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
几個月前，一個二十歲左右的中國青年哭著來找我。 他懇求我救他父親的命。他父親是一位著名學者，也是一位胸襟寬大而博學的縣長。有人警告他共產党要清算他，他只得躲藏起來。他的儿子詳細地告訴我全部情形，再三懇求我救他的性命。我和這位縣長并無一面之緣，只是久聞其名；以前也不曾見過他的儿子。但是陌生的中國人跑來向我求救，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這些事也使我增加了力量，因為這些中國人不但相信我有幫助他們的決心，并相信我具有幫助他們以智取共產党的能力。我從不拒絕這一類的請求，縱使是一個已經變成當地共產党員的中國人，只要當他一旦發現他用以攻擊他人的力量也可被用來攻擊他的時候，我便不拒絕他的請求。那一天當我听取縣長儿子向我哀求時，我已在沉思。 當他講完以后我已經胸有成竹了。
「我將盡力救你父親」，我說。「我將盡最大努力。也許我會失敗，但如果你能遵照我的一切指示，如果運气好，并且上帝愿意幫助時，我想我們可以成功。你回到家去，告訴你父親把頭剃光，裝扮成苦力，找些苦力衣服穿上。今天是星期五。你回家的路途需要一天。我必須到星期日以后才能离開此地。下星期二，我可以到達你們的村庄。我會騎著腳踏車穿過村子。告訴你父親騎著腳踏車尾隨在我后面，但不准和我交談──僅能遠遠隨在后面。我們不能逗留。當我离開村子，他就跟在我后面，像是我的佣人，隨我返回教會。
我們又談到其他細節──我到達村庄的确定時間，進南門或是進北門。他的父親應該知 道一些關于教會的事。返途中我們可能遭到盤問。這位青年人向我磕頭行禮，高興得流下眼淚，欣然离去。
星期六和星期日都過去了，星期二天剛破曉，我向該村出發。下午，在村庄的寨子外面 看到一個人扶著腳踏車。天正下 著小雨，當我沿著泥泞道路走過時，我用眼睛斜看了他一下。一切都很順利地按計畫完成。當我倆踏上百里歸程時，我們并著肩開始談 話。
第二天我們回到教會，我領他到我的房間，請他在我的衣柜里選出一件中國式長袍。
「選最好的」，我告訴他。他脫去旅途弄臟的苦力服，穿上他習慣穿的長袍。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記著我為保存他的體面所作的這件小事。几年后，當我從濰縣集中營放出時，他正在等著 我，拿著兩個包裹，里面包滿新衣服。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事。
現在，他忙著在教會里作各种事情。他的學者气度使我和主教都深感愉快。我從李縣長 那里學到很多東西，他是 一個了不起的書法家，并且精通法律。
后來共產党縣長要沒收我們南碼教堂財產，我必須辯護時，便是李縣長替我擬的辯訴狀。他詳細研究案件中的一切內容，用最大努力撰就訴狀。我對他的訴狀極為賞識，不僅文字好，書法也屬上乘。但是李縣長懇請我另外找人抄寫訴狀，因為他的書法獨具一派，恐被認出而暴露形跡。我當然同意。當那位共產党縣長看到辯訴狀時，他深為贊嘆。「誰作 的」？他問。
「我的秘書寫的」，我告訴他。「一個天主教青年」，我繼續說，事實上抄寫的确是一 位天主教友。
「他真有點學問」，那時這位紅色縣長的瞬時反應像是一個真正中國人，而不像是一個 共產党。
「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人才」，我不經心地驕做回答。
