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二
毛澤東時代，“思想控制”曾經大行其道。思想控制現在還起作用嗎？當新聞受到壓制，代之以實質上等同于政治廣告的東西時，大多數中國人是不是真的像共產党經常教導他們的那樣，相信人權不過是西方帝國主義玩弄的手段？是不是相信那邪惡的台灣總統要破坏祖國統一？
對這些問題，何清漣很悲觀。她相信中共要掌握權力，需要把公眾控制在無知和“半無知”狀態，因此他們嚴禁公眾討論有爭議的問題。這种戰略往往屢試不爽，不僅在國內如此，在國外也如此，因為外國人太容易接受中國官方的謊言。
一般來說，外國人對于中國“新聞”系統的運作所知不多，這一點何清漣說得很對。國際報業常常引用新華社的消息，仿佛它跟路透社、美聯社屬于同類媒体。事實上，新華社有兩种基本功能，不管哪一种都跟路透社不同。新華社的大多數報道是給中共領導人看的，因此處于保密狀態。專供最高領導閱讀的最密級報道（如《天安門密件》所示[4]），都非常詳盡、准确，內容十分敏感，比如有關于四處蔓延的群眾示威抗議的報道，一般人永遠也讀不到。在制作這類報告時，新華社更像一個情報机构，而不是一個新聞机构。（事實上，新華社的一些工作人員本身就是以新聞工作為掩護的情報人員。）新華社的第二個主要功能，是小心翼翼地按照党的意思挑選出一些新聞給公眾閱讀。這些報道，按照中共的套話就叫做“宣傳”，實質上是新聞与政治廣告的雜拌。
關于公眾在多高程度上接受新華社那歪曲事實的新聞報道，何清漣的看法也許太悲觀了。新華社對法輪功的宣傳戰可謂無所不用其极，試圖消滅法輪功在公眾記憶里的一切痕跡。不過，我敢打賭，如果明天共產党完蛋了，用不了一個月，法輪功就又回來了。官方的宣傳如果和公眾的情感——不管是現有的或是潛在的——相吻合，宣傳效果最為顯著，中國狂熱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方面的例證。1999年5月7日，美國炸毀了——且不管是不是“誤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反美宣傳和公眾的反美情緒一拍即合。近几個月來，新華社密集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說台灣“回歸祖國”是歷史必然。這种一廂情愿的報道簡直有點可笑，然而那种吵吵嚷嚷的民族主義情感大宣泄似乎很受人歡迎。
在國內事務上，宣傳手段就沒有那么容易被接受了。民族主義不再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通過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人們接触到的腐敗和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平現象太多，民族主義很難在這一方面喚起人們的共鳴。標准的党報，如《人民日報》，發行量急劇下降，依舊訂報的老客戶大都是長期以來掌握了讀報技巧的讀者。比如，他們看到了“南丹礦難英勇大營救”這樣的報道，會立即得出結論，在這次礦難中死傷十分慘重。
阿布哈里卜監獄的虐囚案顯示了中國國內解讀新聞的不同方式。虐囚丑聞被揭露出來時，新華社發表了一些聲明，如：“華盛頓自詡為國際人權衛士，現在面臨著嚴重的信任危机”；“虐囚形象像重磅炸彈，炸啞了美國的惺惺高調，炸毀了美國虛假的正義”。 [5] 中國网絡聊天室里，大多數人都在重复著這些觀點，無疑，虐囚事件确實玷污了中國人心目中的美國形象。但是，當中國人把阿布哈里卜監獄的虐囚丑聞和中國自己的酷刑相比較，人們得出的結論就不同了。“某些國家” 的問題是，一位网絡評論者寫道：“它們傷害了自己的人民，卻連錯都不愿認，甚至連講都不讓講。”耶魯大學一位社會學研究生，名叫安托尼‧薩皮爾，分析了 2004年5月初粘貼在《人民日報》网站論壇上的500篇有關虐囚事件的評論[6]，發現人們的觀點“相差很遠”。約有45%的評論是反美的，33%的評論贊揚了美國的民主，因為美國公開地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如果受害者是中國人，而不是伊拉克人，人們的觀點分歧就不會這么顯著。