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從「憧憬」到「噩夢」
十月革命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以武力奪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憧憬著一個美好的「新中國」，相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政權後，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公有制、計劃經濟和一黨專政的體制。史達林去世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蘇共二十大的「非史達林化」，使毛澤東產生了一種心理，擔心自己身後也會遭遇「非毛澤東化」。「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開始從「憧憬」變成中國共產黨的「噩夢」。
十月革命後的俄國、蘇聯，對中國有異常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至今仍未消失，而且極大地左右著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為了防止「噩夢」出現，開始走上了一條與「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相反的道路，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的「四清運動」和其後的「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說，是毛澤東為防止赫魯雪夫道路在中國出現、為防止「蘇聯今天變成中國明天」的「噩夢成真」而作出的巨大努力。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蘇聯東歐的民主化、特別是蘇聯的解體，使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一個遠比「非史達林化」更可怕的「噩夢」，就是擔心中國一旦民主化，就會導致中國解體。「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愈來愈像「魔咒」一樣緊緊地罩在中國共產黨的頭上。經歷了江澤民十餘年「非公有化」後，中國官場腐敗、貧富兩極分化愈來愈嚴重，中國各地大規模的和平抗議層出不窮，為了防止「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中國共產黨似乎開始推行一條防「噩夢成真」的新路線。
國與國之間的差別遠過於人與人間的差別。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與一千多年俄國歷史，除了在「東方專制主義」上有共同點外，很難再找到更多相同點。毛澤東時代向蘇聯「一邊倒」，「學習蘇聯老大哥」，可以說是中俄歷史上的「奇跡」。現在，擔心蘇聯解體現象會在中國民主化後重演，完完全全是「杞人憂天」。為了驅除「魔咒」，有必要毫無偏見地考察一下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
蘇聯解體不同於「分合迴圈」
從秦始皇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以來，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兩大循環」，一是「王朝迴圈」，二是「分合迴圈」。俄國歷史只有一千一百多年，有「王朝迴圈」，而無「分合迴圈」。俄國和蘇聯歷史除了「王朝迴圈」以外，最重要的現象就是貪得無厭的擴張和「一次性斷裂」。
俄國從諾夫哥羅德ܩ基輔這些城市建都立國時，中國已是唐朝末年。那個時代，庫頁島早在唐朝黑水都督府管轄下。明朝的永樂大帝在烏蘇里江以東建立雙衛城，後稱雙城子，也就是今天的烏蘇裏斯克。當時俄羅斯民族復興的中心──莫斯科公國，還沒有臺灣大。到伊凡雷帝自稱沙皇時，中國處於明朝中葉，當時俄國像阿富汗一樣，完完全全是一個內陸國。俄國為了取得波羅的海、黑海出海口，與鄰國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當俄國向西伯利亞擴張又想奪取太平洋出海口時，用武力威脅逼迫腐朽的清政府，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奪取了從庫頁島、雙城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中國國土。只是到了十月革命初期，列寧宣佈要廢除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帝俄在中國侵佔的領土。史達林一掌權，立即露出舊日沙皇的本性，貪得無厭的擴張。俄國曾三次參與瓜分波蘭，波蘭在亡國一百二十三年後得到再生，二次大戰中史達林以建立「東方戰線」為藉口，一九三九年又吞併了波蘭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接著又佔領了芬蘭的部份國土，在這些土地上成立了卡累利阿──芬蘭加盟共和國。在這一時期，蘇聯又吞併了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波羅的海東岸三小國，把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那納入蘇聯疆域。
