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是自由主義,還是機會主義?

評李敖大陸行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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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3日訊】不止一位朋友打電話來問我對李敖大陸之行有何看法。其實,半個月前,一位來自北京的學者和我聊天,就特地講到李敖。他說:「李敖這兩年在鳳凰衛視的節目裡大肆美化中共專制,詆譭自由民主,影響壞透了。這次又要到北大清華講演,還不知他會講出多麼可惡的話來。」我說:「李敖不是說他要講自由主義嗎?李敖又不傻,他幹嘛不趁機講點好聽的呢?」李敖在北大講演後,立刻有民運人士在網上發表文章稱讚不已。我真想告訴他:別急著喝采,沒準下一番講話他就讓你難受得噁心呢。  

1、玩世不恭的機會主義
還在李敖赴大陸講演之前,海外中文網站《華夏文摘》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晨寒」的文章,最後講到:「李氏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開始他的大陸之旅,並聲言要對北大學生講講胡適的自由主義。一方面在政治上對當權者獻媚效忠,另一方面對大眾迎合取寵,對知識界投其所好賺取廉價名聲,再加上為背後傳媒資本發揮不言而明的廣告效應,其苦心謀劃,不亞於政客的精明和商人的狡猾。這倒也合乎李敖一貫的行事方式和哲學。」可見,早就有人預料到李敖這次來大陸的講演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同時講出完全不同的、彼此正相矛盾的兩套話語。

應該說,對於李敖的機會主義性格,很多人原本是瞭解的,只是一般人仍然低估了他的機會主義程度。一般人仍然習慣於把李敖看成是具有某種主義和原則的人,所以他們才會對李敖的講話常常感到出乎意外。你剛剛寫文章否定了他,殊不知他卻又講出一些話讓你不能不有所肯定;你那裏掌聲未落,他馬上又講出一些話讓你覺得不罵不行。所以很多人不得不剛批了又讚,或者剛讚了又批。也有一些人堅持批判李敖,正如有些人一直堅持讚美李敖。不過,不論是一直讚美者還是一直批判者,他們總是引用李敖的某一部份言論而迴避另一部份言論;他們不能不迴避另一部份言論,因為只要你兼顧李敖的全部言論,你就無法只批不讚或者只讚不批。也有一些人試圖對李敖的各種言論作通盤考察,找出所謂李敖的「真實思想」。這種努力是徒勞的,是愚蠢的。因為李敖言論的基本特點就是它的無原則性,也就是說沒有一種一以貫之的原則。李敖可以講各種主義各種原則,但實際上他對甚麼主義原則都不信。李敖就是徹底的玩世不恭。早年的李敖是憤世嫉俗的。我嚐說:「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間只有一步之差。」李敖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

讚美李敖的人,主要是依據他在北大的講演。在那場講演,李敖講到言論自由,講到自由主義。但正如一位網友所問:「李大師為甚麼把在北大的那些話憋在心裏十幾年不說,一直到了北大才說呢?」畢竟,你無法讓人相信,此前的李敖,多年以來在台灣多次發表粉飾中共專制,為「六四」殺人辯護的言論,原來都是處心積慮,打定主意,放長線釣大魚,誘敵深入,曲線救國,玩苦肉計,忍辱負重,偽裝無恥,以便騙取我黨信任,從而迎來這一天,作為中共的特殊嘉賓,榮登北大講壇,打它個番天印措手不及。

李敖當然不是偽裝無恥,玩苦肉計,他不過是機會主義而已。因為李敖甚麼主義原則都不信,所以他甚麼主義原則都可以講,他可以昨天講一套,今天又講完全相反的另一套,他甚至可以在同一場合中講出完全不同的而且彼此矛盾的兩套觀點或主張。李敖講話不在乎邏輯,不在乎前後一致,不在乎左右互搏,自相矛盾。李敖的思想和言論沒有一貫性,但李敖並非人格分裂或精神分裂。在哪一種情況下講哪一套話,對哪一種人講哪一套話?李敖自有他的算計。其考慮無非個人名利。怎麼講更能擴大知名度,怎麼講更能擴大銷路擴大市場,他就會怎麼講。