當年美國攻擊中國駐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炸死三個中國人，中國的反美情緒十分強烈、失常。何清漣論述了宣傳部有時是如何鼓動反美情緒的，她擔心許多中國人學會了“仇恨”。這個詞說起來也許語气太重了點。在我看來，大多數中國人的反美情緒是一种摻雜著嫉妒、敬畏和痛苦的混合物。他們認為，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有、最強盛的國家沒有給中國應有的尊重。他們痛恨美國，把美國視為一個競爭對手，但同時又希望自己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炸館事件發生之后，那些向美國大使館投擲石塊的學生里，許多正在申請去美國讀書。有的中共領導干部在公共場合煽動反美情緒，暗地里卻把子孫送到美國，還在美國開了賬戶。
何清漣論辯說，如果把腐敗、社會不公、統計數据的摻假，以及環境破坏等問題考慮在內，中國的總体經濟成就并不像新華社所說的那么輝煌。這些年來，由于中共是靠經濟增長（還有民族主義）來維持自己的合法性的，而經濟增長又依賴于國外投資（每年約有450億美元），因此党需要盡可能地維持中國在外國投資者中的良好形象。這一點中共政權做得很不錯。看到外國人顯得那么容易被欺騙，何清漣感到十分失望。有的外國人屈服于中國政府的壓力，明知不對，卻依然和中國政府合作，一邊接受中國政府的審查，一邊幫助制造假象，對此，何清漣也表達了蔑視。比如，雅虎公司，2002年，該公司同意讓中國网警審查公司系統中的所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穩定”的信息。
中國政府操縱了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實質上等于取得了雙重胜利。何清漣推論說，由外國人創造出的良好的中國形象——不管是外國的政治家、漢學家，或是像世界銀行這樣的机构——不僅誤導了外國人，也對中國人起到了宣傳作用。新華社定期選編一些西方人對于中國的評价登報發表，讓中國人知道外界對共產党的評价有多高。即使外國的評介不那么積极，經過編輯之后，党的形象也比原作者所寫的要光輝。這一點希拉里和克林頓應該深有同感，因為他們最近出版的書，漢語譯本都在翻譯上作了手腳。[7]
互聯网在中國疾風暴雨般地發展起來，成為政府控制信息的最大阻礙，1997年中國的互聯网用戶有620,000， 現在的用戶，包括在家中上网或在网吧上网的，已經達到了8000万。電子郵件靈活多變，收發快捷，不便控制，已經成為共產党迄今遇到的最頭疼的傳播媒介。
不過，面臨的問題越難，中共官員試圖控制它的努力也越大。1996年，中國政府開始頒發條例，禁止利用互聯网傳播反政府信息，但此后不久便意識到這种禁令根本起不到作用。何清漣描述了自1998年開始，國家安全部是如何招募大批有技術的大學畢業生來監控网絡的。今天的中國，成千上万的网警日夜在网上瀏覽，搜尋反党信息（國際大赦組織估計中國的网警達三万，但是具体人數圈外人誰也說不清）。發現要剔除的信息時，他們有几种選擇。如果网站的服務器在國外，就采用封网的方法，或暫時封，或徹底封死，有時也采用修改网頁的方法。如果服務器在中國，他們就發一個警告，或者干脆關閉該网站。在所謂的“敏感時期”，比如党代會召開之前，或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周年紀念，關閉网站的手段較為常用。2003年春天，為了掩蓋SARS真相，Google列出的百家最熱門网站中，有42家被中國政府封掉。
如果僅僅通過网絡手段無法達到目的，就會派出网警處理違規的网站或网頁制作人員。接下來的處罰就跟處理那些平面媒体的違規人員一樣了：“改正”、罰款、沒收資金和設備、關閉有關机构，极端情況下還逮捕相關人員。根据記者無疆界組織的報道，全世界共有69人因為使用互聯网而被捕的，其中61人都在中國。而這61人中大多數被指控為“顛覆”罪，刑期從兩年到12年不等。其中的四名服刑者已經死在獄中，都是法輪功習練者。
