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采訪報導) 自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党》以來﹐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許多中共黨(團)員紛紛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發表退黨(團)聲明。大紀元記者辛菲采訪了近日在大紀元網站上聲明退黨的葉浩先生。
葉浩先生曾在清華大學擔任政治輔導員﹑教員﹐後在中國公安部工作﹐是原中國气功科研會的中國法輪功分會期間的原負責人之一。
記者﹕葉先生﹐您好﹗看到您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發表的退黨聲明﹐不知是什麼原因促使您有退黨的想法並且公開地發表退黨聲明呢﹖
葉浩先生﹕主要是因為看了大紀元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党》﹐它系統深入地揭露了共產党的邪惡本質，使我認真反思了這几十年走過的所謂「為人類理想而奮斗」的道路。
這幾十多年的坎坷經歷使我逐漸看清了共產党的面目，隨之開始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義。我其實是從1997年起就脫离了共產黨，但是以前沒有真正從思想深處系統地﹑全面地﹑深刻地對共產黨進行批判清算。最近看了《九評》﹐我覺得我看懂了《九評》在講什麼。重新認識後，我覺得應該很嚴肅地去對待這件事﹐所以就正式聲明退党，与共產黨徹底地決裂。
記者﹕您能否談談當年在什麼情況下入黨的﹖那時是個什麼樣的想法呢﹖後來又如何認識共產黨﹖有什麼樣的經歷呢﹖
葉浩先生﹕那個時候﹐56年蘇聯開了個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惡﹐許多人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那個時候﹐蘇聯是共產主義的榜樣﹐到處都在宣傳斯大林如何如何了不起。斯大林53年死的時候﹐我們都痛哭了好多天。在那種迷信的狀態下﹐赫魯曉夫做的那件事﹐無疑是給整個共產主義一個大摧毀﹐整個歐洲全完了﹐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全世界都在批評斯大林﹐都在質疑共產主義。
那時我們在大學唸書﹐當時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大崩潰是非常明顯的﹐對我們每個人來說﹐在思想上都是非常大的震動﹐因為從小灌輸的就是共產主義的一整套東西。
但是在全世界都質疑共產主義的時候﹐我們受中共洗腦宣傳的影響﹐反而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是如何的偉大光榮正確﹐蘇聯發生的事情我們不存在﹐我們沒有個人崇拜﹐我們是提倡百家爭鳴﹑白花齊放﹐蘇聯完了﹐就剩我們了﹐毛澤東多麼偉大﹑中國共產黨多麼偉大。那時我們誤認為這就是追求人類理想的道路，所以加入了共產党﹐甚至譏笑那些對共產主義動搖甚至退黨的人。
當然﹐我們現在很容易就說中國共產黨那是一系列的欺騙﹐但是當初根本不知道「欺騙」這兩個字﹐我們的悲哀就在這兒﹗共產黨編造了非常完整的一套東西﹐徹底地在人們的思想裡不斷地洗腦﹐讓人們不斷地接受它的灌輸。當初只要是熱血青年﹐想有所作為的﹑有理想的﹐願意為人類美好的事業貢獻自己力量的﹐都相信共產主義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別人就會說你「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當時也有不入黨的﹐都被當成落後分子嘲笑。
現在當然是反過來看﹐知道是受騙了﹐但是受騙在哪兒﹖這是需要一個認識過程的。其實共產黨邪惡﹐從革命第一天開始就邪惡。但那時沒有什麼信息來源﹐所有的事情對我們都是嚴密封鎖的﹐黨內從來都是殘酷鬥爭的﹐但是我們當時都不知道。
