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世界画作中出现的所有少女之中，唯有一位不仅启发了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更促成了一场吸引65万名参观者的展览；然而，无论世人如何追寻，她的真实身份始终成谜。
当扬‧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另译约翰尼斯‧维梅尔，1632年—1675年）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约1665年作）于1696年首次拍卖时，其标题仅为“Een Tronie in Antique Klederen, ongemeen konstig”，意思是“一位穿着古典服装的人物习作，画工非凡”。
“Tronie”一词源自荷兰黄金时代，指的是描绘虚构人物的画作，而非特定模特儿或赞助人的肖像。虽然许多“Tronie”画作是以真人模特儿为原型，但其艺术意图在于创造一个假想的、理想化的形象，而无需注明模特儿身份。
这幅画令人无法抗拒的谜团，也正是在于此。
维梅尔去世前养育了11个孩子，还背负着巨额债务，可见他的生活并不奢华，也根本无力聘请专业模特儿。他的画作模特儿往往是他的子女、仆人，或是任何愿意免费担任模特儿的人。
那么，画中那位戴着耳环的少女，究竟是以谁为原型而诞生的呢？
命运的雷鸣
艺术创作、购买与贩售的本质，到了1654年秋、荷兰的黄金时代有了彻底的改变：在这个没有君主制的共和国度里，蓬勃发展的商人有能力装饰他们的住宅；也因此，描绘历史与神话场景的庞大、复杂画作的需求，逐渐让位给更贴近日常生活情境的绘画需求。这类画作被称为“风俗画”（genre paintings）。
在海牙（Hague）郊外的代尔夫特市（Delft），引领这场文化转型的最杰出艺术家，正是伦勃朗（Rembrandt，另译林布兰）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卡尔‧皮特斯‧法布里蒂乌斯（Carel Pietersz. Fabritius，另译卡雷尔‧法布里蒂乌斯）。
法布里蒂乌斯发展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从描绘拉撒路（Lazarus）、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赫拉（Hera）和墨丘利（Mercury）等神话人物，转向《戴毛皮帽的青年》（A Young Man in a Fur Cap）和《金翅雀》（The Goldfinch）等作品。
遗憾的是，当一处储存超过36,000公斤火药的巨大仓库在例行检查期间发生突发性的爆炸时，法布里蒂乌斯的历史篇章便以悲剧性的方式戛然而止。
这场被称为“代尔夫特雷鸣”（The Delft Thunderclap，1654年）的爆炸声响，在145公里外都能听得到，它摧毁了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及其众多艺术家；维梅尔在爆炸中幸存下来，并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的才华得到了认可，并获选为代尔夫特圣路加公会的会长。
维梅尔的艺术演变轨迹也与法布里蒂乌斯相符，起初创作了几幅历史画，接着是两幅风景画、二十多幅风俗画，以及几幅“Tronie”肖像画。
可惜，在维梅尔短短43年的生命中，他的才华仅被荷兰本土所认可。由于没有学生继承他精湛的透视和光线运用技巧，加上他只留下约37幅画作，他的艺术遗产在荷兰艺术史上几乎只留下一个注脚。
1696年那场拍卖会的买家并未留名，《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在接下来的近两个世纪里也未曾公开亮相；直到1881年，它才重新现身，并在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行“Venduehuis”（现为荷兰现存最古老的拍卖行）再次被拍卖。
原本的绿色背景已完全褪色成黑色，画作污损严重，以至于维梅尔的签名都完全看不见了。拍卖资讯描述这幅画的状态为“极度疏于保养”，且画家身份不明。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之所以能一举成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艺术史学家兼文物保护专家维克多‧德‧斯图尔斯（Victor de Stuers）的慧眼——他认出这幅画很可能是维梅尔的作品，并说服了他的朋友兼邻居阿诺德斯‧安德里斯‧德斯‧汤贝（Arnoldus Andries des Tombe）出价竞标。最终，这幅杰作以相当于今天的35美元的价格成交。