因此,並不奇怪,雖然李敖講到言論自由,講到自由主義,但是,大陸的絕大多數自由派知識份子和異議人士(不論是在國內的還是在海外的),要麼對李敖持批評態度,要麼不予置評,極少有高調讚譽的。因為我們認為他不配得到讚譽。英文CREDIT一詞,意思是稱讚、光榮、信譽、信任、信用,等等。這就是說,CREDIT不但意味著誇獎稱讚,還意味著相信、信用,這就是說讚美本身包含著信任。李敖的問題就在於他缺少信用,缺少信譽。我們認為不應該把信譽給與一個沒有信譽的人。如此而已。

2、不是李敖被我們誤解,而是你們被李敖捉弄
李敖對六四的看法是最有爭議的一個問題。

在這次北大演講中,李敖列舉了自1932年以來,包括美國、德國等多國政府以軍隊鎮壓示威群眾的事例,強調政府無法容忍民眾佔領中央政府廣場,然後,他又講了一句話:「全世界任何政府在這個時候都是王八蛋」。於是,許多人就說李敖對六四屠殺表示了強烈譴責。更有人找出八九年六四後不久李敖寫的文章,提及六四,李敖寫道:「試問為了保護政權,哪國又不開機槍開坦克?」「人類翻臉維權的兇殘,又何國無之?」以此證明李敖對六四的觀點是前後一致的。這種看法包含了諸多混亂,須一一澄清。

首先,李敖說:「全世界任何政府在這種情況下都會開槍鎮壓,都是王八蛋。」「人類翻臉維權的兇殘,又何國無之?」這話看上去是對中共的譴責,其實何嚐不也是為中共的開脫(有網友評曰:「都是王八蛋等於都不是王八蛋」)。既然天下烏鴉一般黑,我們又有甚麼理由特地指責中共這只黑烏鴉呢?

其次,李敖所舉美國政府下令開槍鎮壓抗議民眾的例子,與事實不符。早就有人寫文章據實反駁。但李敖卻既不回應,也不更正,繼續以不實的信息誤導受眾。

再者,眾所周知,在民主國家,民眾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項自由,還有定期的民主選舉,因此,他們完全可以通過上述方式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以及更換政府。在這一前提下,如果有抗議者做出危害秩序的行為,政府有權用強力制止(至於其強力措施是否適當,另當別論)。在這裡,民主政府制止的只是示威活動的違法部份或危害社會秩序的部份,民主政府只是維護秩序,並不是要鎮壓和剝奪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通過選舉更換政府的權利。中國的「六四」則不同。在中國大陸,民眾根本沒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更沒有通過選舉更換政府的權利)。「六四」開槍決不只是「清場」,而是鎮壓與剝奪人民和平表達異議的基本權利。兩者豈可相提並論。

眼下就有一個近便的例子,去年台灣大選,部份泛藍民眾拒絕承認陳水扁當選總統,在總統府前發動大規模示威抗議,後來,台北市長馬英九下令警察驅散 「盤踞不去」的示威者。在這次清場行動中,政府沒有使用具殺傷力的武器,更沒有以「顛覆罪」、「叛亂罪」或「反革命暴亂罪」大肆抓捕和監禁示威者,沒有去揪甚麼「幕後黑手」,也沒有禁止媒體報導,取締新聞自由。還須提及的是,在這一事件中,泛藍示威者反對的是當總統的泛綠的陳水扁,而派警察驅散示威者的卻是當台北市長的泛藍的馬英九(馬英九當然是投票給泛藍的連宋的)。所以你不能說這是被逼急了的政府在用暴力維護自己的權力,你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種純粹的旨在維護秩序的行動。此一李敖親歷之事件,恰恰是對李敖所說「全世界任何政府在這種情況下都要開槍殺人」和「人類翻臉維權的兇殘何國無之」的有力否定。

眾所周知,就在六四之後不久,在匈牙利、東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以及蒙古等共產國家,也發生了類似於八九民運的大規模民主運動,示威者也是「盤踞不去」,但是那裏的共產黨政府都並未開動機槍坦克車鎮壓,而是接受了民眾的民主要求。可見,即便是共產黨政府,也並不是遇到這種情況都要殘暴鎮壓,都要當王八蛋的,可見並非任何政府都是王八蛋。這裡還不提當年菲律賓和南韓的和平革命和近些年來的顏色革命。

