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7日訊】中國政治迫害進入新高潮。人權入憲和“以人為本”的親民路線，再次淪為人權秀。
在不斷乞靈于毛時代統治術的政治气候下，言路急劇收窄，人權屢受踐踏，反新自由主義和學朝鮮古巴，整肅异見人士和自由知識界，加之党內的“保先”運動，政治嚴冬籠罩中國。2005年伊始，一位被軟禁至死的良知老人的喪事，讓國內外再次感到獨裁政治的冷酷。
當全世界的媒體聚焦于紫陽先生去世之時，當海內外的自發悼念對紫陽先生做出崇高的評价之時，北京政權卻再次陷于權力惊恐之中，全力禁錮老人的死訊和悼念儀式，除了官方新華社對外發布了兩次通稿之外，中國媒體就再無其他任何披露和評价，沒有一家電視、一個電台、一份報紙，能夠哪怕是極為低調地對紫陽的病逝進行獨立的報道和談論。最過份的是，民間自發悼念的唯一通道的新型媒體互聯网，也遭到嚴厲的封鎖和管制。所有的官方网站和門戶网站在轉載新華社通稿的同時，也都嚴禁网民的悼念及評論得跟貼。在民間网站中，只有極少數個人网站不限制有關信息、悼念的跟貼和詩文（由于這几個民間网站都屢次被封，我就不一一列出它們的网名），而大多數网站在轉載新華社的六十字簡訊時，特意注明：“請勿跟貼，個中不便，敬請理解”。
于是，這位生前出任過中共政權的最高行政首腦和党魁的老党員，這位為中國改革作出卓越貢獻的開明領導人，這位在大是大非的考驗面前堅守為政之德和做人底線的政治家，這位在長期軟禁中仍然堅守政治良知和心向自由中國的老人，生前沒有自由，死后也沒有自由，他的亡靈被強制囚禁在黑箱中。
在新聞控制和封鎖之外，嚴密監控的恐怖政治隨之降臨，警察國家再次露出猙獰的面目。官方通過党組織、行政權力和警察系統，全程掌控紫陽的喪事，各大院校和重點公共場所，紫陽先生家門口及其周圍地區……都部署了大量警力。政權眼中的所有“政治敏感人士”都遭受非法的嚴格監控，他們的通訊被非法地監听、騷擾和掐斷，人身自由被毫無法律根据地剝奪，無法親自前往紫陽的靈前致哀。許多人被公安人員帶到某一臨時地點軟禁起來，許多人被軟禁在家里不得出門，少則几小時、一兩天，多則几天、十几天；從外地來京悼念紫陽的人，有的被攔截在當地，有的被從北京遣返，更有人被捕，至今仍然身陷囹圄。而且，監控和限制的范圍之廣創近年來之最，被警方傳訊、跟蹤、阻攔的許多人，并非官方眼中所謂的“敏感人士”，甚至有經常上電視作嘉賓的大學教授，本來起個大早，想去八寶山送別紫陽，也被警方以傳訊為由阻截。
對于悼念活動，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之下，官方雖然允許人們前往紫陽家進行吊唁，但對富強胡同6號進行嚴密的監視，盤查甚至限制自發前去吊唁的人們；1月29日為紫陽舉行了簡陋的送別儀式，出席的人員要由官方進行嚴格甄別，送別的人數也受到嚴格限制，許多人無法拿到出席證，即便有些人拿到了出席證，也被警察攔截而無法成行。在儀式舉行的當天，官方出動大量警察布控沿途和殯儀館，有許多自發前往八寶山為紫陽送別的人們，被警察拒之于靈堂之外。更過分的是，就連八寶山靈堂里的悼念挽聯上的詞句，也要盡去發自內心的悲情表達，而只能挂起官方欽定的形式化虛文。
可以說，官方在紫陽逝世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對紫陽本人及其家人，對自發緬怀紫陽的民意，皆是一個大面積踐踏人權的案例，把六四以來延續了將近十六年的政治迫害推向高潮。人權入憲的法律改革和“以人為本”的親民路線，再次淪為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權秀。
然而，在經濟上日益依賴于國際市場、在政治上拒絕西方模式的中共現政權，即便明明是在“作秀”，也定要一秀到底，這已經成為中共的堅定不移的外交策略之一，也是后極權中國的普遍犬儒化的必然結果。這不，正當西方輿論紛紛批評中共現政權對紫陽喪事的處理之時，也在三月份即將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大會之前，中共突然主動向美國政府提交56人的政治犯名單，有些人已經被減刑，有些人將提前被釋放，有些的名字還是第一次為國際社會所知。
的确，從后毛時代就開始致力于融入國際社會的中共政權，也确實想改善自己的國際形象。在八十年代，趙紫陽模式的改革使中共政權贏得了最佳的國際形象；九十年代初，六四血案使中共政權的國際形象落入谷底，為挽救個人形象和彌補政權合法性流失，鄧小平發動第二次經濟改革，以跛足模式來應對國內外的危机。對內主打GDP高增長牌，以維持政權穩定；對外主打經貿換政治牌，以獲得和平的國際環境；二者的共同特征是“利益收買”。在國內以优惠待遇來穩定中心城市和收買精英階層，在國際上以中國大市場和采購訂單來收買無賴小國和分化西方陣營。隨著經濟高增長和國立軍力的提升，由官方縱容的民族主義思潮日益強勢，中共的對外政策，也開始由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轉向大國外交，但把東西之間的制度之爭轉化為民族之爭，用 “經貿換政治”對“和平演變”，以“人質外交”對 “人權外交”，跛足內政導致的跛足外交則始終不變。
