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5日訊】一、伊拉克戰爭期間
伊拉克戰爭期間，一位幾乎每天在中央電視台的伊拉克戰爭直播節目中出境的軍事專家張召忠引起了人們的注目。內地有報刊如此評論說：「他對戰爭的評論即席而來，分析頭頭是道，信息量大，經常妙語連珠，十分吸引人。」
然而，在普通觀眾心目中和在互聯網上，這位大名鼎鼎的張召忠獲得的卻是截然相反的評價。人們發現，這位「首席軍事評論員」的才華在於，他所有的預測都與戰爭的實際進程背道而馳。剛剛開戰的時候，他認為美軍將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薩達姆在「誘敵深入」；當美軍很快兵臨巴格達城下的時候，他認為美國將面對一場艱苦的巷戰，傷亡將大於越戰；當美軍輕鬆拿下巴格達的時候，他又認為薩達姆的精銳部隊撤退到了其家鄉提克裡特，那裡將發生最後的決戰；當提克里特不戰而降的時候，他又猜測薩達姆的共和國衛隊一定躲藏到了地下掩體中。這樣的猜測顯然缺乏起碼的常識，即便是對現代軍事組織結構沒有多少瞭解的人都知道：數十萬軍隊和重型武器怎麼可能人不知鬼不覺地躲藏在地下掩體中？最後，張召忠終於陷入了自言自語：「我真不明白伊拉克人為什麼不炸橋樑？不焚燒油田？幾枚炸彈，幾根火柴就可以完成的。他們也太懶惰了。」而在伊拉克人民積極參加選舉，伊拉克民主制度逐步鞏固的時候，連五十四歲的庫爾德老兵阿米爾。巴齊也歡欣鼓舞地表示：「在此之前，伊拉克從來沒有出現過民主；但在此之後，它將遍及伊拉克全境。」張大專家卻仍然在自言自語：「伊拉克人民如果學習毛主席的游擊戰爭，不難取得最後的勝利……」
張召忠給伊拉克人的國民性診斷出來的症狀是「懶惰」，而他本人乃是一個「勤奮」的學者——在大陸大小書店裡，擺放著他十多本厚厚的著作。這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學者。北京《現代教育報》的記者在一篇對張召忠的訪談中，還寫到了他為學外語而動舌根手術的一個「感人故事」——
二、工農兵學員
一九七四年十月，張召忠作為「工農兵學員」選送進北京大學上學。分配給他的任務是學習阿拉伯語。直到這個時候，張召忠才第一次聽說世界上還有這個語言——阿拉伯語。
學習開始了。長期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張召忠，突然轉學外語後極不適應。科學技術主要是理解原理，靈活運用，外語則是死記硬背。你有天大的理解本領和創造潛質也離不開一句一句把外語讀下來、背下來，這需要千百次的重複再重複。
最讓張召忠頭痛的是那些顫音，無論費多大勁，音都發不準確。生性要強的張召忠急得團團轉，就是找不到感覺。後來老師告訴他，是你的舌根硬，要想發好音，必須下決心動舌根切割手術。動手術那天，班裡的同學都焦急地擠在手術室外等待。而張召忠則靜靜地躺在手術台上，汗珠順著額頭向下流。醫生說：「別緊張，這是一個小手術。」
其實，張召忠不是緊張，而是在想，手術後自己的顫音真的能發好嗎？一個小時後，張召忠走出了手術室。大家都問同一個話題：「手術的結果怎麼樣？」張召忠點頭示意：不錯。幾個星期後，張召忠傷口好了，他就跟換了個人似的，顫音發的既標準又流利，口語成績直線上升。張召忠終於鬆了一口氣。張召忠為學好外語，動了舌根手術，一時在北大傳為美談。
三、煽情的故事
記者把這個故事寫得很煽情。我到北大的時候已經是九十年代了，這個「美談」已然煙消雲散。不過，我卻很懷疑張召忠的外語水平究竟如何。據我所知，「文革」時期的許多「工農兵大學生」，根本沒有受到過真正的學術訓練。許多「工農兵大學生」的文憑都是「注水文憑」。從張召忠的諸多「著作」和他在央視螢幕上的表現來看，他的頭腦中所擁有的只不過是一點點僵化之極的「毛澤東軍事思想」和「冷戰」格局中「反對美帝」的教條而已。他不僅對現代軍事理論和技術一知半解，更對現代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主流極其無知。因此，我認為，對於張召忠先生而言，最需要做的手術不是舌根手術，而是大腦手術。一個大腦有問題的人，縱然舌根手術成功了，能夠滔滔不絕地說話了，但說的都是廢話、錯話，又有什麼意義呢？