請讀者務必注意。李敖的講話可分成兩個句子:(一)全世界任何政府在這種情況下都會開槍鎮壓,(二)全世界任何政府這個時候都是王八蛋。兩句一併說出,或許有譴責之意(?),但如果只說第一句而不說第二句,那效果就完全兩樣,那就成了無恥的辯護。除開八九年那篇文章和這次北大講演這一頭一尾,在過去十幾年間,李敖在講到六四時,恰恰就是只講第一句,不講第二句。

這就叫紹興師爺的刀筆功夫。紹興師爺的刀筆功夫十分了得,其秘訣是「反復顛倒,無所不可」。描述一樁案子,多說一句或少說一句,加幾個字或減幾個字,甚至同樣的語句一字不改,只消變動一下次序,便可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譬如王斌余殺人案,他若是只說「法理難容」,那給人的印象是他主張判處死刑;他若是只說「情有可原」,那給人的印象則是他主張免除死罪;他若是說「法理難容,情有可原」,那給人的印象還是赦免死罪;他若是說「情有可原,法理難容」,那給人的印象又是主張判處死刑了。孤立地考察這兩個句子「法理難容」和「情有可原」,意思都不錯,但是,說哪句不說哪句,先說哪句後說哪句,就可以造成截然不同的效果。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李敖多次發表言論為中共六四開槍辯護。我手頭就存有兩個現成的文本。其一是安徽的沉良慶發表在我們《北京之春》上的文章,作者講到他在1998年2月16日聽李敖在美國之音就六四事件發表看法,稱「六四」開槍合情合理,並舉例說美國政府也開槍殺人。沉良慶把這些話轉告丁子霖,丁子霖直斥其為法西斯主義。

其二是我自己寫的一篇文章「李敖講話代表新黨嗎」。在2000年1月24日北美《明報》「專訪台總統候選人系列」欄目下,刊出該報記者對李敖的採訪。其中,李敖講到:「我覺得中共處理六四是對的」,因為「學生老盤踞著不肯走」。他還舉出美國政府在1932年和1950年兩次向示威群眾開槍的故事作類比。在談到當今中國的貪污腐敗,社會不公,李敖說我們要「給時間」,「自然會改變」。談到現今中共領導人,李敖說「已經不可能更好了嘛」。李敖的這類觀點,我先前就聽說過不少,只是這一次他是以新黨的總統候選人的身份講出這些話,我以為有損新黨形象,才特地寫此短文對這些觀點加以批評。僅僅是上述兩個文本便足以證明,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李敖是怎樣無恥吹捧中共和為六四殺人辯護。這難道還有疑問嗎?

在過去十幾年間,李敖講到六四時只說「全世界任何政府在這種情況下都會開槍殺人」,不說「任何這樣做的政府都是殘暴的,都是王八蛋」。他要傳達的意思是十分明顯的,那就是為中共六四屠殺開脫罪責。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在過去一直對李敖的這種說法持強烈批判態度的原因。這次北大講演,李敖添補上了後一句話,於是很多天真的朋友便以為我們原先的批評純粹是「誤解」,是未能「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博大精深的李敖思想。錯了,錯了。不是李敖被我們誤解,而是你們被李敖這個紹興師爺所捉弄。

3、台灣的326和大陸的六四
文章還沒寫完,新的例證又來了。李敖一回台灣就批評馬英九。李敖質問:馬曾口口聲聲說要為六四平反,但去年三二六大遊行卻下令「依法解散群眾」,這不正是「偽君子」嗎?

讀到這段報導,我感到很吃驚。我吃驚於李敖的大膽,他竟然敢把台灣去年 326馬英九派警察驅散總統府前「盤踞不去」的泛藍示威民眾一事和大陸的六四相提並論!我在前面剛剛指出(幾天前寫的了),去年台北的326事件正好是和八九年北京的六四完全相反,「恰恰是對李敖所說『全世界任何政府在這種情況下都要開槍殺人』和『人類翻臉維權的兇殘何國無之』的有力否定」。李敖對此當然是清楚的,否則,他為甚麼在北大講演中要捨近求遠,不拿發生在去年台北的這個眾所周知的事件當例證,而要把遙遠的三十年代的一般人不清楚的美國的事情當例證呢?想想看,如果李敖在北大講演時把326和六四相提並論,那會造成甚麼效果?

