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 很感興能和大家見面。聽說在英國也有很多有識之士。有很多人雖然遠離了祖國，雖然久居國外多年，但是仍然關心著神州大陸所發生的一切。這一點就使我覺得我應該來和大家談一談，因為我也是非常關心中國的。
這次是應“希望之聲”的邀請來和大家見面的。我最近的13年一直在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工作，我深知道現在在國際上搞短波廣播的，大體上都是一些機構性的電臺，也就是說，由政府出錢辦的電臺。這些電臺有它們的局限性。而且在目前的情況下，它們的局限性暴露得越來越清楚。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目前對華進行短波廣播的外國電臺一共有二十幾家。只有一家電臺–在我退休之後發現的–就是“希望之聲”廣播電臺，它沒有任何政府的背景。這樣一個電臺，實際上使我產生了很大的希望。我覺得有任何背景的電臺、新聞機構它們都不能客觀、公正地向聽眾報導一件事情。我也是因為對“希望之聲” 報有希望而接受了邀請，到這裏和大家一起談“九評”問題。
為什麼要談“九評”呢?我做了40年的記者,我始終覺得有一個問題：在我們中國人生活的地方，我們可以對國民黨說三道四,對民進黨品頭論足,對香港的民主黨和其他的一些89年以後流亡中國之外的黨派論長道短,我們為什麼不能評論一下中國共產黨呢?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是一直沒有人做這件事情。這件事情本來應該由國民黨來做，因為國民黨有和共產黨周旋100多年的經驗；這件事情也應該由民進黨來做，因為民進黨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是在中共的“文攻武嚇”之下過來的；這件事情也應該由流亡海外的民主黨或者是在香港的民主黨派來做；但是大家都沒做。這件事情誰做了呢？《大紀元》旗下的一個（寫作）班子。我認為他們做得非常好！我作了一個記者，我的觀察是：他們完成了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空白，填補了這樣的一個空白。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自從“柏林牆”倒塌以後，一直有人在不停地總結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的經驗。為什麼中國人不能夠可觀地總結一下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呢？這是一件關係到每一個人的事情，關係到每一個人生活的事情。在座的有很多年輕的朋友，可能生活經歷不夠，但是象我們這些過來的人，我們經歷了這麼多年風風雨雨的人，我們覺得這個經驗要是不總結的話，中國將來到底要往哪里走的問題還是不清楚。
從“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反右傾”、“大躍進”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這段歷史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從共產黨的角度來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做了總結，提出要“撥亂反正”。六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面明確地說（我現在給大家念一下）：“反右鬥爭是嚴重的擴大化了。58年輕易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57年錯誤地開展了反右鬥爭；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了。”另外有很長的一段是談文化大革命的，提出的觀點是從49年以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都是錯的。“決議”最後這樣說，“我們有決心和有能力防止重犯過去那樣的錯誤。”我當時很感動，因為我經歷了這麼多的運動，我看到黨內外這麼多人死掉了，整個國家被搞得烏七八糟，烏煙瘴氣。我當時以為它們良心發現了，中國有救了。但是從那時到現在將近30年的歷史，證明它們是說話不算數的。
在將近30年的歷史中，發生了什麼呢？正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70年代末，以鄧小平和胡耀邦各為代表的雙方圍繞著中國如何向前走的問題有著尖銳的分歧，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發生了“西單民主牆”運動，包括魏京生提出的“第五個政治民主化”。最後的結局是工人民兵硬是用大棒子把聚集在天安門的學生打跑了。當時死了多少人是沒有任何統計的。這是我作為記者從內部瞭解到的。當時胡耀邦對這些做法完全是反對的。他的看法是：需要建立黨內的民主，有了黨內的民主就會有幾十年的穩定。這和89年以後鄧小平的看法完全相反。
