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4日訊】電視劇《亮劍》火啊，小說也跟著賣瘋了。記得2000年《亮劍》甫問世，就廣受讚譽。我一位當著著名評論家的導師，讀後就給予過高度評價，說他和他的愛人都是流著淚讀下來的。後來許多學生、市民、官兵也爭相傳閱，有的甚至是趴在卡車上讀。許多老人讀時，更是痛哭流涕。無不為主人公李雲龍最後的悲劇命運所動。但即使這樣，那時候知道它、讀過它的人，也確實不會很多。
五年後，有關《亮劍》的一切差不多已從我記憶裏消失，年內我又一直忙於出版自己的長篇《北京女兒》，不想《亮劍》改編成電視劇，在電臺熱播著，弄到婦孺皆知的程度，紅遍大江南北。小說隨之上了各大城市暢銷書排行榜。引起所有平面、網路、電子媒體的密切關注，連京城大報，讀者達數百萬之眾的，也把專開的欄目叫做「十運亮劍」等等，叫我每天又不得不碰見它了。
當然，受中國「特色」影響，電視劇只拍到20世紀50年代初，生生斬開了之後的歷史，尤其是「文革」時期令人驚心動魄的那段生死角鬥史。
一個人活一生不過幾十年，電視劇卻硬是把人物最後十來年的命運給「忽略」不計了。這種處理方式，大概外國人是不明所以的，我們卻能苦澀一笑，明白又是受到「老闆」的限制了，真要全拍出來，整部片子都會「槍斃」，與其如此，不如先把能拍的那一段拍了。這讓我不由得再想起余華那個著名的、卻肯定是寫得不那麼偉大的小長篇《活著》的命運——後者被拍成了電影，國內播不成，我們只能看盜版的光碟，現在又說要改拍電視劇「福貴」（《活著》主人公的名字）了，真不知這樣的條件下如何拍法。那是比改拍《亮劍》所需技巧性更大的作品。
話說回來，在如此巨大的讚美聲和深入大眾的過程中，我對《亮劍》的看法是有不同意見的。這種意見不以時間的推移而作絲毫改變。
第一次讀它時，我尚在念書，研究的課題又是「戰爭文學」，學校離著出版這部書的出版社也就數步之遙，各方條件得天獨厚，因此幾乎是最先的讀者之一，也是圈子裏第一個提出了批評意見的人，並把這種意見寫進了當年自己的學位論文《中國戰爭小說死亡主題美學研究》。
在文章中我認為，小說《亮劍》不過是一部優秀的「傳奇」，完全以現代人的眼光看戰爭、看部隊、看人物所在的環境，通篇浪漫色調，顯然只有毫無戰火體驗與從伍經歷的人，才寫得出主人公李雲龍那樣「飛翔」的人物。我們在唏噓之餘，不也要對於它的懸空、虛設、想當然，缺乏真實的歷史代表性，以及人物性格的比較單一、片面、「偽英雄化」，表示一番感慨嗎？同時，它還犯了一個致命的「常識性」錯誤。
作者寫到1965年，寫到一位知識份子出身的高幹趙剛時，通過他發現，時人借「純潔思想」為名，在中共黨內搞起無休無止的政治鬥爭，便十分厭倦，對別人的落井下石更感到深深的悲哀。趙剛說：「多年來黨內鬥爭的現實告訴他，從政治上陷害別人，打擊異己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卑鄙小人的行為……已經養成風氣……」因此他良知發現，挺身而出，「亮」出自己的「劍」，在一次會議上凜然說道：「同志們，近來我常常失眠，夜深人靜時經常捫心自問，趙剛啊……打擊陷害，落井下石，這太危險了，這會毀了我們的黨和軍隊……如果邪惡的風氣不加制止的話，那麼我們將來每一個人都會成為受害者。我們正在走蘇聯的彎路，……為了自己的地位，推波助瀾，把自己的戰友和同志往死裏整，這才是最可怕的。……當一種極端錯誤的思想或是罪行在黨內剛剛露頭時，全體黨員如果不齊心協力把它消滅在萌芽狀態，那麼最終是害人也害己，因為你在害人的時候，已經把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大家早把正義和良知當作破抹布一樣扔掉了，你還指望誰來救你呢？」
趙剛說這些話的本心不壞，問題是他不明白當自己認為某人思想「極端錯誤」時，他人也會把他的思想認作「極端錯誤」，從而站出來義正嚴詞地宣佈要把它消滅于「萌芽狀態」！作者更不明白這一點，所以他那些「抄襲」得來的「思想」，還很有漏洞。
民主的憲法保護一切公民擁有不正確、甚至是錯誤「思想」的自由，因為在沒有進行澄清之前，誰也不知道哪種思想正確、哪種思想錯誤；一個時期「正確」的思想，在另一個時期也可能不再正確，思想的正確或錯誤不靠人為的指定，只有在自由的環境裏通過平等的辯論與駁難，才能得到根本的清理，「消滅」于「萌芽」，靠強大行政力量的干預，或全體黨員的「齊心協力」只能是天方夜談！
如果連小說作者都訛誤百出，誰可以救得了小說裏的人物呢？能怪別人根據趙剛的「思想」痛駡他、「打倒」他嗎？
那些認為只有他們才代表了「正義」和「良知」，而你趙剛恰恰相反，心懷叵測的人，順應了他那句「當一種極端錯誤的思想……在黨內剛剛露頭時，全體黨員如果不齊心協力把它消滅在萌芽狀態……」！
趙剛被迫害致死。他並非完全意義上的覺悟者，過不在他，而在作者本人認識上存在了不足。
