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8日訊】趙紫陽走了，但其所提出的經濟政治改革命題是中國永遠無法超越和迴避的。盡管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以後，趙從中國的政壇消失了，人們只能從旁門左道中獲取一些有關他的零星消息，但欣慰的是八九年以後的中國命運是同趙的改革實踐相關聯的。中國的改革在一些方面繼續實踐著趙的命題，而在另一些方面還遠不能跨越趙的命題。人們從各個途徑尋找著有關趙的信息，這不僅僅是因為人們對趙本人的同情和關切，更重要的是因為趙的命題代表著中國改革的方向。
未來的人們在翻閱中國官方歷史的時候，或許不太可能在中共領導核心排名表上找到趙的名字。趙參與了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但可以理解，年輕的趙並不在第一代領導人的核心。趙的風雲時期是在鄧小平成為第二代核心之後。鄧之所以成為核心，這不僅是因為其掌控了當時中國的最高政治權力，更重要的是其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而趙正是這個新時代最重要的實踐者。沒有趙，很難說，鄧能夠開創這個新時代。但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迫使趙退出了政治權力舞臺，中國政治遽然從鄧的第二代躍進到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
趙沒有機會留下任何正式的理論學說。在第一代的“毛澤東思想”那裡，在第二代的“鄧小平理論”那裡，或者在第三代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那裡，都不曾有趙的名字。現在還不知道第四代要形成什麼樣的思想遺產，但肯定也不會有趙的影子。盡管在中國政壇上不無趙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但官場政治文化似乎迫使人們離趙紫陽越遠越好。
但是，未來的人們也會發現，當政治人物越想遠離趙的時候，趙實際上變得越來越相關了。這不是說趙本人，而是說趙所代表的思想和理念。趙的中國命題代表了（用官方話語來說）中國發展的“潮流”。
趙的中國發展命題就是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趙主要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實踐家。他並沒有想在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做什麼理論貢獻。作為一個實踐家，他的主要功勞在於深切意識到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既然中國不能超越，那麼中國的改革就要以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為目標。
正因為趙代表的是一個方向，八九年以後，中國的改革在沒有趙的情況下仍然必須依據趙的命題取得進步。鄧小平南巡以降，經濟自由化始終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體。無論是市場經濟為導向的內部改革還是以和國際體系接軌為導向的對外開放，原初的實踐都始於趙。迫於各方面的政治壓力，八九事件中，鄧把趙變成了政治犧牲品。但公平地說，也正是鄧的南巡才真正把趙經濟自由化的命題確立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主命題。現在，南巡過去已經十多年了，經濟自由化已經不可扭轉。
不僅在經濟自由化方面趙有獨到的見解，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如此。趙的優勢在於經濟改革，因此，在十三大時趙並不樂意放棄總理的位置而轉任黨的總書記。不過，因為其豐富的地方和中央工作經驗，趙深明中國所存在著的政治弊端。在其主持的十三大政治報告中，趙把政治改革作為其任內的政治議程。他提出了一些列既符合中國政治實踐又迎合政治民主化這一世界潮流的政治改革思路，如黨政分開、以分權為核心的黨組織屬地化、小政府-大社會等等。他不僅這樣設想，也進而把這些設想轉化成為政治實踐。他甚至大膽嘗試用政治局委員的差額選舉推進黨內民主。中共十三大從制度實踐層面來說，是建國以來最具民主色彩的。不管成功與否，趙時期是中國政治改革最活躍、嘗試改革實踐最多的時期。
直到今天，還沒有任何領導人可以超越趙所提出和實踐的這些政治改革思想。八九年事件和蘇聯東歐大變革以後，中國政治轉向了保守主義。南巡以後，中國在向經濟自由化推進的同時，政治方面舉足不前。從第三代領導集體到今天的第四代，不能說沒有政治改革的努力，但政治改革的含義已經和趙時代大相徑庭。趙努力想用推進政治民主化的方式來改造黨和國家政治制度，但八九以後的政治改革主要集中於國家機構的理性化和鞏固執政黨的權力地位和執政能力。沒有人會否認這些政治改革舉措中所包含的政治理性，但很遺憾的是這裡缺失了民主化的成分。
和趙時代相比較，中國社會已經今非昔比。市場制度不斷推動著經濟自由化，全球化已經融中國於世界體系。但今天的領導人也依然面臨著趙當時所面臨的問題，並且因為以民主化為導向的政治改革的缺失，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了。例如，腐敗依然盛行，並有變本加厲之勢；貧富分化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日益加劇；社會利益日益分化，但弱勢社會階層同樣沒有管道把自己的利益表達於政治過程之中。諸如此類，不一一而足。更為嚴重的是這些社會矛盾已經開始表露新一波社會群體事件中了。
如何回應所面臨的社會矛盾？趙的回應是進行政治改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趙的政治改革理念對今天的中國社會具有非常的相關性。如果不能超越和迴避趙的命題，那麼就要實踐趙的命題。這是人們今天紀念趙的意義之所在，也是紀念他的最好方式了。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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