80年代末期在“6.4”鎮壓學生時，鄧小平的觀點是，“殺它20萬，爭取20年的穩定。” “6.4”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那是以坦克和衝鋒槍結束的，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說不清楚，反正死者裏面有我的朋友。有些實在是非常無辜地被打死的，譬如，有個朋友是在下夜班的路上路過天安門一帶被打死的。
到了90年代末，就是著名的“鎮壓法輪功”。由於中共在海外的宣傳，法輪功的事情使人有一種“談虎色變”的感覺。我聽了以後覺得莫名其妙，因為在一開始時對法輪功在中國所有的媒體上是廣泛宣傳的，他們用很重的喉音說著“法輪大法”，還有很多大家在一起煉功的畫面。我個人對法輪功的理解是這樣：我認為法輪功是一種哲學運動，不是邪教！什麼哲學運動？是提倡另外一種人生哲學的運動。我不知道我理解得對不對，但我作為一個記者我是這樣理解的：他們提倡的是“真、善、忍”，和官方提倡的鬥爭哲學是針鋒相對的。這樣的一個運動就是在一夜之間，他們為了爭取一下自己活動的地方，就被打為邪教。而且任何瞭解社會生活的人都知道，任何邪教不可能有那麼多人的！我在中國農村見過邪教，我在法國也見過邪教。所謂邪教都是一個小圈子，秘密地活動。而法輪功的人不是這樣的。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他們完全是公開活動的。在我認為，大法是達到法輪功提倡的“真、善、忍”這種境界的一個修煉方法。但是，這樣的一場運動硬是被加上一種莫須有的罪名被鎮壓，到現在仍然在受迫害，許多人無辜地死在監獄裏面，許多人無辜地受到迫害。就是那些沒有被折磨致死的人，他們也是受到迫害的人，他們在精神上、在心理上所受到的傷害需要多長時間才能修復啊？！
所以，最近這30年來所發生的這樣一些大事都說明中國共產黨把自己所寫的十一屆六中全會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完全推翻了！表明了它既沒有能力也麼有決心來糾正錯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我們來談“九評”問題就很有必要。
對共產黨，必須從現在已經到了一個什麼時候了這樣一個角度來理解。3月1日在“博訊”網站上，發表了我的老上級，原新華社副社長的一篇文章。他現在已經80多歲了，退休了，住在北京。他說，他的文章在國內不能發表，所以把文章寄給博訊網站請他們發表。他的文章叫“莫談國事兼論三權分立”。他說，“現在中國的情況和國民黨垮臺前的氣氛差不多。”這個氣氛是什麼呢？就是大家要“莫談國事”。通過文藝作品大家都瞭解到，國民黨垮臺前到處都貼條子，“莫談國事”。現在中國人見面也是“莫談國事”，不敢談政治。這正說明社會面臨著一場大的風雨。他從“莫談國事”這個現象提到了一個問題，他提出中國應該實行三權分立。他是一名老黨員。他說現在正在開人大，他當過人大代表，他知道人大是怎麼回事，和憲法上說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憲法上說中國的人大是全國人民的最高權利機關。但是他說他作為一名人大代表，他明白地知道在那裏管事的、決定問題的不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黨組傳達黨中央的精神。所以憲法上說的最高權利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這是錯的。最高權利機關是哪里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其他國家的政府就是政府，是大家選出來的，而在中國不是！中國是政治局常委治國，這在天底下是獨家的。他的文章最後說，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的文章不能發表，但是他一定要發表，就送到國外去發表。使我感到吃驚的是最後一句話，“我現在的想法是，‘我愛我黨，我更愛真理。’”一個老共產黨員，他公然挑戰了胡錦滔。胡錦滔在不久前明確提出中國就是不能搞“三權分立”他在文章中提出不搞“三權分立”中國的腐敗就解決不了，不搞整個社會就穩定不了。對於這些共產黨員來說他們是要做個選擇：你是選擇黨還是選擇真理？我想在這個問題上我的這位老上級已經做出了選擇，在黨和真理之間他選擇了真理。
我講這些黨內人的變化，並不是說中國的變化靠他們，中國的前途靠我們大家。我們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去。我們作為中國人不能被人這樣折騰來折騰去。大家也許注意到了，當年胡耀邦逝世的時候黨內比較高層的人物出來講話的比較少，但是這次趙紫陽逝世和中央唱反調的、和胡錦滔唱反調的高級幹部卻很多，何止一個兩個，三個五個呀？新華社還有另外一個退休了的副社長公開站出來反對對趙紫陽的處理，認為89民運一定要平反。他堅決認為肯定有一天會平反。
剛才我講了30年來的歷史證明了共產黨是說話不算數的、言而無信的組織。
