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8日訊】“沖冠一怒爲紅顔”，1644年的吳三桂不過三十出頭，“這是一個充滿激情、欲望、才華和能量的生命”，張宏傑的筆墨沒有停留在多少世代以來人們早已形成的思維定式之中，對一個被唾駡了6個甲子的吳三桂給予了“同情之理解”，並力圖從人性的、特別是心理的角度去重新解讀吳三桂當年的選擇，所以他要將這一篇不無“翻案”嫌疑的傳記命名爲“心理傳記”。 [張宏傑 《另一面——歷史人物的另類傳記》，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出版]
更有創意的自然還是《爲患者朱元璋做的心理諮詢》，從“患者自訴症狀”、“初診意見”到“診斷依據”、“診斷過程”以及“病因分析”，以這樣的角度這樣靠近歷史人物心理的寫法本身就是別開生面，使歷史變得親切而有趣。在“病因分析”時，作者不僅自己出場，而且還請來了兩位從事精神分析研究的心理學家，一位是德國的弗洛姆，另一位是他的情人、後來移居美國的卡倫•霍爾奈，他們是作爲專家，爲一個年邁的帝王尋找精神病因。將心理學、精神分析學說引入中國史研究本身就足以讓人一新耳目，當然，這一切都只有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分析之上才有價值。如果能深入下去，或許有可能形成一個新的歷史學派。數千年來，我們讀史的方法確實太陳舊、太僵化了。
從吳三桂、魏忠賢、王莽、海瑞、曾國藩、袁世凱到朱元璋、正德、朱棣、慈禧， 這都是國人所熟悉的帝王將相、宦官忠臣、梟雄人傑，《另一面》試圖逼近這些歷史人物的內心軌迹，由於史料的缺乏，其中無疑已加入了不少作者的文學想象。這樣做一方面豐富了歷史記載不足留下的缺憾，一方面又增添了我們真僞莫辯的一層疑慮與彷徨。曆史與文學聯姻，至少在司馬遷那裏就露出了端倪，但在史料處理時，這位因仗義執言而被皇帝閹割的太史令更多的是以史家的眼光，而不是文學的眼光。對歷史寫作而言，文學想象畢竟是把雙刃劍，歷史最忌諱的是事後的猜測、動機懷疑，當然更忌諱人云亦云，我還是相信“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儘管將文學抒情、細節想象、人性分析引入歷史寫作，算不上是開創性的，但在這個浮躁的商業時代，張宏傑將歷史從佈滿灰塵和蜘蛛網的史料中，從木偶般僵硬、機械的教科書下帶到了現實人間，使平常只看“戲說”的衆生可以從他新的歷史敍述與抒懷中獲取教益，吸取智慧。張宏傑是1972年生人，不是史學專業圈中人，而是在一個與歷史距離很遠的金融機構就職，他對歷史的愛好純粹是業餘的，用文學去解答歷史的疑問與迷惑，他爲讀者提供了一家之言。歷史總是在許多人努力挖掘、摸索的過程中逐漸接近真相，正如他所說的“關心歷史其實是關心自己”，畢竟我們還有重寫歷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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