠而麻木的人，王友琴的名單具有精神拯救的意義。
大紀元首發 轉載請注明大紀元。(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