即使是這些措施也沒有能使政府嚴控互聯网。政府与互聯网使用者之間的貓捉老鼠的游戲還在繼續進行。最近几個月來，政府又采用了心理戰術，誘使互聯网服務商之間相互檢查對方的网頁，以滋生恐怖的方法，達到使人們自律的目的。
2002 年8月，又頒布了新規章，要求中國的网絡出版商要歸屬于一定的組織，要遵守規章，要建立編輯体系，指定一名“責任編輯”，監督發表的每一篇文章。從形式上看，這些規章只是把互聯网出版商和報業与其他媒体出版商同等對待，事實上，官方的意圖是清除個人网站。現在，至少兩個人，通常還會更多，必須為另外一方在网上的所作所為共同負責，這樣每個人都有動力監督別人，防止他們出錯。（類似的激發集体責任感的方法在中國古代早有運用，毛澤東時代達到高峰。）
此外，网站不僅要為自己粘貼的文章負責，還要為聊天室所有來訪者粘貼的文章負責。這樣网站管理人員其實在行使著政府的職能——監控著所有張貼出的文章。如果网吧的上网者發送或者接收有害信息，网吧老板可能受到處罰。在“敏感時期”，网吧和网站都會提醒瀏覽者小心，“敬請合作”，等等。何清漣指出，這种方法意圖在人們心中造成一种錯誤推想，即，如果有人“犯了錯誤”，導致网站關閉，為這一災難性后果負責的是這個人，而不是政府。
2004年，政府方面新建立了“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為舉報“不良”信息大開方便之門。不管是誰，也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寫信給 jubao@china.org.cn [8]，向中國警察舉報“不良”信息。不過，用這种方法攻擊對手是不行的，因為不允許匿名舉報。中國最近出台的互聯网規章有一條是“實名制”，就是上网者必須用真名進行登記，這自然加強了网絡運用者的“自律”。2003年3月，中國政府要求中國的互聯网服務商和自愿和政府簽訂《中國互聯网自律公約》。大約有三百家服務商簽訂了該公約，雅虎是其中之一。
在結論部分，何清漣對 “國家安全”這一術語進行了分析，触及了最為敏感的問題。“國家安全”常被中國政府用來為自己封堵信息，閉塞視听打掩護。中國政府還聲稱，村以上的選舉無法成功，因為人們的素質太低。人民知識欠缺，太容易受感情或者偏見的左右，因此，這种狀態繼續存在下去，我們這些權力的主人就必須處于控制地位。這樣的邏輯不僅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而且自身循環論證，荒誕不經。中國政府說，我們必須以我們特有的壓制手段了來控制局面，因為人民太無知；而人民太無知又主要是因為我們不讓他們知道太多。這樣的結果，中國政府把它描述為“穩定”。但是，何清漣的著作得出的結論是，他們處心積慮的要去保衛的其實只是受到威脅的獨裁制度的安全。
注釋：
[1] 見劉賓雁、林培瑞 “大倒退？”《紐約書評》1998.10.8
[2] 根据陳桂棣与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一書的資料，90年代中期，中國的農村稅收增長8倍，農民平均比城市居民交納稅款高出三倍。在有的鄉鎮，僅僅辦理結婚登記就需要交納多達14种費用。
[3] 一些親中共的西方人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將給不受中共控制的國外出版与電視也進入中國創造机會，何清漣對這种想法不屑一顧，稱之為“神話”。
[4] 參見Jonathan Mirsky’s關于這些章節的評述，2001年2月8日
[5] “中國傳媒大談‘虐囚門’”， BBC新聞，2004年5月13日
[6] “一些中國人從‘虐囚門’看出積极的教訓”，《耶魯環球在線》2004年5月14日
[7] 這种手段几年來在中國大行其道，俗稱“出口轉內銷”。除了在國際間運用外，也用于國內。地方上的領導把新聞“出口”到北京的國家媒体，然后在當地援引北京權威們的話為自己的作為造勢。
[8] 主頁見： net.china.cn/chinese /index.htm.
──《觀察》首發(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