是的，如果大腦不動手術的話，央視「首席軍事評論員」張召忠永遠也不可能明白，戰爭為什麼沒有按照他的思路展開，他還真的以為自己是薩達姆的總參謀長呢。他完全不瞭解伊拉克人民的想法，伊拉克人民根本不是他所臆測的那樣「懶惰」。他不知道，沒有多少伊拉克人願意為了捍衛薩達姆的王國而與美軍作戰。比武器和科技更加重要的是人心，是伊拉克人民渴望自由和幸福的心靈。正是這種「民心所向」，導致貌似強大的薩達姆政權在戰事啟動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便崩潰了。張召忠更無法理解四月九日美軍入城那天，伊拉克人民推倒薩達姆塑像的壯舉——那可是人人愛戴的偉大領袖啊！戰後半年裡，儘管恐怖分子不斷髮動襲擊，但伊拉克重建民主的工作一天都沒有停止過。十一月二十日，美國總統布希和英國首相布萊爾發表聯合聲明，重申「我們兩國以及很多友邦和盟國決心完成給伊拉克帶去自由、安全與和平的進程」，並承諾「我們同伊拉克人民的合作關係將是長期的」。這份聲明指出，伊拉克人民幾十年來第一次嘗到了自由的滋味，「伊拉克人正在開始重建家園，並且能夠憧憬一個更光明的未來。他們擺脫了薩達姆。侯賽因及其惡毒政權；他們可以暢所欲言，信仰他們的宗教，並開始埋葬過去三十五年的惡夢，有成千上萬伊拉克人在這三十五年裡被他們自己的政府謀害。」與此同時，據巴格達大學的一份獨立調查報告顯示，超過百分之七十的伊拉克人對美國在伊拉克駐軍持支持態度，並希望美軍繼續清剿薩達姆的殘餘勢力，幫助伊拉克建立和平與穩定。
四、薩達姆時代
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人民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呢？我們只要看看已經被美軍擊斃的薩達姆的兩個兒子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就可以從反面看出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態了。庫賽在政治上冷酷無情，深得父親衣缽。海灣戰爭結束後，什葉派穆斯林揭竿而起，庫賽奉命前去鎮壓。在一次大屠殺中，共和國衛隊將三百名什葉派穆斯林趕到了一片空地上，庫賽拔出手槍，連殺四人，槍槍中人眉心，他一邊開槍一邊大聲叫喊：「壞人！骯髒的罪犯！」隨後下令將剩下的人全部殺掉。類似的大屠殺庫賽指揮過多起。與庫賽相比，烏代的殘酷表現得「花樣」更多一些。烏代喜歡在互聯網上瞭解古代的各種酷刑，其中他最喜歡中世紀的一種刑杖。刑杖一頭有釘，打在身上奇痛無比。伊拉克電視台的一位高級官員就飽受其苦，如開會遲到，或者在播音時出現語法錯誤，烏代都會打他幾杖。
兩兄弟在奢侈生活上互相攀比。烏代很好色。每逢聚會，他都會用高倍望遠鏡在嘉賓中獵艷，發現目標就會讓人搞來，甚至一些政府官員的女兒也遭強姦。烏代每星期五個晚上泡在底格裡斯河岸的「巴格達遊艇俱樂部」裡，這裡是他公開的淫窩。每天晚上其手下都會准備二十多位年輕漂亮的姑娘，供他從中選出一兩個。烏代的一位管家告訴《時代》週刊：「沒有哪個姑娘和他睡過三次以上。」與「巴格達遊艇俱樂部」隔河相對的是庫賽的「多拉農場」。庫賽經常在這裡舉行晚會，其規模之盛大就像「天方夜譚」中描述的一樣：威士忌酒和魚子醬供給充足，還有五十位肚皮舞孃表演助興。庫賽很喜歡看肚皮舞，但從來不碰這些舞孃，因為他害怕得上傳染病。庫賽害怕細菌，已經到了偏執的程度。他不喜歡被別人觸摸，即使是朋友或同事按照傳統的阿拉伯方式擁抱親吻，事後他也會馬上到洗手間洗臉。連孩子摸過他之後，他也會叫人來把碰過的地方擦一下。就在他們花天酒地的時候，在聯合國制裁下的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水平退步到了一個世紀之前。「石油換食品計劃」中，換來的不是平民百姓的糧食和日用品，而是薩達姆及其特權階級的奢侈品。
