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7日訊】「這個世界滿目瘡痍，到處是災禍啊！」伏爾泰在《老實人或樂觀主義》裡如是寫。這部著名的哲理小說在老實人那句鏗鏘有力的名言「種咱們的園地要緊！」中結束。伏爾泰欲借老實人的非凡經歷講一個簡單的道理——人類社會並不「盡善盡美」，人若是想要有一個好的前途，不能等待彼岸的天恩，而是從自己的實際行動開始，耕種自己的園地以享受大地的恩澤。而人類辛勤的勞作，同樣是一劑良藥，可以為我們消除苦悶、縱欲和饑寒這三大害處。
辛勤勞作縱然是件有希望的好事情，可惜大地並不會永遠眷顧我們，它甚至不擇時機地吞滅那些充滿勞績的耕種者。或許是因為熟視無睹，對於這種不幸，我們早已波瀾不驚。我們甚至還會像亨利·梭羅一樣嘲笑那些醒來就問世界發生了什麼新聞的人，好像全人類都在為他放哨。
生活多麼尋常啊，按部就班，以致於我們早已厭倦了當下關於中國礦難的報道，彷彿是在聽馬後炮天氣預報——今天某地又下了場暴雨，僅此而已。礦難像天氣一樣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我們，也早已為自己的心靈備好了雨傘。
然而，即使棲居於這樣一個感覺遲鈍的年代，有些時候，我們仍然難免有驚心的蜇痛，讓雨水滴到了心上。日前發生在黑龍江七台河發生的這場礦難，至少造成170餘人遇難。有消息說，惡劣凶險、危機四伏的生產環境，讓東風煤礦的礦工們在上班時戰戰兢兢，下班後如獲重生，一些礦工索性將下班稱作「生還」。多麼偉大的「生還」，令人喜悅的字眼，竟讓人在凱歌聲裡眼角垂淚。
諸君，或許只在此時，我們方能體悟那幅記錄我們這個大時代、寫著「高高興興上班來，平平安安回家去」的黑字紅底裡寄托了怎樣的祝願與傷感。古有死諫謀臣「帶棺上朝」，今有活命礦工「帶棺上班」，究竟是怎樣一種不幸的安排或詛咒讓那些日常平庸的工作變成了一種或將赴死的壯烈儀式？讓那些掘地求生者，紛紛做了地底刺秦的荊軻。
然而，有人卻說，怨只怨「誰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國」，怨只怨你們中了「概率」事件的頭彩！
幾天前，何祚庥院士在接受《南方人物週刊》採訪時與攝影師發生爭執。何院士在論及礦工屢屢被活埋地底時不但沒有表現出半點同情心，反而詰問來訪者，「誰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國？」這是何等輕佻的十字，將當代中國人的所有不幸都歸罪於田間父母的一夜風流！
何院士說，現在中國要發展，總得有一些人做出犧牲，這是個概率分佈的問題。採礦場之所以經常發生死人事件，根源不在於腐敗，而在於老百姓貧窮。古人云，「窮則生變」，何院士似乎相信窮則送死，因為「老百姓不是傻子，如果不去那幹活就活不下去了」。令人不解的是，百姓「為了活下去」才去了礦地，難道下了礦地，就不是為了活著？
何院士舉例說，既然小轎車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那麼鑽到地底挖煤被活埋也就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了。何院士自況高人，舉世無多，不僅通不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通當代科學，相信科學萬能，主張炸開喜馬拉雅山。我想知道的是，倘使小轎車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科學何以萬能？如果小轎車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何必在汽車上裝上剎車閥？
「誰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國？」、「概率問題」、「總得有人做出犧牲」……有朋友說，何院士「多作狼語」，不必大驚小怪。想來，礦工們「帶棺上班」算是自作自受了。你既然貧窮，而中國又要發展，這非正常死亡的繡球就只能在你們身上拋了。「誰讓你們今生不幸生在了中國」，卻不是熊貓？！只有何院士這樣國寶級的人物，才能享受熊貓級待遇，為國家創造觀賞價值，不會被「概率」掉，更不用下到礦井深處去挖黑煤。
只有貧困的政治，沒有貧困的人民。公允論之，一個人貧窮，可能是由於他先天愚鈍或後天不努力，就像影片《咱們的牛百歲》裡的「懶漢」田福一樣，完不成生產任務。但是，如果是整個階層都貧窮，我們就不得不追問一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等政策的價值取向與實施。令人驚奇的是，何院士憂懷天下，不去問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卻要吾民聽天由命，為吾國之進步「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命場」。
寫作此文，我無意於因此詆毀今日中國的科學院制度。然而，每當我想起兩百年前法國思想家聖西門的一些觀點時，卻又不得不讚歎它們意境幽遠。論及自己之所以反對法國的科學院院士制度，聖西門在《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中寫到，科學院雖然帶來了一些好處，但不幸的是，許多「院士之輩將永遠堅持自己的成見，認為自己是真理的保護者。如果他改變了觀點，他本人也會反對他自封的一貫正確論。但是，他寧願繼續對其所謂的異端邪說大發雷霆，變得更加偏執，也不肯為了人類的文明和幸福後退一步。」
記得早些年讀錢穆先生之《國史大綱》，印象最深莫過於作者在篇首開宗明義，稱一國「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如果我們承認中國正在行進中的生產、生活同為歷史的一部分，我們理應對所有在此旅程奔走或不幸身死者懷抱溫情與敬意。
今年年初，我曾就中國礦難不斷呼籲降國旗。有朋友擔心，如果那樣，中國的國旗大概是升不起來了，「舉國哀悼」怕是要搞成「舉年哀悼」了。
然而，如我從前所寫：天底下沒有卑賤的花朵，每一朵花的凋謝都值得我們哀悼與感傷。我相信，凡可以稱為偉大政治的，其出發點必然是為了人，而生命的得失，自然成為衡量一國政治成功與失敗、好與壞的重要指標。如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所說，在歷史的宏大敘事面前，一個人的生命或許一錢不值，但是誰又能找到比生命更值錢的東西？
轉自『關天茶社』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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