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黨殺死了忠心耿耿的黨員

【大紀元9月14日訊】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淩晨五時五十分，隨著最後一名失蹤工人周緒湘的遺體被挖出，所有遇難者遺體均已找到。至此，“西西工程” （西單北大街西側綜合改造建設工程）四號地整個坍塌事故共有八名工人遇難。

有關媒體報導，九日淩晨三時許，正在宿舍熟睡的八名周緒湘的工友突然被叫醒，“老周的屍體被發現了！”他們馬上起床，直奔坍塌現場。現場西南角柱子周圍堆積著扭曲的鋼筋和混凝土碎塊，幾十名工人忙著拆解搬運。“錘子！老周的錘子！”一名工友指著廢墟中一把錘子喊。搜救工人放慢了挖掘速度。五時三十分，一條腿從鋼筋混凝土堆裏伸出來，身上壓著一米多高的鋼管。二十分鐘後，工人用手將鋼管、碎塊等清理乾淨後，老周的屍體被抬出來，上身鐵灰襯衫，下身藍色褲子，額頭有約兩寸的傷口。“抬著老周，我手腳都發抖。”一名工友稱，老周的屍體已有些腐爛發臭。經過簡單辨認後，屍體很快被拉走，坍塌現場立即用水和酒精沖洗消毒。至此，所有被掩埋的失蹤者遺體均被挖出，現場清理速度明顯加快。七時許，坍塌現場拆解清理工作基本結束，持續了七十多個小時。

《新京報》在“特別報導”的版面上開設了一個名為“逝者”的小欄目，先後簡要介紹了八名死者的情況。對每一位平凡的遇難民工進行介紹，這在國內的相關報導中還是第一次，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篇介紹周緒湘的報導題為《相機來了，他卻走了》，報導是這樣寫的：


補了又補的褲子，疊好放在枕頭下，褥子下壓得滿是報紙。一雙舊皮鞋擺在床底，大盆兒小盆兒都洗得乾乾淨淨，全部晾好熱水。五十八歲的湖北木工周緒湘，留下這些東西走了。

一元錢的皮鞋

周緒湘床底的舊皮鞋，是他在路邊花一元錢買的，為此，他被工友嘲笑了好一陣，“人家要賣兩塊，他砍價到一塊”，老鄉鄭師傅說。

得知父親的消息，大兒子從廣東東莞趕來，看著一塊錢的舊皮鞋，哭著說：“家裏給他買的新鞋、新衣服，他都放在櫃子裏，非等到過節或有事才穿。”節儉的周緒湘衣服縫了又縫，工友們很少見他在食堂打菜，食堂裏的菜要三塊錢，而他每次都在工地外邊吃飯，一塊五的菜就夠了。

聽到周緒湘出事，十歲的小孫子坐在地上要爺爺。小孫子貪吃，每次都纏著爺爺要錢，雖然爺爺沒什麼錢，但五毛的零花錢從來沒斷過。

十元錢的“生日”

周緒湘是個老黨員，在外打工，半年就給村支書打電話，委託替他交黨費。“黨員證天天帶在身上。”一位湖北老鄉說，今年七月一日，節儉的老周突然拿出十塊錢買了小菜和啤酒請大家。喝酒時老周才說，“黨的生日，高興請客。”老周不幹活時，就愛看報紙，褥子下壓得滿是報紙。他總嘮叨工友和老鄉，要多看報紙，瞭解黨的政策。

“沒人給我們講故事了。”一位二十多歲的湖北小老鄉低著頭說，老周晚上最愛講自己當“紅衛兵”的故事，他當時走著從湖北來北京見毛主席。

後年想到澳門打工

“周師傅是個有想法的老頭。”同屋的工友一致評價。以前周緒湘都在老家打工，今年才到北京，挺喜歡北京。他跟工友說，自己有個想法，“今年在北京打工，明年去上海，後年到澳門。”老周說，在北京打工一年能掙老家三年的錢，幹三年就能花十年，以後就回家放牛。

周緒湘一直想在天安門照張相，卻捨不得花錢，總說要等下次拿老鄉的相機。“相機拿來了，他卻走了。”他的工友說。


如果這則報導屬實的話，周緒湘就是我平生聽說過的惟一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而這則相當煽情的報導也成為對中國現實的冷峻寫照——它的悲劇性合荒謬性遠遠超過了卡夫卡的小說。故事的底色本來是紅色的，人們讀來卻筆墨還要黑。周緒湘捨不得照像，穿的是一元錢一雙的廢舊皮鞋，雖然年逾五十八歲，已經有了孫兒，卻還得漂泊在外與年輕人拼著做體力活。他不僅沒有意識到自己苦難的根源其實就在於那個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反而會捨得花十元錢的“鉅款”來 “給黨過生日”——可以確認的是，即便是在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的“九大巨頭”中，也找不出一個像老周這樣對黨忠心耿耿的人。然而，龜縮在中南海中的“党”，卻從來不會覺得有愧于老周們，直到老周以如此慘烈的方式走向死亡。

我不知道老周在九泉之下還會不會如此熱愛他所從屬的黨，還會不會珍藏他口袋裏的黨證。這位曾經當過紅衛兵、“瞻仰”過毛主席的天顏的老黨員，自然有選擇加入某黨派的自由，我不會因為他的信仰而將他劃入“愚民”的行列並嘲笑之。我關心的問題是：誰是殺害老周的兇手？兇手不是別人，正是他念念不忘交黨費的黨。這個黨是那些黑心的包工頭和房地產開發商的總後台 ——眾所周知，今天的中國大陸，十有八九的房地產大亨都是党的高級幹部及其家人搖身一變而來的。同樣是黨員，為什麼有些黨員可以腳踩數萬元一雙的義大利皮鞋，有的黨員卻只能穿從廢品中淘來的一元錢一雙的皮鞋呢？而那少數“特權黨員”的腳下之所以能夠踏著價值數萬元的豪華皮鞋，恰恰是對絕大多數無權無勢的黨員和非黨員的殘酷掠奪和剝削。像老周這樣的民工，惟一的出路便是離鄉背井外出打工。他的家鄉是什麼地方呢？他的家鄉是昔日紅軍的“革命根據”——湖北洪湖。然而，這裏的人民幫助共產黨獲得了政權，五十多年後卻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周緒湘和他的工友們到首都北京的建築工地上打工，雖然可以有比在家鄉種田多幾倍的收入，但他們既沒有任何的生命保險，也缺乏起碼的安全保障，憲法和勞動法如同一紙空文，而堂而皇之的“黨章”更不會關心老周這樣的普通黨員的權利。

一個忠心耿耿的黨員就這樣死去了——他的屍體整整三天被凝固在混凝土中，並已出現了腐爛的狀況。老周再也不能去天安門照像了，再也不能與偉大領袖的巨大頭顱合影了。用偉大領袖的話來說，他的死亡“輕如鴻毛”，不會敗壞党國轟轟烈烈的慶典以及大腹便便的黨魁們在國宴上的胃口。然而，老周的死亡，凸現了一個純樸善良、微不足道的黨員與一個冷酷暴虐、荒淫無恥的黨之間的巨大裂隙。老周死去之後，還會有更多的老周向黨獻上他們滿腔的赤誠嗎？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日

──《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