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日訊】鄧小平在談到毛澤東功績時說，“沒有毛澤東，中國至少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長的時間”。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句話的真是意思應該是，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不會在追求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享受更多的痛苦和磨難。
趙紫陽就是這種痛苦和磨難的典型代表。
“民主和法制”，是全人類的追求，也是人類真正的康莊大道，就是中共在口頭上也不能不承認這一點。
吳國光先生在《趙紫陽與政治改革》的前言中所說：“我不是這本書的作者，真正的作者是趙紫陽、鮑彤和參加了八十年代中國政治改革設計與實踐的人們。”這是對趙紫陽先生充分的肯定，也是對任何貶低趙紫陽先生偉大歷史作用的一種有力的回答。
在王揚生《叩訪富強胡同六號》的一文中說道：趙紫陽在訪談中指出：“其實現在的領導人也明白，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改變現狀。現在的領導人沒有理想，沒有信念，他們不知道要把中國帶到哪里去。”趙紫陽甚至憤怒地說：“中國現在搞的是最壞的資本主義！西方早期資本主義也壞，但可以逐漸走向進步，走向文明，而中國這個最壞的資本主義不可能走向進步！”
這篇訪談的真實性如何，本人不好判斷，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趙紫陽是真正希望並實踐了鋪設“民主和法制的軌道”的第一人，是中國的第一人，更是中共的第一人。趙紫陽大大突破了鄧小平的局限，把中國的改革事業從經濟領域切實地推向政治領域：（郭羅基在《論趙紫陽的意義 》把它歸納為三個方面）黨政分開，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以及開黨中央不討論法院案件的風氣，不以理論是非整人的風氣，不審查文藝作品的風氣，能夠證明這一點；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紀念中共成立六十六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日程上來》，更能夠證明這一點。那種把趙紫陽在89年“六四”事件中，表現出來的壯舉，僅僅看作趙紫陽先生“更加開明一些、更加務實一些、更加人性化一些”是不正確的，也是不全面的，它根本不符合歷史的實際。
正如誰也誇大不了毛澤東的歷史作用一樣，誰也貶低不了趙紫陽先生的歷史作用，歷史走到現在，誰都應當清楚，改變中國，真正把中國引向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依靠的是制度，不是個人，更不是智慧和魅力。
毛澤東和趙紫陽比起來，更有智慧，也更有魅力，但毛澤東不會啟動政治改革，更不會鋪設“民主和法制的軌道”。儘管毛澤東對此有一些認識，據鄧小平所講：“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喊出了“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口號，路透社記者問，“自由民主的中國”如何界說？毛澤東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27頁）
歷史的實踐證明，毛澤東不論具有多高的智慧，多大的權威，多強的個人魅力，也不論他曾喊出多麼動聽的口號，都不能保證他喜歡民主，更不能保證他願意推進民主。從這一點上看，毛澤東不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應當是一個政客，更是一個陰謀家。
趙紫陽和毛澤東不同，儘管他是在鄧小平的框架下工作，也不管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多麼艱難，也不管個人要冒多大的風險，他一直身體力行。據鮑彤《檢驗中國憲法的有效性的試金石》透露：十三大後，趙紫陽正式就任中共黨的總書記，在接受採訪時，一位外國記者問：上任後準備幹什麼？他脫口而出：“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並且身體力行到各地考察，大講改革的必要性。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決定趙紫陽政治生命的關鍵時刻，趙紫陽面對民主，面對法制，也面對黨性和體制，趙紫陽沒有選擇退縮，戈巴契夫回憶錄記敍了他同趙紫陽的會談：“趙紫陽問，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發展嗎？它能夠有效地克服消極現象和黨內政府內的腐敗問題嗎？趙紫陽說，如果不行的話，就勢必要提出多黨制問題。”（Memoir,pp.489-491,DoubledayPress,NewYork,1996.）郭羅基分析道：“具有新思維的戈巴契夫對他的開放態度都感到驚詫。趙紫陽所主張的‘民主和法制的軌道’就是包括多黨制在內的現代文明國家的共同道路。民主政治起源於西方，幾個世紀以來發展成為全球的洶湧潮流。拒絕西方民主也就沒有任何民主。”（郭羅基《論趙紫陽的意義 》）
這就是趙紫陽，這也是趙紫陽和毛澤東之流的根本的不同。
對比毛澤東的七大報告及其實踐，對比趙紫陽的十三大報告及其實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趙紫陽是中共推行民主法制的第一人，毛澤東也不是什麼人民的救星，而是專制的救星。