56年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蘇聯的共產黨﹐研究世界共產主義的衰落。我那時沒什麼錢﹐但還是買了許多書﹐世界各國共產黨批判斯大林的文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列寧的原著﹐等等﹐做了很多研究。
我當時研究共產黨理論理解不了﹐很多問題想不通﹐整個思想衝擊太大了。因為剛說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現在斯大林的錯誤就在中共身上完全體現出來了﹐非常殘酷。
57年反右斗爭，全國大規模鎮壓知識份子。我自己就得被迫去扮演革命的屠夫﹐去打倒右派﹐我扮演不下去。在我的周圍，我尊敬的師長、曾經在思想上引導我幫助我，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學全被打成右派，而且還要我去批判、打倒他們。那种痛苦的煎熬實在讓人難以忍受。
當時出現了那麼多的問題﹐我想把共產主義原則﹑共產黨的本性﹑到底民主自由﹑人類理想出路在哪兒等等各種問題都想通。當時每張大字報我都不漏﹐除了清華﹑北大﹐我還跑到別的學校去看。想弄清楚什麼叫整風﹑什麼叫反右﹑為什麼要反右﹑到底誰錯了﹑錯在哪裡。那麼多問題困擾﹐從那時起我完全失眠了﹐徹夜不眠﹐這一失眠就是幾十年的失眠﹐成了一個病了。反右就反了快一年﹐天天都要抓出新的反革命來﹐要求我去批判﹐你說那多難受﹐怎麼睡覺﹖
自己所謂的一系列的理想﹐一下子就摧垮了﹐當初真的是自己的理想﹐所以那時就得去處理﹐到底那些理想還對不對﹐到底應該怎麼生活﹑以後怎麼活﹖這些問題必須要回答。
記者﹕看得出來﹐您對良心和理想很負責任﹖
葉浩先生﹕那當然了﹐要不是認真的﹐就不叫理想了﹐就是糊弄騙人。我們那時不是為了利益﹐不是因為有好處才入黨的﹐而是確實抱着一個理想。
那時要我去當清華的政治教員﹐而且後來又弄我去當政治輔導員。我還真是想全心全意把這些事情研究透﹐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記者﹕那時您週圍的人入黨和您的想法一樣嗎﹖他們是否也經歷了和您類似的痛苦的認識過程呢﹖
葉浩先生﹕我相信，我的同輩，跟我怀著同樣理想、犧牲自己貢獻人類偉大事業的同道者，一定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同樣經歷過痛苦的思索過程，並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那時候我在班上是最小的﹐其他人都比我能幹﹐唸書比我好﹐政治上比我成熟﹐做事能力比我強﹐他們都象哥哥帶弟弟一樣帶我﹐不斷地引導我﹐大家在一起﹐他們帶着我走﹐後來一反右﹐就把這些人都打倒了。以前還都是親親熱熱的好朋友﹑好同學﹐還講共產黨的好話﹐後來這些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學全成了右派，而且還要我去批判他們、打倒他們。在我前面的這些人全打成右派了﹐就剩下我了﹐我當時非常痛苦。
那時候我才20歲﹐我那些同學也就21﹑22歲﹐都被打成右派了。一個21歲的孩子﹐就是因為說了句「以前我們唸書的時候﹐都是好幾個教授捧着一個學生﹐現在一個教授得管我們十幾個學生﹐哪能管得過來﹖現在不如以前好。」就被打成右派﹐說「教育今不如昔」﹐這就是右派。我們班還有個右派﹐就是因為認識到共產黨的不好﹐思想上非常痛苦﹐他什麼也沒說﹑沒做﹐也被打成右派。
那時有檔案了﹐誰好誰壞﹐就寫個條子﹐擱在檔案裡頭﹐那些人都是希望考到北大﹑清華﹐以後有個好前途﹐就說﹕「你們要是擱了什麼東西在檔案裡﹐以後怎麼辦呢﹖檔案不好。」這就叫反黨﹐也被打成了右派。
記者﹕共產黨這一點非常壞﹐把一些真正有理想有抱負的人給折磨得理想﹑人性﹑信念都摧毀了。
葉浩先生﹕是的。那時候﹐我就覺得中國整個民主完了﹐我深感民族前途堪懮。因為整個知識分子被消滅了﹐只要是有理想的﹑有作為的﹑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只有死路一條﹐能苟延殘喘幸存下來的是無知受蒙蔽的愚昧者，或者是出賣靈魂的扭曲的生命。面對這種反常的現象，我既震惊又無奈，找不到解救的道路，看不到希望之所在，只能在痛苦中苦苦掙扎。
