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9日訊】中共發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劉曉波先生評論為”有意義”而”沒有什麼突破”，是很準確的。有意義，一是它據說要”回應國內外對中國的誤解”，總算是多少放下了架子，有一點兒要講道理的模樣，二是，它畢竟表明中共也不得不正視民主政治的發展趨勢。
有意義就好，總比沒有意義要好些，但沒有突破終究是使它意義有限。
中共應該看到，盡管它在竭力迴避那些它不願意接受的道理，它們的邏輯卻依然很強呢。
歷史的選擇已成歷史
人們已經很熟悉中共的那一套”民主”理論，它的前提或基礎，是所謂”中國國情”及中共領導地位的所謂”歷史的選擇”，由此而將民主政治扭來扭去，扭成適應中共統治需要的模樣。眼前這部白皮書，也是如此。
中共已經忘記了，這是《共產黨宣言》早已明確否定的那種共產黨的”特殊原則”和”特殊利益”──共產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中共所謂”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原則”，正是它的特殊利益的體現，並且用以塑造當今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運動”。
所謂”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是在中共的內部政治鮮為人知的情況下，在中共以”民主政府”形象、”聯合政府”要求來反對國民黨政權、吸引人民支持的情況下，出現的一個歷史現象。當時，多數人民的確支持中共，特別是支持它”打土豪分田地”，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
大資產階級與國外資本相聯繫，民族資產階級還很弱小，難得有一次大戰期間的發展際遇，卻很短暫，國民黨政權局限於內外諸多限制而難以承擔土地革命的重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領導了民主主義革命。確切地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得到人民支持，是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而終於取得了勝利。這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的本來意義。
遺憾的是，中共由此而開始塑造其”特殊原則”和”特殊利益”，將人民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支持，巧妙地改換為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支持，進而代替為對中共壟斷”領導及執政地位”的支持，將其作為所謂”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中共如此手法的巧妙之處在於，它賦予”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以”一次性選擇”的內涵：人民據說當了家作了主，但卻只有一次選擇機會。現代民主政治則不然，它原則上保證人民的選擇權利，人民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做出各種政治選擇。也就是說，如果中共是真的而非假裝要正視民主政治，那麼它就不能迴避人民重新選擇的權利。
中共知道要”與時俱進”，懂得要”保持先進性”，實際上也就是承認事物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一切皆流，一切皆變。中國社會在變化，中共本身也在變化。以所謂”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為由而一勞永逸地確定中共的領導及執政地位永久不變，確立其為”基本原則”，不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中，都不免荒唐可笑。
人民支持新民主主義革命，然而勝利沖昏了中共的頭腦，進而迅速地開始推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造從農村和農業開始，由少數積極分子動員和帶領多數農民參與。這成為違背社會主義革命作為”多數人革命”的馬克思學說理論原則的開端。
農民中有不滿情緒，但善良的農民們沒有立刻放棄對中共的支持和擁護，沒有出現蘇聯集體化改造中那樣的大規模反抗，而實際出現的反抗則同樣被作為”地富反壞”的”破壞”予以鎮壓。剛剛得到的對土地的權利喪失了，農民對土地的熱情也隨之開始消失，從而埋下了改造失敗的伏筆，也成為揮之不去的農民承包土地要求對中共的壓力，以及中共部分領導人”右傾”的根源。
