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1日訊】(大紀元記者衛君宇波士頓報導) 上週末，由「留美中國法律學會」主辦的、題為「十字路口的中國」的研討會假哈佛大學法學院奧斯汀大樓（Austin Hall）舉行。在週日進行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保護」小組討論上，北京大學法學院的賀衛方教授關於「司法改革 —病症與處方」的演講與答問，博得與會數百名聽眾陣陣會心的笑聲與掌聲。
賀衛方表示，九年前他曾應邀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學員作訪問學者，故地重遊，雖至深秋，亦覺暖意。他說在哈佛期間，一直在觀察與思考美國的司法制度對中國可有的借鑒。回到中國後，他走在了推動中國司法改革的前沿，發表了二百餘篇文章，也意識到﹕本來人們希望司法與法律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非常合理的方式和途經，但難辦的是司法制度本身就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賀衛方說在數日前看到了紐約時報在報導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 的提名時，同時大幅刊登了約瑟夫．康（Joseph Kahn）關於中國司法制度的一篇文章，文中描繪的是一幅非常悲觀的圖畫。中國司法到底問題出在哪裏﹖如何改革﹖為此，賀衛方先追溯了中國的司法歷史。
賀衛方認為中國司法的西方化開始於上世紀初，先行者有沉家本與伍廷芳二人﹔後歐陸模式司法制度在中國建立了雛形﹔到了1949至58年左右，法律走向蘇聯化，但蘇聯本身不是一個法制國家，其中賀衛方提到他前段時間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被刪掉的一個觀點﹕「社會主義之所以在蘇聯能成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是因為蘇聯不是個法制國家」。
1959年到1978年，賀衛方認為可以說法律消失了，期間所謂的「公審（或批判大會）」即是例證﹔1978年開始重建司法制度，但開端的例子並不理想，如對「四人幫」的審判其實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司法審判，因為當時所依據的是1980年制定的法律，審判的卻是法律制定前發生的案件。當時受審的張春橋，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甚至不看法庭一眼，賀衛方認為在這點上張是個「硬漢子」，因為張認為審他的法庭本身就不合法。
其後的二十年，賀衛方認為人們是有了整個社會對法治的確信，相信中國只能走法制的道路，有了對司法獨立的共識、有了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等，但如賀在幻燈片中的「小狗」圖片所意味的﹕成績不大。
談到目前的司法現狀，賀衛方認為問題亦然嚴峻。說到司法公信力低下，他舉了一個例子，說在幾年前的一項民意測驗中，在公信力方面法官甚至排在了警察的後面。過去兩、三年中，中共對司法的干預不減反多。趙紫陽時代，曾努力逐漸使共產黨的政法委撤銷，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使之功虧一簣。這種公信力的低下導致司法獨立的難以建立，併進一步導致缺乏尊榮感的司法界走向腐敗。
說到問題的根源，賀衛方認為有歷史傳統的影響，更主要的是社會主義的司法觀所帶來的後果，他用一首人們形容大陸新聞界的新民謠為此司法觀作了形象註解﹕「我是黨的一隻狗，守在黨的家門口，黨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就幾口」。他還舉一例說明如此司法觀下司法官員的素質低下，如山西的一位地方法院副院長、被稱為「三盲」（文盲、法盲、流氓）院長的姚曉紅，原是該法院的一位司機。關於司法的知識積累不足亦是問題的根源之一。
最後，賀衛方用一首題為「司法改革感言」的打油詩結束了演講﹕「棋局交困兵馬車，法眼迷離儒道佛，廟堂新招頻頻閃，模起石頭過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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