記者﹕那後來您什麼時候想清楚的呢﹖
葉浩先生﹕可以說一直都在變﹐因為一直都在進一步認識﹐而且每個認識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捲入到清華的高層學生幹部裡。毛澤東在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我聽到了﹐聽完我做了記錄﹐結果發現後來發表的都是徹底相反的﹐我就覺得這政治上也太騙人了。
那時候說什麼﹕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暴風驟雨已經過去了﹐就是要搞百花齊放﹐誠懇地讓大家提意見﹐動員大家提意見﹐逼人提意見﹐你一定要提意見﹐你不提意見就是對黨不忠誠﹐結果人家剛一提意見﹐就把人鬥死了。整風是根據毛澤東在最高國務上的講話發動的﹐完了之後﹐就是反右﹐再之後發表的那個講話﹐內容全改了。
共產黨的壞是從理論上壞﹐把自己的壞做了理論性的闡述﹐冠冕堂皇地壞﹐這一點很難揭露﹐很難看透。對共產党來說，講暴力﹑恐怖都是理所當然的。什麼民主自由﹐不允許﹐這是資產階級口號﹐要打倒﹐民主自由的路全堵死了。為了革命的需要﹐採取一切必要的﹑最尖銳﹑最野蠻﹑最殘酷的手段都是應該的﹐這些問題早就在共產黨的理論中都是定好了的。
現在有些人還在討論﹕中共要不要獨裁﹑要不要集權﹑要不要民主﹐要不要選舉。不存在這些問題﹐它的本質上已經決定了﹐「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專政嘛。不搞三權分立﹐這一點馬克思早就講過了﹐是共產黨﹐就不能搞三權分立﹐理論上早就定好了的。
記者﹕聽說您曾經在公安部工作過﹐您能介紹一下大概的情況嗎﹖
葉浩先生﹕那時我們在清華﹐政治教研組都被打成右派﹐很多系的黨組織都被打成右派﹐整個黨的系統都垮了﹐團組織﹑學生會全垮了﹐班上的黨支部書記全完了﹐在我前面這些人都被打成右派。後來我被弄到清華的馬列主義教研組當教員﹐他們看我口才太差了﹐又把我弄回來了。我57年成了學校的助教了﹐又是政治輔導員﹐又是教員。
後來到公安部是60年的時候﹐公安部那個時候要成立研究所﹐要求清華大學派出系裡的系主任去支援﹐我們是無線電系﹐那時剛成立。57年我在無線電系當教員的時候﹐是第一批無線電的學生﹐也是第一批無線電的教員。拔系主任拔不走了﹐就把我拉去頂替了﹐做研究工作﹐搞公安現代化方面的研究﹐後來那些研究成果被用來鎮壓人民﹐我感到很罪惡。
那時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被逼無奈﹑身不由己的﹐在這種罪惡的社會下你做任何事都是犯罪。你做共產黨員﹐打右派你就得去打﹐共產黨說鎮壓右派錯了﹐這些錯都是我們去犯。你是共產黨員﹐你就得做罪惡的工具﹐你就得犯罪。說共產黨有錯誤﹐我們手上也都是沾滿鮮血的﹐痛苦就在這裡。
只要是黨員﹐你不想同流合污都不行。你問我退黨的事情﹐如果真認識到共產黨的罪惡﹐逃都來不及﹐怎麼還說不退呢﹖真正看懂了《九評》﹐逃都來不及﹐怎麼會不退黨呢﹖
記者﹕經過這麼多歷史上的血的教訓﹐為什麼還有人對共產黨抱有幻想﹐幻想共產黨自己能夠改良變好呢﹖
葉浩先生﹕那些抱有幻想的人﹐實際上沒有真正研究過什麼叫共產黨﹐不懂共產黨﹐根本就是外行。其實共產黨早都是定義過了的﹐不可能改變的。
記者﹕是的。即使有個別開明的領導人﹐也無法改變共產黨的本質。就象趙紫陽有人性﹐但是共產黨的本性不能容忍﹐所以就把趙紫陽打倒。
葉浩先生﹕《九評》就好在這兒。九評寫出了共產黨是個生命﹐共產黨的總書記是控制不了共產黨的﹐是共產黨控制了總書記﹐這個寫得非常深刻。
為什么《九評》威力大﹖就是因為它從根本上揭露了共產黨。胡錦濤現在的作法就是典型的共產黨的理論﹐他說戈爾巴喬夫是叛徒﹐那還能改革嗎﹖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胡溫新政」的。
欺騙總有暴露的時候﹐一暴露﹐人們就會認識到和它宣傳的是截然相反的﹐就會造成截然相反的看法。