泪水的真相
历经一百五十年的岁月与数次大规模修复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的少女的五官变得更加清晰明亮，但她的身份仍是一个谜；针对她外貌的特殊之处，学界曾提出过多种解释。
在1995年莫瑞泰斯王家美术馆将其重新命名之前，这幅画一直被称为《戴头巾的少女》，而她的服饰常被描述为“土耳其风格”；不过，在17世纪的欧洲，任何源自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的事物都可能被称为“土耳其”风格。
她回头凝视着我们，双眼与双唇仿佛水润泛光，嘴唇微微张开，流露出一种惊讶或某种脆弱的神情。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与当时正式肖像画的风格格格不入，这解释了为何最初原作被归类为“tronie”，但却无法解释这幅画作委托创作的缘由。
崔西‧雪佛利（Tracy Chevalier，1962年—）的同名小说《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及其后续改编电影提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理论：维梅尔为他的女仆画像，并在此过程中激发了两人的浪漫情愫。
支持此说法的证据包括：维梅尔的多幅画作都描绘了女仆的日常生活，而且这幅画在完成后不久就成为了小说中的反派人物——维梅尔最主要的赞助人彼得‧范‧鲁伊文（Pieter van Ruijven）的收藏品。
崔西‧雪佛利的叙述不仅解释了画中女孩异常亲密的表情，更描绘出艺术家与缪斯女神之间一段充满魅力的对话，让人得以窥见维梅尔创作背后的天才风采；然而，她的论点忽略了另一种不那么浪漫的假设——画中少女有可能是彼得‧范‧鲁伊文的女儿。
最新研究揭示，维梅尔现存画作中，大部分委托人并非范‧鲁伊文本人，而是他的妻子玛丽亚‧德‧克努伊特（Maria de Knuijt）。
1665年，她遗嘱中留给维梅尔500荷兰盾（相当于今日的35,000至45,000美元）的款项；这对夫妇隶属于抗辩派教会（Remonstrants，或译亚米念派），该教会的场景曾出现在维梅尔的画作《小巷》（The Little Street，1658年）之中。
这对夫妇给他们的女儿取名为抹大拉娜（Magdalena），足见抗辩派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人物怀有显著的敬意；而在画作创作的时期，她当时应该已经到了可以在教会接受坚信礼的年龄。
根据历史学家安德鲁‧格雷厄姆-迪克森（Andrew Graham-Dixon）的说法，这幅画描绘了耶稣复活的瞬间：当时抹大拉的玛利亚转身离开空无一人的坟墓，认出了复活的耶稣，而耶稣问道：“妇人，你为何哭泣？”
倘若画中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正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这将意味着维梅尔从他惯常创作的风俗画，戏剧性地回归到宗教题材——这项轰动一时的理论，策展人与历史学家尚未达成共识。
但毋庸置疑的是，在1696年拍卖后、画作下落不明之前，最后一位已知拥有者是雅各‧亚伯拉罕斯‧迪西乌斯（Jacob Abrahamsz Dissius），也就是抹大拉娜‧范‧鲁伊文（Magdalena van Ruijven）的丈夫。
由于维梅尔生前未留下任何日记、学生名录或任何题词，这名少女的身份或许永远无法得到证实；然而，现存的1696年纪录显示，维梅尔至少还有九幅已完成的画作下落不明。随着更多发现浮出水面，或许将有更多证据证实这幅画的缪斯与拥有者是否曾是同一位少女。@
原文“Vermeer’s Elusive Pearl Earring”刊载于英文大纪元。
作者简介：
布莱恩‧达尔（Bryan Dahl）身兼作家与歌唱家，现居圣地亚哥。他曾为洛杉矶、芝加哥及欧洲各地歌剧院献声，他的音乐评论常聚焦于洛杉矶歌剧院与圣地牙哥大师合唱团的艺术家。
责任编辑：李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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