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亞洲時報記者Gary LaMoshi 6月30日撰文)香港——在過去的兩年裏，成千上萬的香港市民以反政府的示威遊行作為7月1日香港回歸紀念日的慶祝方式。而這種特殊的慶祝儀式似乎已經被漸漸默許接納。
中國曾要求香港根據基本法二十三條的規定，就國家安全問題立法。這一恐怖的“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促使近50萬的香港市民於2003年7月1日上街示威，中國政府最終決定取消立法。
在經歷過近六年的經濟衰退後，現在香港的經濟已顯示出適度的增長，開始回升，失業率也處於過去43個月中的最低水平，房地產價格也同樣成上漲趨勢。在去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儘管有不少親北京人士得利於半直選的功能組別入局，但一直大力批評中國內地干預香港事務的梁國雄和鄭經翰一樣當選。
更為重要的是，前香港特首董建華，這個從未被香港人認可的角色，終於以體面的方式辭職引退。曾蔭權挾今年三月份70%的高民意支持率暫時代任臨時特首一職。在香港回歸祖國紀念即將來臨的前不久，北京方面正式批准曾蔭權的特首職位，以此作為一種雖非最好，但卻是北京趁熱打鐵，特意送給香港的禮物。
作為起草香港過渡時期方案的主管負責人，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戴高禮認為：“僅僅因為曾蔭權不是董建華，他就已經贏得了更多的歡迎。曾蔭權出生並成長於香港，他是個會講廣東話的地道香港人，這就是問題核心。”曾蔭權的父親被認為是一位曾服務於1967年香港行政事務部門的員警，那年，左派分子曾試圖把文化大革命引入香港。
市民審慎歡迎曾蔭權當特首
雖然曾蔭權已獲得了來自北京政府為支持的800名選舉委員會成員幾乎一致的認可，許多專家仍舊對眼前的這個一向西裝革履，愛結“煲呔”（蝴蝶結領帶）的人物有所保留。無論如何，北京政府方面最終決定讓董建華提前畢業，繼而讓曾蔭權接替的決定，實在是一個回應了各界呼聲的明智之舉。
北京方面最終認可曾蔭權作為香港新一代特首，體現了北京政府在治理香港事務方面的一次極大的突破。曾蔭權作為第一位華人財政司曾是香港最後一屆殖民統治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也正是這一職位贏得他在整個香港社會非常好的名譽。另外，在北京政府不斷呼籲無神論高於共產主義信仰的同時，曾蔭權也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
香港早前的一些親北京黨派曾被這一選舉結果激怒，因為香港特首這一職務竟然出乎意料的沒有落入他們任何一方的手中。早前從立法委員會退出，轉做公共政策智囊的陸恭蕙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現在每個人都在心中自問:‘到底誰是曾蔭權的背後推舉人？’誰是曾蔭權最初推舉人？”
雖然這裏有太多的有關曾蔭權與其當選職位的種種猜測與推斷，但是卻沒有太多的猜測最終得到證實。
棄商界人物選政府官員：北京決策思維的轉變
戴高禮認為：北京政府方面在取捨董建華與曾蔭權背後的想法其實十分類似。“北京最初想把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交給資本家董建華；他們本來以為資本家管治資本主義社會是可行路線。不幸的是，商業與社會是截然不同的體制，因此需要不同手法的管理。現在，北京政府方面已經意識到需要把管理的權杖重新交回那本來在管治香港的人——他們不是商界人物，而是稱職的政府官員。
不過戴高禮也指出：“實際上，以上的兩種措施都是基於錯誤的假設。今日的香港與往昔殖民政府的香港已經不盡相同，因此能讓香港民眾心平氣和的背後因素也將大不相同。
在北京政府方面，江澤民到胡錦濤的政權交接，預示著香港政策出現新的思維。香港科技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崔大偉曾評論說，當年江澤民曾親手提拔董建華；今天曾蔭權也可能已經得到北京新領導人的祝福；這中間，曾蔭權一定在一些事情上讓新的國家領導人對他刮目相看。曾蔭權很會把上司服待得妥妥貼貼，當董建華不願在民主方面有任何突破進展的同時，曾蔭權則建議以務實的做法，以緩慢的政制發展向香港人交代。
戴高禮又進一步詳盡闡述道：“負責政制發展的曾蔭權，全力為董建華的路線辯護，他從不公開表示跟董不一致的立場。事實上，在2002年他成為問責官員，成為政治任命的司長後，他已由一名公務員蛻變成為一名政治家。公務員執行長官意志是一回事，但作為一名政治家，情況完全不一樣。香港民主派人士不知道曾蔭權的真正立場，也不知道他是否一名可信的人。民主派懷疑他可能更有能力執行上級的指派任務，而不是像一個出色的政治家般，懂掌握民意和利用民意。”
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曾蔭權錯失了一次在民眾面前塑造形象的機會：在他負責撰寫的報告中，曾蔭權對如何加強擴大民主制度的能度顯得非常保守，他沒能在大眾極為關心的公民普選時間表問題上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案。他在表面上採納民主競選的同時，卻拒絕與其對手進行相關的辯論。
強烈的優越感
更糟的是，曾蔭權的政綱，遭陸恭蕙形容為“過時的殖民地官僚政策”。戴高禮進一步指出：“曾蔭權擁有昔日香港政府的強烈的優越感——他們自認為是最聰明的人，即使事實不盡人意，他們至少在某些方面（不論是什麼方面）會比某些人知道得更多。”陸恭蕙認為，香港的政客們似乎更能坦然地應對曾蔭權，因為“他們從某種意義上說更能理解曾蔭權喜歡那種方式。”
曾蔭權的當選實際上證實了香港政黨政治還未成熟，所有政黨都沒有足以跟曾蔭權競爭的人物。崔大偉認為，“他們（香港各政黨）再一次讓民眾失望，現今，香港各黨派沒有可行的政綱，也缺乏魅力的領袖人物，因此，香港的政黨既不受北京政府重視，也得不到香港民眾支持。”而曾蔭權只是在此間獲取漁翁之利的人。
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調查中發現，最有實力與曾蔭權分庭抗禮的政治人物就是陳方安生，她曾經是政務司司長，領導香港公務員隊伍，直至2001年退休。她之所以獲得如此大的聲望，可能是她一直極力避開政黨政治，同時也可能跟她退隱了四年之久有關。
香港的真正敗筆不是它政黨政治，而是它的政治體制。務實的香港人已意識到，在反對黨永遠沒有機會勝出的情況下，反對派領袖的存在可謂是全無意義。陸恭蕙認為：“北京方面根本沒有做好任何準備要有真正的競選，既然此種狀況毫無轉變，那麼無論是曾蔭權還是其他人，他們永遠是被欽點人物，他們根本不需要經過闖過公開辯論這一關。”
雖然曾蔭權可能是在當前大環境下北京與香港最接受的最佳人選，但現存的種種環境局限，恐怕仍舊困擾著那些準備參加慶祝香港回歸八周年慶典的嘉賓以及一眾港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