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9日訊】統計是以資料形式反映世界面貌的工具。它的公信力在於客觀、準確，失去這個品質也就失去它的價值，成爲誤導用者的假貨。當然，由於世界複雜、多變，也由於統計方法的設計缺欠和統計工具的技術局限，其成果只能是近似的描摹和趨勢的顯現，成爲真實的一定程度的反映，絕不是故意造假以欺世騙人，這種區別應該分清。中國大陸的統計資料不少屬於後者，資料真中有假，假中摻真，歪曲真實面貌，久爲學者詬病。這裏舉兩個例子略加分析。
（一） 糧食産量幾經折騰
1957年鎮壓敢說真話的右派，1958年迎來到處謊言的“大躍進”。按當局設想，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打垮右派，必然促進“生産戰線”大飛躍，迎來經濟的輝煌碩果。這一設想立即轉爲層層督促的組織措施，於是基層紛紛放射高産“衛星”。1958年7、8、9三個月，《人民日報》宣佈水稻畝産3萬、4萬、5萬、6萬直到13萬斤，小麥畝産5千、6千、7千直到8千斤，該報自豪地認爲，今後“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産多少就可以生産多少糧食出來”。政界上下歡呼雀躍。然而，這一切不過是狂想曲。河北省徐水縣的狂想是：用狗肉湯澆地，畝産山藥120萬斤、白菜一棵500斤。有人問縣委書記：能達到嗎？書記承認達不到。“那爲什麽這麽喊？”“要緊跟形勢，不跟形勢就完蛋了。”就是說，徐水的表演是爲糊弄上級，騙取信任，以求生存，兼牟發展，這是當時宦者的普遍心計。由此，謊言詭計形成一種語境，一種態勢，一種風氣，一種應付之道。那麽，決策層對此是什麽態度呢？河南省遂平縣嵖岈山公社的大躍進報告送交毛澤東，毛批曰：美妙如一首詩，並派心腹陳伯達、張春橋去瞭解。陳在當地聽一位老人講，所謂小麥高産是把許多田裏的麥子割後堆在一畝地裏計算的，陳對此未表態，但至少說明他知道高産造假的實情。應當說，當時上層與下情並非完全隔絕，實情會通過不同管道上達。問題在於決策者對下情吸納的選擇性，謊言被看成“美妙如一首詩”，實話則被視爲“右傾”、“算賬派”，如此也就決定了謊言迅速泛濫，實話銷聲匿迹。“大躍進”就這樣席捲大陸。毛對高産“衛星”自是欣慰，多次表示：“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産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成千上萬！”“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由此深有感慨：“世界上的事情有這麽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麽就沒有，要麽就很多。”“你說怪不怪？”這個問題當然沒有人能夠回答，也沒有人敢於回答。
1958年糧食産量是檢驗“大躍進”威力的試金石。鼓吹“大躍進”者必然盼望它有一個突飛猛進的數位，但這種願望與實際産量必然發生衝突。《彭德懷自述》中透露瞭解決衝突的方式：廬山會議時，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對彭說，1958年糧産量是壓出來的。“一次說糧食數位不落實，第二次又說不落實，連造了幾次數位，下面幹部就摸了一個底－－要虛報不要實報。”1958年7月農業部匯總各地上報數，估計糧産當在萬億斤以上，這個資料就是層層壓出來的。壓出來的資料居然得到信任。1958年10月，政治局委員、中央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在九省市農業協作會上宣佈，糧産8000億斤是肯定的，萬億斤也是可能的。他作爲極力鼓吹放衛星的主管官員自然希望糧食總產出現奇迹。1958年11月16日，譚震林與農業部黨組書記廖魯言給毛的報告說，糧食總產預計8500億斤，“這些統計是經省市區壓縮的數位元，壓縮幅度一般比地縣上報者少20-30％。這些數位可以認爲是可靠的。”1958年11-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經過爭論，有說9000億斤，有說1萬億斤，更有說要多少有多少，最後毛一錘定音：公佈爲7500億斤。
這個資料的虛假性很快得到證實。最直接的反應是：糧食計劃徵購1200億斤，比上年度徵購量猛增25％，各地不斷發生強征農民口糧、種子、飼料而暴打農民致死事件，農村動蕩不安。這時高層對糧産“7500億斤”的真實性才發生動搖，又發現1959年經濟計劃指標顯高，決定下調。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奉命組織人員核定1958年糧食實際産量。不言而喻的是，核查必須以維護“大躍進”的正確性爲前提。這個框架決定了所謂“核查”不過是走過場，在玩弄數位中彼此糊弄。1959年8月26日國家統計局公佈核查結果：從7500億斤降爲5000億斤。同日，國務院建議1959年糧食計劃産量從原訂10500億斤下調爲5500億斤。這樣，既維持了1958年增産35％的“躍進”假相，又爲調低1959年計劃産量找到了紙面“依據”。顯然，這種互相欺騙的日子是不會長久的，最淺顯的原因是：人不能靠子無虛有的糧食爲生。毛曾提倡糧食多了可以一天吃五頓，這時卻改換了腔調，要求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周恩來秘書說，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要糧，搞得總理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中共中央緊急指示調運糧食解救大城市脫銷危險。1961年周恩來不得不再次核實糧産量。國家統計局核查結果是：1958年的5000億斤應定爲4000億斤，1959年的5100億斤應定爲3400億斤，1960年的4100億斤應定爲2870億斤。3年的産量原來都是虛假的。那末，這次是否下調到真實的原貌呢？據透露：1958年産量其實不到4000億斤。（《文革前十年史》484頁，《中共歷史轉折關頭》543頁）究竟是多少，外人無從知曉，大約只有到資料解密才能擺脫目前這種混沌狀態。