我再說一下共產黨的來源，其實就是150年前的《共產黨宣言》。簡單的說它只有兩個內容：第一，萬惡之源是私有制，所以要通過暴力革命推翻消滅私有制。第二，在建立共產主義之前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是嚴格地按照這兩條辦事。如果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的問題是搞私有制還是搞公有制？經過了幾十年的折騰終於明白了，搞經濟不能搞計劃經濟，要搞市場。幾十年那，多少條人命那！看上去好象現在是把《共產黨宣言》的這一部分否定了，憲法上也寫上可以有私有制了。但是，作為一個記者來觀察我還不是那麼放心。為什麼呢？首先一條，中共發展私有制的政策是和它的政治綱領完全是矛盾的。你現在讓我發展私有制，那將來有一天你拿出你的政治綱領，你也可以再搞公有制啊，這不是沒有先例的。80年代初，法國社會黨（和共產黨是同一思想體系的）第一次執政上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國有化。結果法國經濟一塌糊塗，許多有錢人紛紛逃跑。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發展時，我在那裏採訪。獨立後的非洲國家凡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日子都好過一點；凡是走了中國和蘇聯道路的國家日子都不好。當然，我在這裏並不是為私有制辯護，私有制也有它的問題，但是它比公有制要強，公有制是搞不得的。
目前，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和它的政治綱領是絕對矛盾的。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說，它可以說話不算數的呀。“反右鬥爭”就是例子。我有很多老師同學就是當時向党“交心”，為黨好，提意見。過了沒幾天，說是要從知識份子中搞出50%的右派。結果這些人，他們的一生都被毀了，本來可以為國家和民族做很多的貢獻的。這是一個例子。既然有這個例子，我就不會放心。
那麼在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塊，中共是絕對不讓步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在繼續著中國封建帝王千百年來不斷在寫著的好人受屈的歷史。如果中國共產黨要繼續把這段歷史寫下去的話，中國是沒有好前途的，從黨內來說有彭德懷、劉少奇、胡耀邦、趙紫陽，將來還會有其他的胡耀邦、趙紫陽。有人說，胡耀邦、趙紫陽也好不到哪去，我不願意這樣看。趙紫陽被軟禁後有個氣功師給他治療。的氣功師宗鳳鳴寫了一本回憶錄。他記錄了趙紫陽不同意鎮壓6.4學生的一個基本思想。他跟這個氣功師說，如果我們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就無法實現法制和民主。對於這些人不管他們以前做過什麼事，能象趙紫陽這樣，思想達到了這樣的高度，而且他堅持他的立場，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贊成的。而且我們希望有更多這樣的人從黨內站出來，象前新華社的副社長那樣，我們應該歡迎他們站出來而不是把他們打回去。這樣的人愈來愈多，就說明一個問題：在專政機構內部的人都已經受不了你的專政了，我覺得這個制度就快結束了，它也應該結束了。
從我目前得到的消息看，中國的狀況不太愉快。據說，這次“保先”運動的目的之一是整肅從89年以來在黨內那些提出反對立場的高官，比如說，毛澤東的秘書李銳、胡耀邦的秘書林牧、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人民日報的前總編輯胡績偉，等等。中共認為這些人在黨內已經形成了一股反對勢力，如果任這種勢力繼續下去的話，它的專政會不保的。但是我可以向大家這樣說吧，凡是倒行逆施越厲害的地方越會出現義無反顧的鬥爭。毛製造了他的反對派，鄧製造了他的反對派，江澤民製造了他的反對派，胡錦滔製造了他的反對派，他們把一大批無辜的人趕得無家可歸，無處藏身。這些反對派正在越來越多的積累起來，他們正在集合他們的力量。他們有一天會形成一種打擊力量。這種打擊力量就是對反民主制度的徹底決戰。我認為這一天早晚會到來的，因為中共做的是倒行逆施的事情。如果今天人們看不清楚，明天會有人看得清楚。從最近30年的歷史也可以看得清楚，越來越多的人看清楚了這步棋了。
由於科技的進步，由於《大紀元》、“希望之聲”這樣一些獨立的、敢說真話的媒體存在，由於大家生活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一代一代的人明白了共產主義是什麼東西。共產黨作為一個暴力組織，一個暴力拜物教終究有一天會被歷史埋葬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和大家見面，談談我個人的想法。我做了40多年的記者，我和誰也是無冤無仇。但是我作為一個記者，我要客觀地觀察一切，我要毫不客氣地剖析一切。
最後，我感謝“希望之聲”對我的邀請，使我能有機會和在倫敦的這些好人見面。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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