俄國蘇聯的歷史是一部貪得無厭的擴張史，一九九一年蘇聯的解體不過是這一擴張史的終結，對俄國的鄰國、對世界和平事業來說，都是一件值得慶倖的好事。
「一次性斷裂」不乏其例
在世界歷史上，一些國家依靠侵略、擴張在陸地上建立連成一片的大帝國，除俄國外，還有古代的羅馬帝國、亞歷山大大帝的帝國、拜占廷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等國。亞歷山大大帝的帝國橫跨歐亞非，是依靠亞歷山大大帝十餘年遠征建立起來的，西元前三二三年他一死，帝國就發生「一次性斷裂」，一分為三。十三世紀成吉思汗西征，戰場遍及中亞、西北印度、北部伊朗、北美索不達米亞、高加索和南俄草原，成吉思汗的後繼者繼續推行擴張政策，到十三世紀中葉，蒙古帝國幅員極為遼闊，北至貝加爾湖、南至淮河，東至高麗，西至俄羅斯，存在了五百多年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國家，不堪一擊，被蒙古所滅。然而，這樣的大帝國缺乏內部的自然聯繫，很快就解體了。土耳其人建立的奧斯曼帝國一度橫跨歐亞非，但帝國內部，在居民的人種、語言、宗教上，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水準上，在對中央政權的依附程度上，都有重大差別，由於奧斯曼帝國內部缺乏密切的經濟聯繫和必要的內聚力，當它擴張到極限後，就一步步走向解體，一次大戰後，奧斯曼帝國完全解體。
蘇聯的解體是缺乏內聚力的龐大帝國「一次性斷裂」的最新例證。
兩個過度是蘇聯解體直接原因
任何事情，一旦過度，必然走向反面，這就是「物極必反」。蘇聯解體與「兩個過度」有關。第一個「過度」是蘇聯「過度擴張」且不自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成了戰勝國。如果蘇聯在二戰後能主動地放棄那些以建立「東方戰線」而吞食的土地，特別是讓波羅的海三小國在二戰後恢復原狀，今日蘇聯十有八、九不會解體。立陶宛是蘇聯解體的「觸發劑」。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一日立陶宛宣佈獨立，同年「八一九政變」期間，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相繼宣佈獨立。第二個「過度」是「八一九政變」的策劃者企圖阻止八月二十日蘇聯「新聯盟條約」的簽署而適得其反。「八一九政變」的失敗，使蘇聯和一些加盟共和國的獨立要求更為高漲。「八一九政變」可以說是蘇聯解體的「催化劑」。沒有「八一九政變」，蘇聯就不會四個多月這麼快就迅速解體。
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形成的俄羅斯，人口只有蘇聯一半，土地喪失了四分之一，軍隊失去了三分之一。蘇聯解體不是中國式的「分合迴圈」，而是「一次性斷裂」。即使今後有個別國家願意與俄羅斯合併，但昔日有二千二百四十萬平方公里的蘇聯再也不會在地球上出現。今天，還會有誰會為古羅馬帝國、拜占廷帝國、奧斯曼帝國的消失而哀歎呢？
說「一次性斷裂」不好，絲毫也沒有肯定「分合迴圈」的意思。分合迴圈給中國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帶來戰亂和災難。中國只有打破「王朝迴圈」和「分合迴圈」，才能走上和平、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
蘇聯解體的「體質」原因
國家是一種有生命的、固著在一定地域的「行為體」，國與國之間「體質」差別很大。蘇聯解體的「體質」原因是僵化的計劃經濟和過分沉重的軍費負擔。在史達林以後的時代，蘇聯雖然局部引進了市場經濟機制，但蘇聯經濟總體上仍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蘇美爭霸過程中，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二十年中，蘇聯軍費每年平均占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六左右，而美國只占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過重的軍費負擔加在僵化的經濟體制頭上，導致經濟滑坡，引起社會危機。正由於這一原因，戈巴契夫深悉需要改善蘇美關係，集中力量解決國內困難，以增強蘇聯的體質。