我相信,台灣也不會有人把326事件和六四相提並論,等量齊觀。那麼,李敖為何還要把這兩件事扯到一起呢?目的無非兩個:馬英九堅稱「六四不平反,統一免談」,共產黨很惱火,李敖要幫共產黨,所以要專揀這句話來批馬;另外,馬英九對326事件的處理方式在台灣泛藍方面一度引起爭議,想來有些泛藍人物和民眾至今對馬英九還有些耿耿於懷。李敖批馬英九偽君子,是為了投合這些人的情緒,擴大泛藍內部矛盾,削弱馬在泛藍陣營的力量。李敖這話本身是荒謬不通的,但卻暗含有迎合與刺激某種情緒的作用,一箭雙鵰。這種話也只有李敖講得出,因為李敖在台灣政壇的角色就是打爛仗。

嚴格地說,李敖的精明不是政客式的精明。李敖算不上成功的政客,你只要看一看他當年在替新黨競選總統時得票多慘而且給新黨的形象帶來多大損害就行了。後來李敖當選立法委員,分析家認為主要是靠那種賭爛票。我們知道,政治家與政客的區別在於:政治家關心的是下一代人民,政客關心的是下一次選舉。其實當政客也不容易。當政客就必須會算計選票,一個成功的政客總要有自己的選民。儘管人們常常批評政客不講原則或反復多變,但畢竟你不能太自相矛盾,太反復無常,太變色龍,太沒有可信度,太沒有可預見性,以至於讓別人根本不知道你下一句會說甚麼下一步會做甚麼,讓選民無所適從,無法認同,這樣你怎麼能指望別人投你的票?或許有不少人都樂意利用李敖的這一部份或那一部份言論打擊自己的對手,幫自己出出氣,但是有幾個人願意或敢於讓李敖做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呢?這就是李敖有過很多讀者卻只有很少選民的原因。

4、「不是奉承久,哪得規格高?」
在我所見到的讚李文章中,黃河清的「李敖雪恥——閒說李敖北大講演」一文頗有代表性。

黃河清寫道:儘管有很多人「完全能比李敖講得更好更深刻更切中時弊,但可惜不可能上北大講,即或上了北大講,也會被阻止中斷。只有李敖有辦法!李敖以一介布衣、一介書生之身,做到了讓北大以如此正式、如此隆重、如此規模、如此公開的方式邀請來作演講,演講的內容如此反動的恰如其分不輕不重又輕又重,讓當局雖然坐臥不安卻又哭笑不得、奈何不得。這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不要不服氣,你試試!」

這正是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我們要問的正是,李敖憑甚麼能得到共產黨的特殊信任,被邀請在大陸最好的三所大學的講壇發表講演,講演內容事先無需接受官方審查,還由書記校長作陪,還有鳳凰衛視現場直播?誠如作者所言,李敖既不是外國政府首腦,也不是黨魁,又不是世界級的學者文豪或共產黨的重要商業夥伴或外交夥伴。總之,李敖並不是共產黨不得不盛情邀請並予以高規格待遇的人物。李敖只是一介布衣一介書生,如何能受到世界上最大的專制政府的如此禮遇?

這當然不是因為李敖書出得多,牢坐得多,錢掙得多,女人玩得多。另外,這當然也不是因為李敖像某些人所稱讚的那樣,堅持幾十年如一日,知行合一,反抗專制,鼓吹自由,一身傲骨,威武不屈。不錯,李敖有過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歷史,也有過自由主義者的名號。但是這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共產黨盛情邀請的真正理由,否則,那個把他當貴賓邀請來的共產黨豈不是太開明太自由化了嗎?你以為共產黨是誰?

一位網友說得好:「不是奉承久,哪得規格高?」李敖受此殊遇的原因恰恰在於:他一方面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享有自由鬥士的美稱,一方面卻又在過去十幾年間不斷發表言論粉飾中共暴政,詆譭自由民主;而正因為他頂著自由鬥士的光環,所以使得他那些粉飾中共暴政,詆譭自由民主的言論格外有影響力。這就正像在八十年代,共產黨要專門邀請那些當過右派的人現身說法為中共辯護一樣。