當我講過后，我立刻感到悔恨，因為李縣長曾對我說，共產党不僅清算富人，同時還壓迫其他兩种人：一种人是天賦的能力与品質可以成為所謂「天生領袖」，另一种是知識份子。李縣長之所以遭忌，因為他可能成為領袖，同時又是知識份子，而且他還有一點財產。我擔心我的話已經引起共產 党對教會里的弟兄的注意。
在与共產党接触中，每天都增加些可怕的見識。共產党的膽量，由于力量的增長而壯大，他們一天天把偽裝的外殼逐層剝下，直到最后，我看到了他們野蠻猙獰的面孔，赤裸裸曝露出來。階級斗爭中的「追查」這個步驟，亦即追究到底，一無遺漏：他們會對一個人說：「好，你好像已經把所有東西都交出了。但是我們不相信。你還隱藏一些其他東西。」于是他們開始用刑，迫使這個人招認出他的所有財產，直到确證他一無所有為止。
這种追查的實例我看得很多，一九四五年戰爭胜利后共產党到達保定南河庄時， 我看到共產党對一個富人的階級斗爭。
那是縣里一位有錢的人，叫王昌群。共產党先沒收了他的全部田地，財產和房屋。這是在公審──第一步──中完成的。王昌祥被拖到一個廣場的高台上面，几個共產党傀儡自稱為被王某「欺騙」和「壓迫」的「犧牲者」，他們走到王某面前，用手指著他，控訴他每一种万惡的罪行。廣場上的人、好的、坏的、共產党和非共產党都有。誰都不准不參加。受過訓練的共產党，職業煽動者，和烏合的流氓領頭。他們有他們鼓動情緒、 恐布、和混亂的手段，以造成群眾的瘋狂憤怒，要求報复。
共產党縣長列舉王某的其他罪行。控告人開始為了他們在王某手中所遭受的「壓迫」而 咒罵痛哭。王昌群──這位茫然不知所錯的犧牲品──開始申辯。控告人向他沖去。 縣長伸手攔住他們，向群眾演講。
「鄉親們，這個人否認他的罪行。你們相信嗎？」
「不相信！」群眾一致喊叫。
「我們該怎么辦？」
「沒收他的土地和財產！」群眾喊著。
「我們應不應該對他寬大？應不應該給他留一些土地和房屋？」
「不，不」，人群叫嚷著。 「把他的東西都拿走你們認為殘忍不殘忍？」
「不，不殘忍！」
「他說他沒罪。誰是對的？是他還是人民？」 「我們是對的！」群眾同答。
「鄉親們，謝謝你們相信政府。政府一定滿足大家的愿望。我們的最大弱點是過于仁慈 寬大。」
于是群眾們狂烈歡呼，并高喊「人民政府万歲！毛主席万歲！」
王某的土地，房屋和財產都被沒收了。一年后的一九四六年，他又受到第二次清查。這一次，所有衣服，家俱和個人用品都被沒收。次年，一九四七年，共產党又清算他的存款，他繳出最后的一塊錢。一九四八年，他們用毒刑和暴力對他進行第四步追查。他們把他的拇指和足趾吊起來，使身體成一個Ｕ字形，在他住房的屋楔上吊了一天一夜。在這种毒刑下，王某熬不住了，他招認出在他以前的一塊田地里，埋有兩壇子銀元，一個 翠玉雕的卷心菜和一個翠玉小籃子。他已經招出最后的財物。假使他不從實招認，就會被一直吊死。他們饒了他的性命，因為他們曉得他已完 全破產，也許在需要時可以利用他講述他的經歷以震嚇其他反抗者招供。
中國的農民，几千百年來便習慣于把財物埋在地下以期保存安全。共產党是中國人，自然熟知此點，所以到處掘地搜尋埋藏的財寶。在大陸未完全赤化前，人們委托給自由區朋友代為保管的財產，也在被追查之列。王某所受的一套苦刑，只是共產党迫令農民坦白的一种方法。許多財富階級人士都因拒絕坦白而被整死，他們是希望個人的犧牲能保全家人免于貧窮飢饉。但是到了后來，甚至有些曾經分享清算富人財產的貧苦階級，也被沒收他們新獲到的財富，并被共產党無情地殺死，正像第一批被犧牲者的情形一樣，那時他 們自己也曾參加過「人民公審」。(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