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4日訊】我父親呂德平（化名）出生在40年代，是無權無勢、老實巴交的農民。父親一生受盡共產党的欺凌，處于勞累、清貧之中，是含冤而去的；而且他在共產党的欺騙教育和宣傳中被注入了許多毒素，當然這些毒素也會傳遞給我，所以現在我要替父親聲明退出共產邪教的一切組織，也是否定他傳給我的共產邪靈的一切因素。
*青春荒廢 “好的”原是匪
父親讀小學時剛好碰上共產党流氓搶奪了政權，學校成了中共邪靈灌輸毒素的地方，課本中都是共產党“歌唱粉飾”自己的東西。父親沒有學到什么文化，卻在無知中成了少先隊員，腦子中灌了不少“毛語錄”的歪理邪說和和共產党的邪教歌，有時還會搖頭晃腦的唱個“系列”。
58年大躍進時，父親才十多歲，被強制送去江崗（音）“大煉鋼鐵”，正值年少成才創業之時，在那里被廢了，致使一輩子沒走出農村這片土地。“面朝黃土背朝天，到死還是一個空圈圈”。
70年代末電影電視進入農村后，父親特別愛看“戰爭片”，那當然是共產党美化自己，丑化“敵人”的片（騙）子。父親對“故事”的來龍去脈并不在意，他的第一任務就是分出哪個是“好的”，哪個是“坏的”。哪怕來晚了，只要听旁人說某某是 “好的”，某某是“坏的”，他就心滿意足了，再复雜的情節他也“看得懂”了。我從小拉著父親的衣角跑，父親被共產党扭曲了的這一部分思想直接傳輸給我，以至于90年代讀初中時都認為“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家庭沉重 生命被戲弄
70年代中期﹐鎮上建酒厂（國有的），父親負責給拉條石。那時用的板板車，輪子有點像現在的自行車輪，但沒有气胎，是直接在鐵圈外幫一層厚膠皮，把不住滑。石頭在山里，要走3公里不平山路。有一天下雨，路滑，拉石頭很危險，但上面催得很急，不能停；父親冒雨前往，結果板車翻了，沉重的石頭砸在父親的腳上，骨頭粉碎了……
父親因此住了三年的醫院，本來就貧困的家庭被蒙上嚴重的陰影。奶奶是“尖尖腳”，年事已高失去勞動能力。母親肚子里正怀著我，既要照顧醫院里的父親，又要參加隊上勞動，還要照顧家中老人，几頭操勞。后來父親轉到30公里外的縣城醫院，母親兩頭奔波，就顯得更困難了。那時沒有現在這么多客車，東挪西借的錢都花在醫院了，有車也不能每次都坐，于是很多時候挺著肚子爬貨車。
酒厂不解決父親的醫療費，還給臉色看，母親找親戚朋友多次去交涉，上面才答應每月讓領十來塊的生活費。要知道農民找官家辦事是非常難的，說話沒人听，還要遭白眼。母親到鎮上去領錢，鎮上的丟一句“到縣城去領”，就什么也不理了；母親跑到縣城，又說“到鎮上去領”……而且母親沒有文化，找什么部門，找什么人都吃了不少苦。
父親經過多次腳骨“重組”的手術，承受著身体上的巨大痛苦；母親在處境困難、心情沉重的境遇下被那些打著“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邪靈的党徒如此戲弄，承受著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奶奶既擔心父親的傷勢，又為母親的過度操勞而憂慮，還牽掛著肚子里的我。全家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最蠻橫的“公務員”与最驚人的敲詐
90年代，父親年歲漸高，“粗木重石”拿不動了，轉為賣小菜來維持生活和供我的學費。种菜很辛苦，賣菜更是受盡共党邪靈的欺凌。
一擔菜能賣十几元錢，頭天下午就要把它打點好，第二天早上天還不見亮，匆匆吃几口稀飯就挑上街了，因為距街還有几里路，去晚了菜市都被別人“擺”完了。到了市場，菜籃子剛放下，“要錢”的就來了，一張“票”往菜籃上一扔，說是兩元不敢拿一元。如果答上一句“我還沒有賣到錢呢”，專橫的“公務員”馬上就叫囂著攆你走，“這地盤不准你賣”。那么重的菜，那么遠的路，誰愿意挑回去呀？況且父親年齡又那么大了。這時如果赶緊掏錢，再低三下四說些好話，也許能解圍；要再慢一點，菜籃子就被踢翻了，或者稱杆就被搶走了。一直賣到中午12點，有時“不好賣”，剩的還得挑回來。
一挑菜賣十几元，就要敲詐1元“清潔費”和1元“管理費”；听起來挺少，可累積一百次，賣一千多元，就要被詐取200元。一挑菜按商品的成本和利潤來算，除去成本，能有多少利潤呢？如果把勞動力也算作成本的話，那是一點利潤也沒有，种菜賣的就是血汗錢。中國商人無不痛恨稅收太高，可還沒有達到賣一個一千多元的彩電就被共匪抽掉200元吧，而農民則達到了。共產党自己不搞生產，還說資本家詐取工人剩餘价值，可是它吸的卻是人民的血。老百姓說：以前的土匪用槍搶人，現在的土匪用“票”搶人。這些鐵一樣的事實，至今仍可以在鄉鎮集市上找到類似的鏡頭。