糧産量當時具有濃厚政治色彩。它是“大躍進”的柱石，産量升降關乎對“大躍進”的價值判斷，所以數量統計摻入強有力的人爲扭曲。糧食問題實際上反映了整個經濟工作面貌。質言之，當局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還是過去帶兵打仗的辦法：命令逐級下達，以懲罰措施爲支撐；情況逐級上遞，以首長臉色爲轉移。一切唯首長是從，一切歸依政治。習慣於搞運動，熱衷於人海戰術。這就是“馬上得之”亦“馬上治之”。這種體制，這種觀念，欲求統計資料客觀、準確，難矣哉！
（二）GDP相互矛盾
統計工作的群衆性要求非專業參與者理解統計資料的客觀性和嚴肅性，不應虛報。現在的情況是基層資料謊報、漏報頗爲普遍，又缺乏必要的法制約束，資料獲取陷入自流狀態。特別嚴重的是，以經濟成績考核官吏，經濟成績重要指標是GDP，因此誇大GDP成了爲官之道，“官出數位，數位出官”由此而來。何清漣女士分析大陸GDP神話製造時舉出的實例頗能發人深思：安徽省上報的GDP增長率不是統計的而是編造的，是常務副省長王懷忠拍腦袋拍出的。他自定28％，省計委覺得不好交差，反復討價還價，王懷忠才讓到22％。這真令人大開眼界：高層官員竟如此玩弄GDP，已經是利令智昏，完全忘乎所以，利益驅動使他們一心爲了升官，“哪管明天洪水滔天”！
境內外學者早就注意到這點，他們通過多方面經濟比較論證一些省份GDP明顯失實，特別指出全國GDP與地方GDP之和的比較存在巨大差距，地方GDP增速的平均值超過全國增長速度。的確，國家統計局公佈2004年上半年全國增速爲9.7％，而省市自治區增長的算術平均值卻是12.7％，海南最低，10.3％，內蒙最高，18.7％，地方增長率全都傲視全國增長速度！據稱，這是由於實行“分級核算”的緣故，就是說，地方核算自己的GDP，中央依據全面平衡原則獨立核算國家GDP。地方無視中央的平衡、評價，自然就有在資料上做手腳的衝力，因爲GDP是觀察地方政績的重要標誌。這裏顯然爲王懷忠們任意製造GDP留下相當大空間，也爲某省一把手被人戲稱“X吹一號”找到制度性原因。
從1985年實行國內生産總值核算制以來，這一矛盾不斷發展。GDP總量，31個省市自治區與全國形成的差額（元），1997年爲2363億，1998年爲4149億，1999年爲5486億，2000年爲7806億，2001年爲10833億；這些差額在全國總量中的比重（％），1997年爲3.2，1998年爲5.3，1999年爲6.7，2000年爲8.7，2001年爲11.3。差額及其比重還在繼續膨脹。對此，國家統計局發言人作過詳細解釋：（1）“企業在省際間的跨地區生産經營形成的增加值易被重復計算”，（2）“省際間的商品流通很難精確計算”，（3）“部分地區統計時剔除價格因素不夠徹底”，（4）“新興服務業增加值容易被高估”，（5）“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在轉軌過程中存在認識上的差異”。但所有這些因素在一個威權社會並不是長期無法解決的障礙，很難說明差額及其比重爲何不斷擴大。發言人承認“各地區核算的國內生産總值不易核實、校對”倒是句實話。在權力方主持下，只有兩名店員、每人理髮只收兩元的店鋪居然報年營業額36萬元，沒有魚塘的旱地村竟報畝産200多萬斤水産品，一旦這種弄假成真普遍開來就成爲社會癌症，核查和治理都很難下手。這種癌症，發言人並未避諱，他承認：“某些地區爲了追求政績，沒有嚴格遵守國家統計局制訂的統計制度，搞虛報浮誇，人爲幹預統計資料，造成地區國內生産總值增長速度的高估。”這就是“官出數位，數位出官”的官方語言。
中央爲什麽聽任這一矛盾存在和發展呢？要看到，毛的絕對集權、言出令行、遲疑者靠邊、違抗者懲罰的時代已經結束。新時期，中央掌控的經濟資源相對減縮，地方經濟實力逐漸充實，相應呈現的是中央政治權力相對縮小，各路諸侯職權不斷擴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時充分顯示了擴權作用，地方勢力不斷坐大，上下左右勾連，難以突破。黑龍江省雞西市政府拖欠工程款數千萬元，最長達10年，溫總理在不到兩個月時間三次批示解決，中央和省均派調查組前往督促，地方卻一推再拖，又無法追究責任人，即此可見中央政令難以通行之一般。地方GDP是顯示經濟成就的金字招牌，也是進入更高決策圈的紅色通行證，它是地區執政者利益所在，中央對此難以在政策上和技術上加以規範，妥協的結果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分級核算”。而且，在統計上弄虛作假，毛時的中央就是如此，己不正焉能正人？地區執政者看穿此點，更加有恃無恐。這就是GDP的全國資料與地方資料的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原因分析。
中國大陸即將停止使用GDP核算制，改用“與國際接軌”的新辦法。我想問：不從選拔官吏的制度上入手，不從消除弄虛作假、互相糊弄的觀念上入手，從根本上杜絕虛僞統計，不論啓用什麽“與國際接軌”的辦法，能夠與現代化連接嗎？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