記者﹕普通的老百姓經過這麼多運動﹐什麼時候認識到的呢﹖
葉浩先生﹕共產黨整個歷史上不斷犯罪﹐人們才逐步認識。老百姓倒是整個文化革命之後才認識到的。農民是很容易認識的﹐當初打天下靠農民﹐到了「大躍進」以後三年﹐餓死幾千萬﹐農民早就知道共產黨壞了﹐但是農民政治訴求沒地方說。
到底壞不壞﹐有沒有出路﹐歷史上從來都是知識分子說這個問題。所以在整風﹑反右的時候﹐我就覺得整個民族的精英都死了﹐民族的靈魂都沒有了。
記者﹕看來您對共產黨的理論作過不少研究。
葉浩先生﹕因為那時就讓我吃這碗飯﹐當政治教員﹐我就想把它搞清楚。其實馬克思理論本身就是荒謬的﹐離開了人為中心的東西就是幻想﹐馬克思主義整個就是錯的﹐理論上就錯了﹐總結的規律﹑方法﹑要素都是錯的。所以《九評》威力大﹐他是從共產主義幽靈﹑從馬克思開始說。
我後來修煉法輪功後﹐就不研究政治了。當初修煉法輪功的時候﹐為法輪功做義務聯絡工作﹐當時都很清楚我們時刻都可能被抓﹐因為我們是有神論﹐共產黨是無神論﹐我們是講「真善忍」﹐他們是假惡鬥﹐我們講的和共產黨講的全都相反﹐共產黨怎麼能不企圖消滅法輪功呢﹖
記者﹕您是如何開始修煉法輪功的呢﹖
葉浩先生﹕57年開始睡不着覺﹐那時把自己身體徹底搞垮了﹐渾身浮腫、病魔纏身。對中國前途徹底失望了之後﹐就想死了算了。在中國的那種政治環境下﹐命不值錢哪﹗政治上要犯錯誤﹐九族都要受牽連﹐家裡人都完了。後來就去求西醫﹑中醫﹑針灸﹑吃草藥﹑補藥﹐各種手段都試過﹐都沒用。那時不讓練氣功﹐因為當時中共對氣功的定義就是封建﹑迷信﹑落後﹑反革命﹐一整套帽子等着往上扣。所有的方法都試過了﹐要麼等死﹐要麼還是試試氣功﹐所以就去試了。
1992年，我有幸開始修煉法輪功﹐才擺脫了歷次磨難造成的傷痛与包袱﹐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做一個「真善忍」道德高尚的好人，追求生命升華更完美的境界，使我得到新生。
記者﹕有些人覺得法輪功參與政治﹐您怎麼看﹖
葉浩先生﹕國內剛鎮壓法輪功的時候﹐就有各種級別的官員跟我們接觸﹐我們就是告訴他們一句話﹕「我們對中國政治不感興趣﹐給我們當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都沒興趣﹐我們就是修煉﹐跟政治無關﹐對政治一貫沒有任何興趣。」
我們現在只是要在理論上清醒地認清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迫害我們﹐我們才去揭露它﹐讓人們看清它是什麼樣。
現在連我們的朋友都徹底相信我們了﹐還用我們表白嗎﹖一次聚會上﹐一位民運的朋友說﹕「我現在才覺悟了﹐才知道法輪功是怎麼回事﹐我們現在就是要支持法輪功﹐反正法輪功什麼都不要。」
人家都知道了﹐還要我們講什麼呢﹖他們都知道了﹐我們就是修煉﹐沒有對人間有任何需求﹐沒有政治訴求﹐對社會制度﹑政治權力等都沒有任何興趣。
記者﹕為什麼有的人會這麼認為呢﹖您覺得他們存在什麼樣的誤區呢﹖
葉浩先生﹕中共要求所有人搞政治﹐為什麼能控制人﹖就是它要求必須搞政治﹐一切要服從黨﹐一切服從黨中央﹐這個就是政治﹐它不灌輸這個政治﹐就達不到這個控制。
現在所謂的「搞政治」其實是個代名詞﹐簡略了﹐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新的主張就是搞政治。不是說「服從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那個政治﹐那個政治我們被要求了50年了﹐共產黨一貫教育人們政治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政治決定一切﹐沒有政治﹐就沒有靈魂﹐沒有靈魂﹐就是行屍走肉﹐就是白活着了。
正因為這樣﹐所以中國人很敏感﹐只要跟中央有不同的意見﹐就是右派﹑右傾﹑反革命﹐等等﹐就沒有好下場。現在人說“搞政治”﹐言外之意就是「你怎麼敢反對中央﹖」﹐「你怎麼敢跟共產黨作對呢﹖」
在中共統治的這個政治社會﹐政治的涵義都變了﹐其實是人們極端恐懼的自我保護的俗語﹐是因為人被中共迫害得驚慌失措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