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0日讯】(亚洲时报记者Gary LaMoshi 6月30日撰文)香港——在过去的两年里，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以反政府的示威游行作为7月1日香港回归纪念日的庆祝方式。而这种特殊的庆祝仪式似乎已经被渐渐默许接纳。
中国曾要求香港根据基本法二十三条的规定，就国家安全问题立法。这一恐怖的“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促使近50万的香港市民于2003年7月1日上街示威，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取消立法。
在经历过近六年的经济衰退后，现在香港的经济已显示出适度的增长，开始回升，失业率也处于过去43个月中的最低水平，房地产价格也同样成上涨趋势。在去年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尽管有不少亲北京人士得利于半直选的功能组别入局，但一直大力批评中国内地干预香港事务的梁国雄和郑经翰一样当选。
更为重要的是，前香港特首董建华，这个从未被香港人认可的角色，终于以体面的方式辞职引退。曾荫权挟今年三月份70%的高民意支持率暂时代任临时特首一职。在香港回归祖国纪念即将来临的前不久，北京方面正式批准曾荫权的特首职位，以此作为一种虽非最好，但却是北京趁热打铁，特意送给香港的礼物。
作为起草香港过渡时期方案的主管负责人，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戴高礼认为：“仅仅因为曾荫权不是董建华，他就已经赢得了更多的欢迎。曾荫权出生并成长于香港，他是个会讲广东话的地道香港人，这就是问题核心。”曾荫权的父亲被认为是一位曾服务于1967年香港行政事务部门的员警，那年，左派分子曾试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入香港。
市民审慎欢迎曾荫权当特首
虽然曾荫权已获得了来自北京政府为支持的800名选举委员会成员几乎一致的认可，许多专家仍旧对眼前的这个一向西装革履，爱结“煲呔”（蝴蝶结领带）的人物有所保留。无论如何，北京政府方面最终决定让董建华提前毕业，继而让曾荫权接替的决定，实在是一个回应了各界呼声的明智之举。
北京方面最终认可曾荫权作为香港新一代特首，体现了北京政府在治理香港事务方面的一次极大的突破。曾荫权作为第一位华人财政司曾是香港最后一届殖民统治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也正是这一职位赢得他在整个香港社会非常好的名誉。另外，在北京政府不断呼吁无神论高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曾荫权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香港早前的一些亲北京党派曾被这一选举结果激怒，因为香港特首这一职务竟然出乎意料的没有落入他们任何一方的手中。早前从立法委员会退出，转做公共政策智囊的陆恭蕙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现在每个人都在心中自问:‘到底谁是曾荫权的背后推举人？’谁是曾荫权最初推举人？”
虽然这里有太多的有关曾荫权与其当选职位的种种猜测与推断，但是却没有太多的猜测最终得到证实。
弃商界人物选政府官员：北京决策思维的转变
戴高礼认为：北京政府方面在取舍董建华与曾荫权背后的想法其实十分类似。“北京最初想把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交给资本家董建华；他们本来以为资本家管治资本主义社会是可行路线。不幸的是，商业与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体制，因此需要不同手法的管理。现在，北京政府方面已经意识到需要把管理的权杖重新交回那本来在管治香港的人——他们不是商界人物，而是称职的政府官员。
不过戴高礼也指出：“实际上，以上的两种措施都是基于错误的假设。今日的香港与往昔殖民政府的香港已经不尽相同，因此能让香港民众心平气和的背后因素也将大不相同。
在北京政府方面，江泽民到胡锦涛的政权交接，预示着香港政策出现新的思维。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崔大伟曾评论说，当年江泽民曾亲手提拔董建华；今天曾荫权也可能已经得到北京新领导人的祝福；这中间，曾荫权一定在一些事情上让新的国家领导人对他刮目相看。曾荫权很会把上司服待得妥妥贴贴，当董建华不愿在民主方面有任何突破进展的同时，曾荫权则建议以务实的做法，以缓慢的政制发展向香港人交代。
戴高礼又进一步详尽阐述道：“负责政制发展的曾荫权，全力为董建华的路线辩护，他从不公开表示跟董不一致的立场。事实上，在2002年他成为问责官员，成为政治任命的司长后，他已由一名公务员蜕变成为一名政治家。公务员执行长官意志是一回事，但作为一名政治家，情况完全不一样。香港民主派人士不知道曾荫权的真正立场，也不知道他是否一名可信的人。民主派怀疑他可能更有能力执行上级的指派任务，而不是像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般，懂掌握民意和利用民意。”
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曾荫权错失了一次在民众面前塑造形象的机会：在他负责撰写的报告中，曾荫权对如何加强扩大民主制度的能度显得非常保守，他没能在大众极为关心的公民普选时间表问题上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他在表面上采纳民主竞选的同时，却拒绝与其对手进行相关的辩论。
强烈的优越感
更糟的是，曾荫权的政纲，遭陆恭蕙形容为“过时的殖民地官僚政策”。戴高礼进一步指出：“曾荫权拥有昔日香港政府的强烈的优越感——他们自认为是最聪明的人，即使事实不尽人意，他们至少在某些方面（不论是什么方面）会比某些人知道得更多。”陆恭蕙认为，香港的政客们似乎更能坦然地应对曾荫权，因为“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理解曾荫权喜欢那种方式。”
曾荫权的当选实际上证实了香港政党政治还未成熟，所有政党都没有足以跟曾荫权竞争的人物。崔大伟认为，“他们（香港各政党）再一次让民众失望，现今，香港各党派没有可行的政纲，也缺乏魅力的领袖人物，因此，香港的政党既不受北京政府重视，也得不到香港民众支持。”而曾荫权只是在此间获取渔翁之利的人。
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发现，最有实力与曾荫权分庭抗礼的政治人物就是陈方安生，她曾经是政务司司长，领导香港公务员队伍，直至2001年退休。她之所以获得如此大的声望，可能是她一直极力避开政党政治，同时也可能跟她退隐了四年之久有关。
香港的真正败笔不是它政党政治，而是它的政治体制。务实的香港人已意识到，在反对党永远没有机会胜出的情况下，反对派领袖的存在可谓是全无意义。陆恭蕙认为：“北京方面根本没有做好任何准备要有真正的竞选，既然此种状况毫无转变，那么无论是曾荫权还是其他人，他们永远是被钦点人物，他们根本不需要经过闯过公开辩论这一关。”
虽然曾荫权可能是在当前大环境下北京与香港最接受的最佳人选，但现存的种种环境局限，恐怕仍旧困扰着那些准备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八周年庆典的嘉宾以及一众港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