蘇聯解體的另一原因是蘇聯作為一個「民族單一率」很低的「多民族國家」，蘇聯缺乏妥善處理民族和地區關係的政治經濟體制。在世界各國中，只有少數國家是單一民族國家，如朝鮮、韓國、日本、葡萄牙、海地。大多數國家都是多民族國家。在多民族國家中，多數民族占本國總人口數量的比例很不相同。在中國，漢族占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在蘇聯，俄羅斯人作為多數民族只占總人口的一半。當然，多民族國家，即使民族單一率較低，也能保持國家的統一，其「四項前提」是：（一）在一國內部不同民族、不同族群中的大多數人可以無阻礙地相互溝通；（二）不同民族、不同族群在法律上和在事實上享有平等權利；（三）不同民族、不同族群在法律上和事實上共用整個國家給他們帶來的和平、安寧和各種福利、利益；（四）在一國內，人民有充分的遷徙和流動自由。
蘇聯的解體正是與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在「民族關係」上表現了很弱的體質，與上述「四項前提」有很大的距離。蘇聯解體在民族和人口上表現得最為突出，俄羅斯在提高本國「民族單一率」時，卻付出了失去一半蘇聯人口的代價。
「蘇聯」不是帶「地域特徵」國名
蘇聯解體還有一個潛藏在蘇聯人內心深處而未被說出的原因，這就是，蘇聯從來就不是一個帶有「地域特徵」的國名。蘇聯是蘇維埃的聯盟，而蘇維埃與「地域」無關，是一個「意識形態」名詞，自一九二二年蘇聯成立第一天，沒有一個人能為由俄羅斯、烏克蘭、南高加索和白俄羅斯組成的聯盟國家起上一個帶有「地域特徵」的國名，就像南斯拉夫、亞歷山大大帝的帝國、奧斯曼帝國一樣，註定了這些國家解體的命運。一九九一年戈巴契夫企圖改革蘇聯的國家結構，與九個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為新蘇聯起「國名」時，竟然把國名定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俄羅斯等國政客愚蠢之極，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阿拉木圖會晤商討建立「獨聯體」時，仍然沒有一個人想到要給「獨聯體」頭上冠上一個「地域名稱」。所有這些表明，蘇聯，一個連「地域特徵」國名都沒有的國家，它的命運就是解體。
當然，政治家在歷史變革中有重大作用。人類五千年的歷史一再表明，不是歷史創造英雄，而是英雄創造歷史。在蘇聯解體上，戈巴契夫是一位被動者，「八一九政變」的幾位策劃者和野心勃勃的葉利欽才是蘇聯解體的推動者，正是葉利欽，讓俄羅斯回復了它本來應該的樣子。
放下「蘇聯噩夢」，中國才有出路
毛澤東懷著「蘇聯變修」的「噩夢」，其政策一步步指向在中國「防修」、「反修」，最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掌權後，不再懷有「蘇聯噩夢」，在八十年代的大部份時間裏，與胡耀邦、趙紫陽在一起，使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這是一條沒有「噩夢」的發展道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殺」，造成了中國政治的大轉折，接著蘇聯解體，然後，整個九十年代，「蘇聯噩夢」雖開始浮現，但尚未主導中國政策。進入二十一世紀，由於官場腐敗、兩極分化造成愈來愈嚴重的社會矛盾，大規模的群眾性抗議層出不窮，加上臺灣分離主義勢力日趨發展，現在的中國，似乎開始實行一條不同于鄧小平、江澤民的政策。這種政策的心理基礎就是害怕「蘇聯噩夢」在中國成真。這種政策已初見苗頭，而尚未定型。人需要心理健康，國家也需要有心理健康。一個國家，如果懷著「噩夢」，成天憂心忡忡，害怕「噩夢成真」，這個國家是沒有辦法發展的。毛澤東怕「蘇聯變修」的「噩夢」在中國出現，其全部政策已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災難。如果今日中國領導人又要把防「蘇聯噩夢」在中國出現，作為制定各種政策的出發點，肯定會南轅北轍、適得其反。
發展市場經濟、建立民主政治，實現和平統一是二十一世紀中國「和平民主崛起」的三大支柱。民主化是世界潮流，那種民主化會帶來「蘇聯噩夢」的耽心是毫無根據的。五千年中國歷史與一千年俄國歷史如此不同，「蘇聯和俄國的今天」，不等於「中國的明天」。只有放下「蘇聯噩夢」，從中國現實出發，在進一步推進市場經濟規範化、法制化的同時，推進政治改革，把建設民主政治提上日程，中國才有能力「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面對和解決大規模民眾和平抗議和各種錯綜複雜的政治問題，中國才有出路。
二○○五年二月十一日紐約
——轉載自《爭鳴》2005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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