好在那裏面還有位「先知」，他是體制外的知識份子，主人公李雲龍的岳父田墨軒。趙剛稱他是少見的智者，認為「他的眼光真能通過重重的迷霧看到未來，他在十年前就擔心我們的民族會出現一場浩劫，現在還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許是個中性詞，它可以引導人們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義製造人間災難。革命必須符合普遍的道德準則即人道的原則，……我現在終於理解了當年高爾基的大聲疾呼：在普遍獸性化的日子，讓大家變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絕人性，沒有愛與同情，是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革命者的」。
這還僅僅是現象，製造這現象的原因仍是田墨軒說到的：「政府的職責是管理國家，……使矛盾趨於緩和。而不該激化這種矛盾，使某一階級或階層成為貴族，而某一階級或階層淪為奴隸。管理國家需要法治，顛覆國家的行為應該受到法律的公正審判，而不是個人意志的隨心所欲……」
然後，他將顧准在「文革」中對1949年以來中國政治體制的思考結論，提前說出來，即就是某些人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他們「認為自己最革命，動不動就以革命的名義剝奪他人的生命」，「這樣做的直接後果是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證，也包括他自己」，法國大革命時的羅伯斯比爾在台時正是這樣幹的，下去後被送上斷頭臺，「但他實際上是死在自己手裏，在一個沒有公正法律保障的社會裏，恐怕不會有贏家」。
小說主人公李雲龍卻是大老粗，血性有餘，智慧不足，對岳父的話非但領會不了，反倒拍著桌子怒吼，聲稱「你這種言論太危險了，……這簡直是反革命言論……」看來，李雲龍是贊成因「言」治罪的。而恰恰是他們的「言論」，先被無限上綱，再把所有的人物捲進去，預示了他們可悲的結局，不論先知後知，還是懵懂無知——「文革」之綿延不盡，流毒無窮，實在不是毛澤東等少數幾位大人物之力能夠做到的。
可惜李雲龍的智力實在太低，不等親歷身受，他不知道自己沾沾自喜的在戰爭年代濫殺無辜等行為的罪行究竟有多深，直至被「專政」才如夢初醒。
那時，「莫須有」的罪名不容他辯護，他被幾個無知的戰士看守起來——從這些人身上能夠瞧見他過去的身影，他們只知道「對同志要像春天一樣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既然李雲龍被抓，那就是「敵人」，對「敵人」講什麼客氣呢？所以，戰士送飯過來時，朝他的飯裏吐了唾沫；他怒了，扣出了碗，幾個人立即上來，把他打昏過去。
醒來後，他想起過去的虐待俘虜等往事，靈魂得以清洗：「不管是土匪，不管是什麼人，只要放下武器，我們就應該以人道的方式去對待他。」
他覺悟得太晚了，他那支嗷嗷叫的部隊更不會明白這些，那類人只有「忠誠」，只有「嘍羅」們對於山大王的那類忠誠，俗稱「死黨」。
批鬥大會上，李雲龍受到和趙剛類似的遭遇，喇叭裏喊：「堅決反擊反革命分子的囂張氣焰！李雲龍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最後，他選擇像蘇格拉底那樣，有逃跑的機會，卻不願藏起來，當縮頭烏龜。
「大丈夫來去赤條條，活著要活出個人樣，死也得像條漢子」。
他開槍自殺了，流出來的血是熱的，腦漿則是白的，「像沒點好鹵的豆腐，糊裏糊塗的」，「這輩子沒鬧明白的事太多」。
這樣一個草莽「英雄」，至死沒去思索究竟是革命至上，還是人性、人道至上。
作者想通過這些先覺、後覺們的死亡事情，來思索這些至關重大的主題，最後卻因才力不足，兜一圈又走回去了。
這是一個遺憾。但它不妨礙我們對小說人物從審美上進行把握。
看來，靠什麼（中共）「全體黨員」的「齊心協力」或「正義和良知」，只能是癡人說夢。而《亮劍》作者及其人物所流露出來的「思想」意向，也便是有害的了，雖然他們像李雲龍以及千千萬萬個普通人那樣，並沒有想到要來「危害」社會。
這麼說的話，我們不禁會問：《亮劍》的作者都梁何許人也？
據說是一位老闆，早年很小的時候當過兵，復員後下「海」經商，生意做得不錯，看不上別人所寫戰爭小說，打賭說自己能，於是賭氣用八個月埋頭整出來，輾轉著找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一不小心推出本暢銷書。如今他居住在加拿大，往返國內國外，完全夠資格幫我們來圓夢、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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