鄧小平雖然糾正了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錯誤，但他並沒有擺脫毛澤東專制思想的束縛，相反鄧小平是毛澤東專制思想的忠實繼承者，六四大屠殺和對趙紫陽的迫害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鄧小平雖然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和他在“六四”事件所犯的罪惡相比，和對民主法制的踐踏相比，那是九牛一毛。
嚴家祺說得好，誰是“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是趙紫陽？嚴家祺認為：“長期以來，人們把鄧小平稱作‘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確實，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創導者，他一次又一次用智慧化解了陳雲為代表的‘左派’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干擾，但鄧小平只是一個‘大老闆’，掌握‘大方向’，不想做，也做不了‘總設計師’，那類具體的、複雜的、辛勞的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總設計師是趙紫陽，政治改革的總設計師也是趙紫陽。”（嚴家祺《誰是“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是趙紫陽？》）
趙紫陽就是趙紫陽，他是一個實幹家，他雖然沒有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但是不論是經濟建設，還是在民主和法制方面，他比毛澤東更知道中國的矛盾所在，更知道怎樣去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更知道怎樣去實踐民主和法制。
在民主和法制方面，毛澤東充其量是個葉公好龍者。
說毛澤東葉公好龍，其實說輕了，毛澤東應該是民主法制的踐踏者和破壞者，是大鬧民主法制天宮的美猴王。
毛澤東雖然才氣、智慧中共政壇無人可及，但是他鄙視一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入不了他的法眼。毛澤東崇尚的是曹操，他不會崇尚民主和法制。
毛澤東喜歡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爭才能喚起他的智慧和激情。這一點他和趙紫陽有很大不同。
趙紫陽和毛澤東相比，趙紫陽真正喜歡民主和法制，趙紫陽儘管是毛澤東鬥爭哲學的受害者，但是趙紫陽對毛澤東的評價卻非常之高，顯示了趙紫陽寬廣的胸懷。據常安在《趙紫陽論毛澤東與鄧小平》中披露：趙紫陽認為毛澤東真心希望建設一個光明的中國，他說：“毛主席對國家發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設一個比蘇聯更好的社會主義。他羡慕蘇聯的經濟發展，但對史達林的肅反擴大化，造成國內的恐怖氣氛，他是反對的。解放以後他搞三反五反，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是真心希望建設一個光明的中國。他說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以後要和風細雨了，我想這都是他當時的真實想法。當時蘇聯認為我們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修正主義呀！”
其實，趙紫陽還沒有衝破對毛澤東體制內的認識，儘管毛澤東讓他受盡迫害。
1949年毛澤東喊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其實站起來的是中共的政權，沒有民主和法制作保障，人民永遠也不可能站起來。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這是一種愚昧的聲音，這是對民主制度的蔑視；共產政權曾經信奉的《國際歌》說得好，從來沒有什麼神仙皇帝，要靠我們自己。是的，要靠我們自己，要靠社會制度，要靠民主和法制。沒有民主和法制作保障，什麼也拯救不了人民。
不過，有一句民謠的確反映了人民的心聲，“要吃糧，找紫陽”，這和《東方紅》有著本質的不同，這也的確間接反映了毛澤東和趙紫陽的不同。
毛澤東走了，但專制仍在，民主和法制並沒有建立。
中國就是中國，毛澤東的智慧讓他踐踏民主瀟灑地成為一種藝術，成為一門學問，對民主肆無忌憚地踐踏，讓毛澤東成為萬民景仰的專制之王。
趙紫陽雖然暫時還沒有毛澤東的影響，但是他將溫和地影響著中國，影響著中共，也必將改變和影響著中國和中共的未來。
毛澤東已經結束，但趙紫陽不會結束。
毛澤東已經結束，中國再也不會出現這樣的頂峰，毛澤東雖然不是專制的末日，但至少是中共專制大衰敗的開始。
趙紫陽不會結束，正是民主和人性不會結束。
趙紫陽以制止屠殺表現人性，衝破體制的牢籠，以中共體制內殘存的人性發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內解決問題”，讓中共的大員們知道：他們是人，他們不是鋼鐵，他們不是魔鬼，他們不應該成為鋼鐵一樣的魔鬼。
2005年2月18日于山東
──轉載自《議報》第1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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