烏代遇刺後，落下了中風、腦損傷和癲癇等後遺症。為了「修復」自己，他讓人找來一位二十多歲的哺乳期女子向他提供乳汁，因為他相信人乳中富含維生素，「具有神奇的養生功效」。而庫賽和烏代的不和，已經不是什麼秘密。烏代的前商業經理向《時代》週刊透露，兄弟倆的競爭甚至發展到女人身上。烏代曾命令手下將和庫賽上過床的漂亮女人帶到自己這裡，和她們睡過覺之後在她們的屁股上用馬蹄鐵烙上U型傷疤，讓她們永遠不要忘記是烏代的人。烏代還經常將得罪他的女孩扔進獵犬籠中，哈哈大笑地看著如花似玉的女孩被獵犬撕成碎片。
生活在人間地獄裡的伊拉克人民，在這兩個魔鬼被擊斃的時候，自然都欣喜若狂、彈冠相慶。他們不會聽從張召忠的建議，為保護兩個「接班人」而「拋頭顱、灑熱血」。張召忠為什麼如此熱愛獨裁者們呢？他是一個毛澤東時代「集體催眠」的犧牲品。其實，張召忠本人的青少年時代也有過與伊拉克人民相似的經歷。那是黑暗的毛澤東時代，那是一個餓殍遍野、人與人互相仇恨的時代。記者在訪談中寫道：「張召忠從小吃過的苦是現在許多人難以理解的。十八歲以前，他幾乎沒有見過零花錢，一年吃不上一次肉。到十八歲時，他才吃到平生的第一個蘋果。困難時期，每天都有好多身邊的人餓死，這對張召忠幼小的心靈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讓人遺憾的是，這種「衝擊」不僅沒有使他開始對共產專制主義進行反思，反倒使他遵循「適者生存」的原則，為了免於被餓死的命運，而不惜出賣自己的靈魂。九十年代以來，在諸多著作和論文中，這位深受大陸媒體追捧的「軍事明星」，不是面目猙獰地宣稱要出兵台灣，就是讚賞與恐怖主義為伍的「超限戰」理論。在中國駐南使館被炸和中美撞擊事件中，他亦以權威自居，成為反美的先鋒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代言人。
五、張召忠的中學艱苦生活
有意思的是，《現代教育報》的記者還寫到了張召忠上中學時候的艱苦生活：「上中學，學校離家遠，不可能天天回家，他就背著經過精確計算後夠吃一周的乾糧上學，每天一兩個黑黑的紅薯面窩頭，外加幾把地瓜干，一天的伙食不超過四五兩。更要命的是，那些黑窩頭剛拿去的頭一兩天還算是『美味』，但天一熱，黑窩頭髮霉後，就拉出長長的霉絲。吃還是扔掉？第一次吃這些發霉食物時的張召忠，實在是嚥不下去又餿又澀的黑窩頭，但那卻正是他賴以充飢的主要食物，他只能閉著眼，硬著頭皮，吃了下去。東西是吃下去了，但肚子卻一直在『抗議』。不大會兒工夫，裡面就熱火朝天地鬧騰起來了。後來，還是老師告訴他一個『偏方』，喝點鹽水給肚子『解毒』。」這樣的生活，未必就比在薩達姆獨裁統治下的伊拉克人民幸運。實際上，毛澤東與薩達姆一樣，都是凶狠殘暴、以「吃人」為樂的專制魔王。
然而，張召忠從來就沒有思考過自己苦難生活的根源，他的「覺悟」還比不上那些用拖鞋打薩達姆銅像的伊拉克的孩子們。張召忠是極權主義教育和宣傳制度的犧牲品，同時他又是其積極的參與者，也就是說，他在「吃人」的同時也「被吃」。保加利亞裔的學者托多羅夫在《極端的面目》這部有關極權主義恐怖對人的個性影響的研究著作中，注意到現代極權主義制度是怎樣利用人的基本習性使之遵從。在確立了輿論一律的不可抗拒和個人無能為力的印象之後，納粹和共產黨通過提倡互有戒心和群眾告發而敗壞了它們社會的道德風尚。其目的是要把即便是內心的反抗都變成自我懷疑的根源，並變成一種政治偏向，最終使孤立的持異議者也不得不悔改。張召忠身上所展示出來的正是典型的極權主義統治下的扭曲的人性和不自知的愚昧。
受盡折磨的伊拉克人民還有辯明是非的能力，他們深知美軍將帶來自由和民主。因此，連薩達姆最精銳的共和國衛隊也不願與美軍為敵，他們不戰而降。而同樣歷經過苦難的張召忠卻淪落為專制制度下的幫閒學者，他熱衷於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信口雌雄，用魯迅的話來說，他是一個標標準准的「奴在心者」——對於這樣的奴才，唯一拯救的方法乃是動一次大腦開顱的手術。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六日改定
－－轉自《北京之春》05年10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