*為死后能入土，無償給共產党种35年紅薯
父親辛苦几十年，到2003年离世時家中只有几千元，還包括母親的一半，都被共產党以“土地費”的名義敲詐走了。若要“頑抗”，把派出所的就喊來了，政匪一家嘛。
共產党在奪權時，許諾說給農民土地——“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農奴把歌唱”；它領導煽動農民把養活自己的地主給“斗”死了以后，卻用“公有制”把所有的土地都變成了它自己的。哪怕你在荒山野岭建一個小房，都得經它批准，搜刮錢財；人死了，也不能讓你躺著舒服，砸鍋賣鐵得交“土地費”。
共產党利用“收租院”來煽動農民對地主的仇恨，教科書中還說：地主把所有土地都霸占了，連草根都不准農民扯來吃。我沒見過地主，但听說過地主的“下場”，也接触過一些“地主崽子”，他們祖上的田地是省吃儉用買來的；有的運气非常不好，剛把所有的積蓄買了田地，共党就奪了天下，損了錢財又被戴高帽子。
我知道曾祖父和他的父親是在地主年代死的，墳頭很大，至今野草茂盛，可那時連“土地費”的名字都沒有；我也知道80年代初外公死時“敲鑼打鼓”的人被共產党“打擊封建迷信”的風聲嚇得躲到豬圈旮旯里，手腳打抖，外公的墳頭就很小了，但還長草。2000年后父親死時那就是直接來一幫人要錢了，墳頭在“石谷子”坡上，很小，而且是草都長不穩，卻被敲詐了3500元的“土地費”。共產党搞“開發”，給死人都開發出“房地產”來了。
我們地區平均一農民种植的坡土約是0.4畝，水稻田約是0.6畝。
1畝坡土一年產紅薯5000斤（這還不是產量低的），一人的那份土能產2000斤。父親离世那年紅薯的价為0.06元/斤，一個人的全賣掉值120元錢，除掉至少20元成本（种子、農膜、農藥、化肥、農具等費），只剩100元，這就算血汗錢了吧。共產党敲詐3500元的“土地費”，那就等于是無償為中共种植35年的紅薯。
水稻田的產量為1000斤/畝，一個人的那份田能產600斤（還得是有了雜交水稻后的中等肥力的田）。父親死那年的谷子价為0.5元/斤，一個人的能賣300元；3500元的“土地費”，那就等于是把十几年的水稻都賣掉（包括成本），不吃米飯。
在地主的時代，死后可以免費埋葬；在中共統治的時代，你想死后留個全尸嗎，那就無償給它种35年的紅薯，或者10年不吃飯（至少不吃米飯）吧；否則要讓你“灰飛煙滅”。
*騷扰恐嚇 壓抑牽挂中含冤离世
99年7.20后的4年，父親承受了一生中最大的壓抑和傷痛，最后在懮郁中含冤离去。
父親离世前遭受了中共流氓集團很大的精神迫害。因為儿子堅持信仰“真善忍”，拒絕給學校寫“不煉功”的保證而很快被開除，這給父親很大的打擊。農村孩子考上大學不容易，供養子女讀几年大學也不容易，父親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年齡已大了，還非常辛苦的种菜賣，為的就是熬到儿子畢業那天鬆擔子；眼看就要熬到頭了，儿子“衣錦還鄉”指日可待，沒想到突降烏云，儿子被開除，還被惡党拉入其發動的迫害運動之中，身陷鐵窗之內……父親的精神垮了，活干起來很累，時常胃痛，吃藥一直不斷，但因經濟的拮据和惡党制造的恐怖壓力，一直沒有認真徹底的去醫治。
后來儿子逃出牢籠后，為抵制迫害流离失所，當地派出所惡人時常深更半夜到家騷扰，向父親要人。一幫人“咚咚咚”的砸門，進屋電筒亂射，樓上樓下到處亂翻，并恐嚇父親要將他綁走……父親牽挂著儿子的安危，承受著邪惡制造的紅色恐怖，還有不明真象的鄉鄰的“流言蜚語”；漸漸的，父親的病越來越嚴重，后來儿子又被非法綁架了，父親就被徹底擊倒了。其他子女接他到外地散心，大家都不再提這些事，父親的精神狀態好像好一些，但他是悶在心里的呀……
2003年父親走了，他是一個人在深夜里走的，帶著憂傷和牽掛，走得很痛苦，木椅都被掰斷一塊。父親的儿子還在勞教所遭受迫害，父親去世了，電話打到勞教所，卻沒有讓他回來見最后一面（但吸毒勞教都有喪假）。我想，九泉之下父親是絕不會瞑目的。
*結語
共產邪靈把一個原本幸福的家迫害得家破人亡，而且迫害還沒有停止。父親的傷痛是無法撫平的，除非他親自看到神清算了這個惡魔。今天我借大紀元這塊寶地替父親鄭重聲明退出他曾經參加的共產邪靈的“少先隊”及它的一切組織—— 死不做共產党的鬼，以此作為清明節獻給父親的祭品，這樣父親在九泉之下大概會好受一些。
中國大陸西南一市 呂劍鋒
2005年4月3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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