中共以”隊為基礎”承認了初級社組織規模的合理性，以自留地制度對農民的土地權利有所妥協，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也不得不保留了市場經濟的一定空間，但是它清醒得很，在政治上對人民步步緊逼，從”聯合政府”到一黨執政，從”人民民主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甚至”全面專政”，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則以”四項基本原則”取而代之，基本內涵絲毫不變。在中共自己以其”特殊原則”塑造的社會政治環境中，民主逐漸地被妖魔化。
辛亥革命後的議會制、多黨制政治，以及國民黨政權下的政治過程，歷經30多年，中共奪取政權後，到80年代初，也歷經30來年。兩相比較，前者實際上遠未能證明”三權分立”式體制不適合中國國情，更沒有證明憲政共和體制本身無法成功，而後者，則已清晰地表現出中共政治體制下公民權利嚴重萎縮而權力難以監督、缺乏制衡的頑症，已遠遠落後於現代民主政治的潮流。現在，中共體制又延續了20多年，中共本身因其絕對權力地位而普遍腐敗的現實，世人看得清清楚楚，這個時候，中共的白皮書還不知羞恥地談論辛亥革命後議會制、多黨制政治的失敗，尤為荒唐可笑。
中共既然承認了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要為推行市場經濟而改革，相應地，在政治上就理應反省自己的失誤，在政治理念上作重新思考，放棄一味自我辯護、自我頌揚的習氣。
它沒有這樣做，仍然拒絕人民重新選擇的權利，以黨禁言論禁結社集會遊行禁以及選舉、罷免程式中種種的蠻橫野蠻伎倆來對抗民主進程，於是，它不得不面對的是歷史的辯證法：先前那一歷史的選擇，已成歷史。
以”特殊國情”掩飾”特殊利益”
社會在變化的同時，中共自己也在變化，卻是變得讓世人大失所望。
中共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就開始塑造自己的”特殊原則”，形成它的”特殊利益”。
國民黨以德國為師，也以英美為師，其治下公民權利尚有很大的空間，而共產黨偏偏認定這是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之一，於是全面地超越國民黨的法西斯傾向，對公民權利施行嚴厲控制。言論、出版、結社以及集會、遊行等諸項權利，都控制在中共手掌之中，工會形同虛設淪為福利組織，農會消失，連共青團也在步工會之後塵。權利為人們所陌生，市場經濟所賴以成長的公民社會也就萎縮得不成樣子，再回過頭來發展市場經濟，要”好”的市場經濟而避免”壞”的市場經濟，其難度可想而知。
同時，中共更抓住槍桿子不放。中共掌握軍隊，在抗戰勝利後成為和平民主建國的一大障礙，在中共奪取政權後仍然是發展民主政治的一大障礙。中共頑固地拒絕軍隊國家化，是它以一黨之私的”特殊原則”壟斷執政地位，堵塞失去這種地位之可能性的最典型表現。這也就使得中共在政治上逐漸地落後於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在政治對手的逼迫之下或多或少真的在與時俱進。
中國社會政治中的暴力傾向，是發展程度較低的一種表現。史達林有句名言曰，武裝鬥爭是中國的特點，也是中國的優點。所謂”優點”，是因為走暴力革命之路比全面的政治發展與動員要簡單得多。抗戰勝利後，倘若中共接受軍隊國家化的憲政原則，它可能會付出更多的犧牲，會經歷更多的磨難，然而，在更為漫長的過程中，它在政治上有可能會發展得更為成熟，更有可能成為一個現代民主政治中的左派政黨，引導社會走一條暴力內容較少的改造之路。中共沒有這樣做，它掌握軍隊的決心至今仍未動搖，時時受到”槍指揮黨”的威脅也不肯回頭。
依據自己的”特殊原則”，貪戀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共對於民主政治，產生了本能的恐懼和愈益強烈的敵意。
作為一個政黨，中共的先進性本應體現為──如馬克思學說經典文獻所言──作為”不自覺過程的自覺者”，在政治民主方面理應成為楷模。然而，它費盡心血抓經濟，操心”五年計劃”或”五年規劃”，同時絲毫不懈地抓軍隊，支部建在連上，唯獨在政治方面，卻遠遠落後於時代。這本身已成為莫大的諷刺，而為回應外部批評而發表”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一事本身，更是典型地顯示出諷刺意味。中共卻不以為恥，還在那裡自娛自樂地描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正在與時俱進，不斷呈現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對自己的黨員幹部淪為大大小小的貪汙腐敗分子，甚至淪為鎮壓民眾的打手輕飄飄地蠻不在乎，真是令人大開眼界，覺得這世界真是奇妙。
白皮書乃陳述事實，要求它有理論突破，是難為它了，但是它至少應該實事求是，對中國政治的民主程度，它的民主與不民主，做具體的分析。現在，人們看到的是，它的”有意義”已經很勉強，而它的”無突破”，實在是因為它仍在堅持與維護中共的”特殊原則”與”特殊利益”。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