在今日之中國,舉世聞名的抗薩英雄蔣彥永依然受到監控,比江澤民胡錦濤革命資格更老的李慎之因為力倡自由主義而被打入冷宮,張林僅僅因為在海外發表文章就一次次地被關進監獄,艾曉明教授只是對太石村村民的維權活動表示關切就遭到地方政府派人毆打甚至製造車禍假象企圖置於死地,更不用說那千千萬萬的訪民、下崗工人、失地農民、拆遷戶,還有法輪功成員和家庭教會成員等等的遭遇。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身居海外自由世界的知識份子,只要他稍有良知而常常對中國的政治公開發表意見,他就不可能不遭到中共當局的嫉恨——起碼也是猜忌,他就不可能得到李敖所得到的那份特殊的信任。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難道不是嗎?一個文人,要說出多少無恥的話才能贏得我黨的那份特殊的寵幸啊。

當然,比李敖無恥的大有人在,但他們可惜沒有李敖一般有才。就這樣,比他無恥的人沒他有才,比他有才的人沒他無恥。所以李敖就成了獨一無二。李敖說得出口的話我們就是說不出口,這不用試,我們服氣得很。
  
5、我們要向流氓學習嗎?

其實,黃河清知道李敖這次的成功是建立在過去的無恥無賴之上,所以他文章的題目就是「李敖雪恥」。黃河清說:「李敖這次北大演講雪了以往混蛋之恥。」這就未免自作多情了。問題是,你認為是「以往混蛋之恥」,李敖自己也認為那是「混蛋之恥」麼?玩世不恭的李敖只會認為以往那樣講是對自己有利的,現在這樣講也是對自己有利的,因此以往也對現在也對,根本沒有恥不恥的問題。黃河清明知李敖正是憑著他的無恥無賴才取得讓他們欽羨不已的偉大成功,而黃河清卻又勸李敖「勿再蒙羞無恥,還原丈夫真面目,重作頂天立地人」,那豈不是要他自廢武功?豈不惹他訕笑?笑你too simple,too naive.黃河清觀點的代表性在於,他從李敖的成功得到啟示。那就是,因為共產黨是流氓無賴,所以你也必須學會流氓無賴才能戰而勝之。「一味紳士不僅無用,反要吃大虧的」。國內的關天茶捨網站上有一篇署名「我是劉支書助理」的網文,名曰「比流氓更流氓——換一隻眼睛看李敖」,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看來,北島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如今要倒過來理解了。按照這些朋友的高見,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你壓根就不要去高尚,因為高尚是死路一條而且默默無聞沒多大作用。你必須學會卑鄙,因為只有卑鄙才行得通,而且——這倒是個最新重大發現——只有卑鄙才能夠擔當改變專制建設民主的大任。

其實,那些讚美李敖流氓無賴的人本身就自相矛盾:你們自己還遠遠沒有混到李敖那個份上,怎麼就對李敖的自由化言論公開讚美,從而過早地暴露了自己呢?按照你們的邏輯,在現階段,你們應該努力偽裝無恥才是。你們應該對李敖的自由化言論作憤怒狀,起碼也必須保持沉默,好讓黨高興,讓黨放心,取得黨的信任,以便等到某一時機再打番天印不遲。

然而這又引出兩個問題:第一,你怎麼有把握能遇上像李敖這樣的好時機呢?畢竟,這樣的時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連70歲的李敖在69歲之前自己也不知道他會遇上這樣的好時機。就在幾個月前,李敖不是還在那裏宣佈他不會來大陸嗎?如果沒有連宋的大陸之行以及在北大清華講演的先例等一系列偶然因素,李敖也不會撞上這個大運。如果你總是遇不上這樣的時機,你一路偽裝無恥下去,到頭來不就弄假成真,成了真無恥了嗎?試問你的良心如何安寧?人家李敖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人家不是在臥薪嚐膽忍辱負重玩苦肉計,所以從沒有良心的負擔,人家活得很輕鬆,人家本來就是玩世不恭、機會主義,上甚麼山唱甚麼歌,哪兒遇到哪兒發財。

第二,假如大多數人都深得所謂李敖秘傳,個個在那裏偽裝無恥,李敖的自由化言論還有誰鼓掌誰喝采呢?須知,流氓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數人不是流氓的基礎之上。如果學流氓的人多了,連流氓式的成功也不可能成功了。倘若大家都立志學流氓,那麼,我們和專制的矛盾確實會消除,但那不是我們改變了專制,而是專制改變了我們。看一看我們身邊倒下去的共產專制政權吧,有哪一個是靠流氓顛覆的呢?我能夠想像一個專制的千年王國,那就是大多數人都一身流氣,玩世不恭。◇

《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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