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6日訊】人能不能百煉成鋼，或者即使百煉成鋼以後能不能變成一顆黨擰在哪兒就在哪兒紋絲不動的螺絲釘，甚至是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20世紀的歷史已作了回答。斯大林的女兒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國，卡斯特羅的私生女1990年代中期移民美國（卡斯特羅的兩個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國）。她們到了西方後都出了書，把父親的老底兜了出來。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出的書題為《致友人的20封信》，在書中譴責了她父親的專制，並對母親的自殺提出了疑問。卡斯特羅女兒的書就叫《卡斯特羅的女兒》，把她父親描繪得自私暴戾喜怒無常，還把父親當年寫給母親的情書（當時她母親是他人之妻）都公之於眾。
中共曾堅決否定人性、人道、人權等等這些人類得之不易的成果。共產黨自成立後就一直批判「人性論」。他們用「階級性」和「黨性」來取代人性，強調「鐵的紀律」、「黨的獨裁」、「每一個同志要犧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衛黨的團結」（中共二大《關於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決議》）。在毛統治的27年中，總是要不斷地煽動人們去批「人性論」。
1939年8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強調黨員必須加強黨性修養，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說：「一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像木料一樣交給了黨。黨今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大廈時，你也可以變成棟樑；如果黨需要造一個馬桶，那你也得嘗嘗臭氣……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講條件的。」
劉少奇說：「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能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常說的黨性」。
文革開始，劉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澤東說：我只有一個請求，辭去一切職務，回到鄉下去種田，做一個普通人。此時此刻，連劉少奇都忘了他只是「黨的工具」，他無權對黨提條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論」黨性，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鐧」之一。對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林彪說：「黨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績偉說：中共形成了一種「黨性原則」，即「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
盧梭說：「專制政治是不容許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一發號施令，便沒有考慮道義和職責的餘地。最盲目的服從乃是奴隸們的唯一美德」（《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中共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後，「塑造新人」成了與建設新社會並行的目標。從蘇聯照搬的社會政治組織，如少先隊和共青團等從「解放區」推展到了全國，蘇聯的「新人」典範和歌頌「新人」的文學作品在中國也非常有影響，如傷殘軍人吳運鐸和他的《把一生獻給黨》就被稱為是中國的「保爾‧柯察金」。60年代上半期，「共產主義新人」在各條「戰線」湧現，其事蹟充斥著報刊、電台、電影、文學讀物，成了這一時期文化領域最令人矚目的現象。
大慶油田的王進喜和他的「32111英雄鑽井隊」是工業「戰線」新人的典範。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則是農業「戰線」新人模範。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在非軍事部門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部。軍隊在60年代為全國提供了難以計數的榜樣：雷鋒、王傑、歐陽海等，他們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這種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顛峰，有組織和集體管理的每個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須「狠鬥私字一閃念」。「文革」期間塑造新人的運動，就是大量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並不否認下放背後的社會經濟和人口問題的考慮)。
70年代「紅色高棉」更是一奪取政權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圖徹底廢除城市(一同被廢除的還有貨幣、家庭、婚姻、財產等等)。「紅色高棉」是在毛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他們認為即使是毛也沒有堅持他的革命路線，沒有做到「七、八年再來一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徹底性上要超過中國。
在50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分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失去了人性，黨性就墮落為血腥的獸性。斯大林說過，死一個人是生命，死一百萬只是個數字。這話常被用來說明GC黨人毫不看重生命價值。毛曾揚言，如果打核戰，中國人準備死2/3！2005年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中共元老朱德的外孫、少將朱成虎對西方記者說，如果台海發生戰爭美國干預的話，中國將使用核武器，摧毀美國的2百個城市，為此願付出犧牲西安以東的代價。中國西安以東的人口有10億，佔中國全部人口近80%。這種要殺死美國人、毀滅台灣人、犧牲中國人的叫囂，只能證明朱成虎這種黨人是野蠻人，根本不是人！所以，獸性共產的「革命」必然是破壞的、毀滅的。
共產主義制度為什麼在全世界到處碰壁？最主要的是馬克思扭曲了人性。有人說：「共產主義是一個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還有人說：「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不是完人，免不了會犯錯誤。」這種說法完全錯誤。共產主義制度的領導人即使是聖賢，這個制度也逃不脫失敗的命運。因為共產主義理想所根基的是錯誤的人性理論，它仇視的是能夠最大限度發展個體才能、提高人權水準的自由制度。(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