現在的中共高官，越來越喜歡拿出平易近人的外表和溫文爾雅的笑容，言談舉止之間，頗有點開明務實的風度，也決不再諱言人權、法治和民主，甚至還會承認中國的人權現狀多有必須改善之處。他們出訪西方國家，除了怀揣大把訂單和招商引資之外，也頻頻展示“親善”的國際秀，所到之處，皆有政府間的聯合聲明，每個聲明中，時而還有關于“法律交流”和“人權對話”的條款；他們在西方國家的議會或大學發表演講時，也會公開承認人權和民主的普世价值；在雙方的討价還价的談判，已經把“以對話代替對抗”作為常態策略；政權的行政官員和司法人員，也會經常去西方國家接受培訓；北大、清華、复旦等著名大學，也會請訪華的西方政要發表演講，請著名的西方學者來座談交流，甚至中央党校也會有類似的交流活動；基層的村委會選舉，也會請美國的“卡特基金會”來觀摩。
然而，中共与西方的人權對話，大都僅止于“談談”、“溝通”，至多在利益攸關的時候，經過細心的利害權衡之后，向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政要賣個人情，釋放個把排在名單前面的政治犯，反正中共的監獄里永遠不缺這樣的“外交人質”。而在其他情況下，說歸說，做歸做，只要國內外的壓力還不足以威脅政權的既得利益，口惠而實不至的作秀外交就不會改變，公然踐踏人權也不會收斂。中共的司法机器在“依法治國”和“司法為民”的口號下，繼續充當著執行獨裁意志、鎮壓民間异見、剝奪自由和迫害人權的工具。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制定了「顛覆罪」、「煽動罪」、「間諜罪」、「泄密罪」、「邪教罪」等刑事罪名還不算，還要利用「貪污罪」、「受賄罪」、「金融欺詐罪」、甚至「嫖娼罪」……來打壓媒體、拘捕异見者和制造文字獄。雖然劉荻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南都案、楊天水案、李柏光案的最終結果，還算差強人意；但新青年學會案、何德普案、歐陽懿案、鄭恩寵案、徐永海案、羅永忠案、姜力鈞案、黃金秋案、劉水案、王炳章案、河南二張案（張正耀和張纖夫）……皆以判刑入獄告終，輕則二、三年，重則十年以上；還有沒審結的趙岩案、師濤案、張林案。回國了解工潮情況的楊建利博士，即便擁有美國綠卡，并得到國際主流社會的持續而廣泛的強烈關注，也決不得到中共的“靈活對待”，被判五年徒刑。
如此言行不一的政權行為，顯然是中共的統治常態，也是中國社會普遍犬儒化的反應。然而，在統治的具體策略上，毛時代与后毛時代還是有明顯的變化：毛時代，無法無天，在內政上公開宣稱“我們就是要獨裁！”，大張旗鼓地打擊异己和實施階級滅絕；在外交上就是要与世界強國為敵，同時對抗美、蘇兩大超級強國。而后毛時代，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雖然一党獨裁的制度延續著，敵視民意、拒絕自由、迫害人權也延續著，然而，公開的階級斗爭被秘密的暴力鎮壓所代替，要求人人公開信奉的高調意識形態被只要求違心認同的低調意識形態所代替，甚至，獨裁已經披上了華麗而炫目的現代化裝飾，每天高唱与國際主流社會接軌，承認人權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也就是御用精英們所說的“開明的威權主義時代”。
首先，中共的暴力鎮壓，在國內民意和國際指責的雙重壓力下，殘酷性有所下降，很少將良心犯置于死地，鎮壓規模有所縮小，主要針對持不同政見者和底層的請愿示威，而昔日的大規模階級滅絕已經不再；由于文字獄已經變得臭名昭著，現政權就越來越采取秘密警察的黑箱鎮壓和走走法律過場的惡法治國，而毛式的公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和不經法律程序的“人民判決”，已經極為罕見，批斗、游街、公審大會基本絕跡，即便江澤民鎮壓法輪功想用全民動員的方式，其效力也大不如前，不可能煽動起“全党全民共誅之”的全國性斗爭狂熱。
其次，利益收買越來越普遍化制度化，特別是對中心城市和精英階層的利益优惠，已經變成了維持政權穩定的最有力的工具。推動利益收買的動力，也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政治目標，更有權貴私有化的經濟目標。因為，唯有讓特權階層和精英階層先富起來，政權的體制基礎和社會基礎才能穩定。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特供式的經濟优惠主要服務于政治目的，享受优惠者必須服務于階級斗爭為綱和毛本人實現其權力野心的政治目的，那么，后毛時代的經濟优惠本身就是目的，政治特權必須服務于權貴階層及其御用精英的一夜暴富的經濟目的。也就是說，在現政權眼中：維持經濟高增長就是最大的政治；在權貴們眼中：錢就是最大的政治。毛時代專供高干們享受的特供商店和各類稀缺商品，已經變成了后毛時代為權貴們提供壟斷特權，變成專供權貴們圈錢的上市公司和金融資本，政治特權也就變成了經濟工具，獨裁政權的穩定僅僅是為了保住特權集團的最大利益。
