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如果認真統計近幾年來輿論界最常用的名詞，「空轉」、「內耗」等詞彙想必雀屏中選。誠然，政黨輪替執政開啟了台灣政治的新頁，但是隨後的政治發展卻落入「對抗循環」。久之，民間因政治新頁而起的喜悅固然消蝕殆盡，因政黨對抗而生的憂慮卻日甚一日，空轉、內耗之說甚囂塵上，自是不足為奇。
或許正是因為此種徬徨不安的社會氛圍，是以當陳水扁總統拿「協商內閣」、「對話內閣」、「安定內閣」為新內閣定調，當受命組閣的謝長廷提出「合作共生」的基本施政理念後，立即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並且得到許多迴響與期待。此一發展態勢的確值得鼓舞，畢竟扁長關係如何演變不應是此次內閣改組的重點，接班梯隊如何鋪排亦非社會大眾現階段聚焦所在，台灣究竟有沒有辦法從朝野對抗中脫困，才是人民關切的真命題。
坦白以言，政黨輪替近五年來，政治機器所出現的空轉現象，雖均有其客觀結構的背景，但「對抗思維」成為朝野行事的主軸仍屬關鍵因素。對抗當然不都是壞事，政治更常常是在衝突中尋求進步的解方，但是如果根本不顧公利，甚至是為對抗而對抗，不以整合為衝突的目的，則對抗的正面價值勢必蕩然無存，社會紐帶甚至可能因之解組。
對抗思維的擴散及鞏固，當然與政治人物的現實考量有關，一旦對抗可以帶來立即的、短期的利益，又有多少政治人物能夠把持住自己的角色定位。不過，對抗之所以能成為政治人物的主流思維，仍然在於他們相信對抗的意義與價值。
執政的民進黨認為，既然已在行政上取得執政權，又焉有不能「貫徹」政見的道理。同樣地，於國會中居多數的在野黨亦堅持，行政權是少數執政，立法權才是國政的樞紐，執政黨應「接受」在野黨國會主導的事實。一旦要求貫徹者不能被貫徹，主張接受者不能被接受，對抗就成為雙方唯一的出路。
政治人物以對抗為念，反言之，正意味著對「妥協思維」的輕視或否定。他們即使不把妥協視為投降，也會將妥協視為投機。但是民主政治中的妥協，真的只能是投降或投機的代名詞？觀乎總統制的美國經驗也好，或是內閣制的英國歷史也罷，顯然事實並非如此，妥協不僅是常態，更是民主政治的運作理則。
妥協不是鄉愿，不是騎牆、不是分贓，相反的，真的妥協仍有執著，仍有堅持、仍有原則。民主政治中的妥協只是相信真理未必都在自己這邊，成功亦未必都要在當下此刻。特別是現今台灣，多數與少數差距不大，多數不是全面多數，少數也不是全盤少數，多數與少數、執政與在野間的妥協，其實是對人民的謙卑，更是對未來的尊重。十八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公民社會契約論，雖然有其理論的缺陷，但是他認為，社會「不僅是生者彼此間的合夥關係，同時也還是生者、死者及來者間的合夥關係」，迄今仍然發人深省。
台灣的確因政治的糾葛與對抗，失去許多進步與發展的契機，有智慧的政治人物不能再聽不到人民的聲音了，特別是其中猶包括來自先輩們的殷殷寄望與後代子孫的深深籲求。妥協思維當然不是政治的萬靈丹，但是只要回頭看看立法院上會期各政黨自以為是的立法困局，只要向前想想台灣政治左支右絀的發展困境，我們就可以清楚地斷言：「對抗思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妥協思維」必須成為政治人物由衷而立的新路標、新典範。
從「對抗思維」邁向「妥協思維」，不僅要放空，猶需要智慧，更需要擔當。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所言：「被少數壓制是壞的，被多數壓制則是更壞的。」雖係針對古希臘雅典的暴民政治而發，但是對「多數」與「少數」老是執迷不悟的台灣朝野政黨而言，卻同樣是足資警惕的銘言。唯不知朝野政治人物領悟了多少？──轉自台灣大紀元時報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