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即將訪問北京的日本外相町村信孝4月13日表示，為緩和日益惡化的雙邊關系，願意與中國成立聯合歷史研究小組，共同研究爭議性歷史問題。想一想看中共當局會有什麽反應？不管日方是何種居心，都會被北京當局看成是一記黑虎偷心，肯定氣得臉瘀黑，心說這不是猛挖我墻基，要置我於死地。
從初三遭遇1989年那個風暴開始，我再也不信任歷史教科書。在上課之時，總是倒過來讀，教科書肯定的，我從來給予否定；書中高貴的，必然想成無恥之尤，書中被侮辱和漫罵的，就擡為大英雄。這項工作就成了身體反射，一遇到相關字眼，就自動發作。後來在大二上中國革命史，也舊習不改，給老師唱反調，到了考試便是作弊過了關。
經過“逆反”，已經後來大量接觸與正史截然相反的野史，以及大量翻案文章，對於我來說近代革命史已經一團迷霧，所有的事情都陷入不確定的泥沼中。
奧威爾在著名的《1984年》中寫道，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當神權政治遭人拋棄以後，政治的正當性就來自歷史。所以誰掌握了主權，也就要同時佔有歷史這個女神的身心，讓她變為服服帖貼的“性奴隸”。1944年保加利亞新成立的共產黨新政府最初發布的一些命令中，就有一條責令教師“不得在歷史課上宣揚君主們作過好事，要強調君主統治的獨裁性質，宣揚被壓迫人民懂得鬥爭”。扭曲虛假的歷史成了政體的靈魂，共用了這個謊言，才能形成一個同質性的極權主義政體。對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加以控制是政治的一個基本特徵，尤其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前提。這種政體就像是一個非常大男子主義的人，娶了歷史這個妻子以後，按照自己的喜好，修改妻子的好友名單，控制其交友範圍，把她關在家裏愛如何打扮就如何打扮。
這樣的做法有兩種目的，第一是擴大同質性，培養奴隸性公民。把共同體內的成員培養成一種“計算機程式”，統治者啟動一下，思想和行動就按照既定程式運行，不偏不差。象工廠流水線中生產出來的產品一樣。第二是抹殺一切肯定過去的意見。通過進步史觀的論證，他們必須把自己打扮成進步的先知，領導整個民族的進步，而且他必須把現代化的其他進步力量和歷史上功勛抹黑，妖魔化之後，就在比較中凸顯自己是天意所歸。不顧一切地抹黑他人，目的在於擡高自己，教科書中抹煞國民黨政府主力抗日的事實，就在於塗抹美化自己的領袖地位。罷黜百家，獨尊自己。
官方把自己修訂的歷史強加於人，作為對現在自己正當性的論證，同時從歷史中給出自己將為這個民族帶來光輝的預言。讀一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這一點做法就路人皆知了。
從實際上的政治利益來說，中共的崛起，得益於抗日戰爭，得益於日軍對華戰爭，使中共得以坐受漁翁之利，既消耗了國民黨，又壯大了自己。毛澤東說中共之所以能得天下，最要感激日本的對華侵略，所以自己一古腦兒放棄了戰爭賠償。毛澤東在1961年接見日本人黑田壽男時竟然說：“就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如果僅僅是未經人民同意越俎代庖也就不說了，問題是如此為了一己之私而如此對日本入侵中國感激涕淋，已經是賣國賊的嘴臉了。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真是太政治了，一方面空喊口號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代言人騙取知識青年，一方面遊而不擊，連彭德懷打個百團大戰動一點點真格就被毛澤東批評不懂政治。這樣把本來民眾眼中的“共產共妻”不良形象抹了，知識青年也把延安崇拜成聖地，在抗日的旗幟下，大規模擴充自己的實力，為國共決戰作準備。如此把自己黨的小利益至於民族大義之上，實現最大化，真是人神共憤。
如此置民族大義於不顧的歷史真相，要是和日本一起翻出來，與教科書中長期形成的“真相”之間的落差，就像萬丈高樓上失足一樣，會把他們的信徒搞的天旋地轉，活不成只得自殺；普通民眾看到了震驚萬分，泥胎神像原來醜陋無比，整個神廟就轟然到地。粘滿了厚厚一層自吹自擂的歷史，在意識形態崩潰以後，就露出醜陋。
我們在大學中看盜版的《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就大為吃驚，原來自詡很高的神靈也如此荒淫，就道德而言比我們還差，超越人性底線以下。那一時刻起，毛澤東就成了鄙夷和嘲笑的對象。如果說發現領袖與我們一樣，都會吃喝拉撒，那就和我們一樣是人，是平等的，還可以從魅力型統治下降到法理型統治。但是一旦發現比我們還不如，領袖是最髒的，在人性以下，連法理型統治都保不住了，那就是徹底的顛覆，徹底的打破。這就是蘇聯共產黨為什麽在蘇共秘密檔案解除禁令公開以後迅速完蛋的原因。
－－原載《議報》第19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