再次，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謊言對人心的巨大勸誘力，主要由高調理想主義色彩和民眾的普遍愚昧共同造成，其精神控制達到了中魔式狂熱的程度；而后毛時代的意識形態謊言則毫無勸誘力，再也沒有巫術般的魔力，已經變成口是心非、也就是謊言的表面化。在這种口是心非的背后，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利益交換——即被統治者用表面的認同向統治者換取個人的既得利益。中共官員及其御用精英們一直強調：穩定高于一切的對內改革之成敗，全系于這個獨裁党的存亡，离開了中共將天下大亂的遠景預期，恫嚇著、收買著和欺騙著越來越信奉利益至上的子民；百姓們仍然是只允許三呼“謝主龍恩”的臣民，在小恩小惠的收買和精英們的操控之下，不得不与現政權的「親民秀」合作；与國際接軌的對外開放之斷續，也全賴于現政權的穩定与否，崩潰的中國將導致世界的大劫難，勸誘著、哄騙著和吸引著國際資本和惟利是圖的政客，他們也在巨大的市場和訂單的勾引下，前仆后繼与現政權的“接軌秀”合作。 在這個日益功利化平庸化的世界上，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頗有些西方政要變成了懦夫，對人權災難的冷眼旁觀和對獨裁者的媚態可鞠，為了訂單和市場而助紂為虐，已經變成了當今世界的一道刺眼的丑陋風景。甚至，以《世界人權宣言》為道義基礎的聯合國，也成了獨裁國家相互幫襯的絕佳舞台，獨裁國家不但可以利用程序規則進入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而且還能出任人權的審查員和評議員。
毛澤東說：我們共產党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完全受惠于毛澤東的制度遺產的當下權貴們，已經“唯物，太唯物了”，眼中只有利益、利益、利益。對內講不擇手段的經濟人理性，將特權者辯護為市場經濟中必然形成的利益集團，將人性定義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對外講實力決定一切的“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將國際關系定義為“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無論是中共官員還是平民百姓，絕少有人還會發自內心地認同一党獨裁及其不斷變化的意識形態說辭，但他們知道說真話的風險很大，而說假話的利潤很高，全民性撒謊的背后，既是對恐怖秩序的屈從，更是對既得利益的貪婪，人人都變成了“謊言既得利益”的追求者，甚至對既得利益的精打細算，已經變成為公開說謊作辯護的充足理由。對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的大肆宣揚，在使國人變成精于成本和收益計算的“經濟理性人”的同時，也使理性計算淪為動物式的“鼠目寸光”，進而淪為道德無恥的遮羞布，小聰明過分發達導致了大智慧的全面萎縮，畸形的自私主義代替了健全的個人主義，利益至上的鐵石心腸代替了道義關怀的惻隱之心。
于是，犬儒化的中國從政權開始、由高官們示范、通過精英們來普及，已經深入到孩子們的搖籃旁，不擇手段的厚黑變成了母親的奶頭。犬儒是聰明的，也是乖巧的；是懂禮節的，也是成熟的。君不見，那些在總理的訪貧問苦中接到了政府紅包的百姓，一臉涕泗橫流的忠厚相；那些被党魁接見且合影留念的高知們，出口就是斯文得體的諂媚腔；那些參政議政的人大政協的委員們，用提案裝飾著精雕細刻的政治花瓶；特別是那些有幸圍繞著總理的大學生們，那些給党魁寫信的中小學學生們，一接受媒體的大肆炒作，就顯得那么知恩遇、怀忠心、懂禮貌、有志向、肯獻身，即便在文化苦旅中巧舌如簧的余秋雨們，在帝王戲中高歌“盛世”和“明主”的名導們，也未必能那么會說話。
這樣的中國，既得利益者們已經坐穩了暴富者的位置，占据著在名利場上縱橫馳騁的制高點，他們一臉幸福，卻心如死灰；事業有成，卻尊嚴喪盡。這個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上，無論万里長城的歷史多么悠久，秦陵兵馬俑多么燦爛，唐詩宋詞多么豪放，鼻煙壺和工筆畫多么精巧……只要沒有大寫的“人”，就不會拿自己當人，也決不拿別人當人！不珍惜自己的人權，也決不捍衛他人的人權。
与國際社會玩弄“人權秀”和“人質外交”的資本，絕非僅僅是被關進監獄的良心犯，而是這個政權所綁架的十三億百姓，這才是獨裁者的最大資本，良心犯不過是十三億人質中的極少數。有了這么丰富的人質資源，中共不愁把人權秀進行到底。
2005年2月17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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