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9日讯】中共发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刘晓波先生评论为”有意义”而”没有什么突破”，是很准确的。有意义，一是它据说要”回应国内外对中国的误解”，总算是多少放下了架子，有一点儿要讲道理的模样，二是，它毕竟表明中共也不得不正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
有意义就好，总比没有意义要好些，但没有突破终究是使它意义有限。
中共应该看到，尽管它在竭力回避那些它不愿意接受的道理，它们的逻辑却依然很强呢。
历史的选择已成历史
人们已经很熟悉中共的那一套”民主”理论，它的前提或基础，是所谓”中国国情”及中共领导地位的所谓”历史的选择”，由此而将民主政治扭来扭去，扭成适应中共统治需要的模样。眼前这部白皮书，也是如此。
中共已经忘记了，这是《共产党宣言》早已明确否定的那种共产党的”特殊原则”和”特殊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中共所谓”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原则”，正是它的特殊利益的体现，并且用以塑造当今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
所谓”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在中共的内部政治鲜为人知的情况下，在中共以”民主政府”形象、”联合政府”要求来反对国民党政权、吸引人民支持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当时，多数人民的确支持中共，特别是支持它”打土豪分田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大资产阶级与国外资本相联系，民族资产阶级还很弱小，难得有一次大战期间的发展际遇，却很短暂，国民党政权局限于内外诸多限制而难以承担土地革命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了民主主义革命。确切地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人民支持，是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的本来意义。
遗憾的是，中共由此而开始塑造其”特殊原则”和”特殊利益”，将人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支持，巧妙地改换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进而代替为对中共垄断”领导及执政地位”的支持，将其作为所谓”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共如此手法的巧妙之处在于，它赋予”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以”一次性选择”的内涵：人民据说当了家作了主，但却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现代民主政治则不然，它原则上保证人民的选择权利，人民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做出各种政治选择。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是真的而非假装要正视民主政治，那么它就不能回避人民重新选择的权利。
中共知道要”与时俱进”，懂得要”保持先进性”，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事物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一切皆流，一切皆变。中国社会在变化，中共本身也在变化。以所谓”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为由而一劳永逸地确定中共的领导及执政地位永久不变，确立其为”基本原则”，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不免荒唐可笑。
人民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胜利冲昏了中共的头脑，进而迅速地开始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从农村和农业开始，由少数积极分子动员和带领多数农民参与。这成为违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学说理论原则的开端。
农民中有不满情绪，但善良的农民们没有立刻放弃对中共的支持和拥护，没有出现苏联集体化改造中那样的大规模反抗，而实际出现的反抗则同样被作为”地富反坏”的”破坏”予以镇压。刚刚得到的对土地的权利丧失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也随之开始消失，从而埋下了改造失败的伏笔，也成为挥之不去的农民承包土地要求对中共的压力，以及中共部分领导人”右倾”的根源。
中共以”队为基础”承认了初级社组织规模的合理性，以自留地制度对农民的土地权利有所妥协，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也不得不保留了市场经济的一定空间，但是它清醒得很，在政治上对人民步步紧逼，从”联合政府”到一党执政，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全面专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则以”四项基本原则”取而代之，基本内涵丝毫不变。在中共自己以其”特殊原则”塑造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民主逐渐地被妖魔化。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制、多党制政治，以及国民党政权下的政治过程，历经30多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到80年代初，也历经30来年。两相比较，前者实际上远未能证明”三权分立”式体制不适合中国国情，更没有证明宪政共和体制本身无法成功，而后者，则已清晰地表现出中共政治体制下公民权利严重萎缩而权力难以监督、缺乏制衡的顽症，已远远落后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潮流。现在，中共体制又延续了20多年，中共本身因其绝对权力地位而普遍腐败的现实，世人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中共的白皮书还不知羞耻地谈论辛亥革命后议会制、多党制政治的失败，尤为荒唐可笑。
中共既然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要为推行市场经济而改革，相应地，在政治上就理应反省自己的失误，在政治理念上作重新思考，放弃一味自我辩护、自我颂扬的习气。
它没有这样做，仍然拒绝人民重新选择的权利，以党禁言论禁结社集会游行禁以及选举、罢免程式中种种的蛮横野蛮伎俩来对抗民主进程，于是，它不得不面对的是历史的辩证法：先前那一历史的选择，已成历史。
以”特殊国情”掩饰”特殊利益”
社会在变化的同时，中共自己也在变化，却是变得让世人大失所望。
中共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就开始塑造自己的”特殊原则”，形成它的”特殊利益”。
国民党以德国为师，也以英美为师，其治下公民权利尚有很大的空间，而共产党偏偏认定这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全面地超越国民党的法西斯倾向，对公民权利施行严厉控制。言论、出版、结社以及集会、游行等诸项权利，都控制在中共手掌之中，工会形同虚设沦为福利组织，农会消失，连共青团也在步工会之后尘。权利为人们所陌生，市场经济所赖以成长的公民社会也就萎缩得不成样子，再回过头来发展市场经济，要”好”的市场经济而避免”坏”的市场经济，其难度可想而知。
同时，中共更抓住枪杆子不放。中共掌握军队，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和平民主建国的一大障碍，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仍然是发展民主政治的一大障碍。中共顽固地拒绝军队国家化，是它以一党之私的”特殊原则”垄断执政地位，堵塞失去这种地位之可能性的最典型表现。这也就使得中共在政治上逐渐地落后于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在政治对手的逼迫之下或多或少真的在与时俱进。
中国社会政治中的暴力倾向，是发展程度较低的一种表现。史达林有句名言曰，武装斗争是中国的特点，也是中国的优点。所谓”优点”，是因为走暴力革命之路比全面的政治发展与动员要简单得多。抗战胜利后，倘若中共接受军队国家化的宪政原则，它可能会付出更多的牺牲，会经历更多的磨难，然而，在更为漫长的过程中，它在政治上有可能会发展得更为成熟，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左派政党，引导社会走一条暴力内容较少的改造之路。中共没有这样做，它掌握军队的决心至今仍未动摇，时时受到”枪指挥党”的威胁也不肯回头。
依据自己的”特殊原则”，贪恋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共对于民主政治，产生了本能的恐惧和愈益强烈的敌意。
作为一个政党，中共的先进性本应体现为──如马克思学说经典文献所言──作为”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者”，在政治民主方面理应成为楷模。然而，它费尽心血抓经济，操心”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同时丝毫不懈地抓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唯独在政治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时代。这本身已成为莫大的讽刺，而为回应外部批评而发表”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一事本身，更是典型地显示出讽刺意味。中共却不以为耻，还在那里自娱自乐地描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对自己的党员干部沦为大大小小的贪污腐败分子，甚至沦为镇压民众的打手轻飘飘地蛮不在乎，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觉得这世界真是奇妙。
白皮书乃陈述事实，要求它有理论突破，是难为它了，但是它至少应该实事求是，对中国政治的民主程度，它的民主与不民主，做具体的分析。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它的”有意义”已经很勉强，而它的”无突破”，实在是因为它仍在坚持与维护中共的”特殊原则”与”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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