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世界畫作中出現的所有少女之中，唯有一位不僅啟發了一部小說、一部電影，更促成了一場吸引65萬名參觀者的展覽；然而，無論世人如何追尋，她的真實身分始終成謎。
當揚‧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另譯約翰尼斯‧維梅爾，1632年—1675年）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約1665年作）於1696年首次拍賣時，其標題僅為「Een Tronie in Antique Klederen, ongemeen konstig」，意思是「一位穿著古典服裝的人物習作，畫工非凡」。
「Tronie」一詞源自荷蘭黃金時代，指的是描繪虛構人物的畫作，而非特定模特兒或贊助人的肖像。雖然許多「Tronie」畫作是以真人模特兒為原型，但其藝術意圖在於創造一個假想的、理想化的形象，而無需註明模特兒身分。
這幅畫令人無法抗拒的謎團，也正是在於此。
維梅爾去世前養育了11個孩子，還背負著巨額債務，可見他的生活並不奢華，也根本無力聘請專業模特兒。他的畫作模特兒往往是他的子女、僕人，或是任何願意免費擔任模特兒的人。
那麼，畫中那位戴著耳環的少女，究竟是以誰為原型而誕生的呢？
命運的雷鳴
藝術創作、購買與販售的本質，到了1654年秋、荷蘭的黃金時代有了徹底的改變：在這個沒有君主制的共和國度裡，蓬勃發展的商人有能力裝飾他們的住宅；也因此，描繪歷史與神話場景的龐大、複雜畫作的需求，逐漸讓位給更貼近日常生活情境的繪畫需求。這類畫作被稱為「風俗畫」（genre paintings）。
在海牙（Hague）郊外的代爾夫特市（Delft），引領這場文化轉型的最傑出藝術家，正是倫勃朗（Rembrandt，另譯林布蘭）最出色的學生之一——卡爾‧皮特斯‧法布里蒂烏斯（Carel Pietersz. Fabritius，另譯卡雷爾‧法布里蒂烏斯）。
法布里蒂烏斯發展了自己的藝術風格，從描繪拉撒路（Lazarus）、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赫拉（Hera）和墨丘利（Mercury）等神話人物，轉向《戴毛皮帽的青年》（A Young Man in a Fur Cap）和《金翅雀》（The Goldfinch）等作品。
遺憾的是，當一處儲存超過36,000公斤火藥的巨大倉庫在例行檢查期間發生突發性的爆炸時，法布里蒂烏斯的歷史篇章便以悲劇性的方式戛然而止。
這場被稱為「代爾夫特雷鳴」（The Delft Thunderclap，1654年）的爆炸聲響，在145公里外都能聽得到，它摧毀了城市的大部分區域及其眾多藝術家；維梅爾在爆炸中倖存下來，並在隨後的幾年裡，他的才華得到了認可，並獲選為代爾夫特聖路加公會的會長。
維梅爾的藝術演變軌跡也與法布里蒂烏斯相符，起初創作了幾幅歷史畫，接著是兩幅風景畫、二十多幅風俗畫，以及幾幅「Tronie」肖像畫。
可惜，在維梅爾短短43年的生命中，他的才華僅被荷蘭本土所認可。由於沒有學生繼承他精湛的透視和光線運用技巧，加上他只留下約37幅畫作，他的藝術遺產在荷蘭藝術史上幾乎只留下一個註腳。
1696年那場拍賣會的買家並未留名，《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在接下來的近兩個世紀裡也未曾公開亮相；直到1881年，它才重新現身，並在阿姆斯特丹的拍賣行「Venduehuis」（現為荷蘭現存最古老的拍賣行）再次被拍賣。
原本的綠色背景已完全褪色成黑色，畫作污損嚴重，以至於維梅爾的簽名都完全看不見了。拍賣資訊描述這幅畫的狀態為「極度疏於保養」，且畫家身分不明。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之所以能一舉成名，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藝術史學家兼文物保護專家維克多‧德‧斯圖爾斯（Victor de Stuers）的慧眼——他認出這幅畫很可能是維梅爾的作品，並說服了他的朋友兼鄰居阿諾德斯‧安德里斯‧德斯‧湯貝（Arnoldus Andries des Tombe）出價競標。最終，這幅傑作以相當於今天的35美元的價格成交。
淚水的真相
歷經一百五十年的歲月與數次大規模修復後，《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中的少女的五官變得更加清晰明亮，但她的身分仍是一個謎；針對她外貌的特殊之處，學界曾提出過多種解釋。
在1995年莫瑞泰斯王家美術館將其重新命名之前，這幅畫一直被稱為《戴頭巾的少女》，而她的服飾常被描述為「土耳其風格」；不過，在17世紀的歐洲，任何源自奧斯曼帝國（the Ottoman Empire）的事物都可能被稱為「土耳其」風格。
她回頭凝視著我們，雙眼與雙唇彷彿水潤泛光，嘴唇微微張開，流露出一種驚訝或某種脆弱的神情。這些特徵加在一起，與當時正式肖像畫的風格格格不入，這解釋了為何最初原作被歸類為「tronie」，但卻無法解釋這幅畫作委託創作的緣由。
崔西‧雪佛利（Tracy Chevalier，1962年—）的同名小說《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及其後續改編電影提出了一個廣為流傳的理論：維梅爾為他的女僕畫像，並在此過程中激發了兩人的浪漫情愫。
支持此說法的證據包括：維梅爾的多幅畫作都描繪了女僕的日常生活，而且這幅畫在完成後不久就成為了小說中的反派人物——維梅爾最主要的贊助人彼得‧范‧魯伊文（Pieter van Ruijven）的收藏品。
崔西‧雪佛利的敘述不僅解釋了畫中女孩異常親密的表情，更描繪出藝術家與繆斯女神之間一段充滿魅力的對話，讓人得以窺見維梅爾創作背後的天才風采；然而，她的論點忽略了另一種不那麼浪漫的假設——畫中少女有可能是彼得‧范‧魯伊文的女兒。
最新研究揭示，維梅爾現存畫作中，大部分委託人並非范‧魯伊文本人，而是他的妻子瑪麗亞‧德‧克努伊特（Maria de Knuijt）。
1665年，她遺囑中留給維梅爾500荷蘭盾（相當於今日的35,000至45,000美元）的款項；這對夫婦隸屬於抗辯派教會（Remonstrants，或譯亞米念派），該教會的場景曾出現在維梅爾的畫作《小巷》（The Little Street，1658年）之中。
這對夫婦給他們的女兒取名為抹大拉娜（Magdalena），足見抗辯派對「抹大拉的瑪利亞」這個人物懷有顯著的敬意；而在畫作創作的時期，她當時應該已經到了可以在教會接受堅信禮的年齡。
根據歷史學家安德魯‧格雷厄姆-迪克森（Andrew Graham-Dixon）的說法，這幅畫描繪了耶穌復活的瞬間：當時抹大拉的瑪利亞轉身離開空無一人的墳墓，認出了復活的耶穌，而耶穌問道：「婦人，你為何哭泣？」
倘若畫中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正是「抹大拉的瑪利亞」，這將意味著維梅爾從他慣常創作的風俗畫，戲劇性地回歸到宗教題材——這項轟動一時的理論，策展人與歷史學家尚未達成共識。
但毋庸置疑的是，在1696年拍賣後、畫作下落不明之前，最後一位已知擁有者是雅各‧亞伯拉罕斯‧迪西烏斯（Jacob Abrahamsz Dissius），也就是抹大拉娜‧范‧魯伊文（Magdalena van Ruijven）的丈夫。
由於維梅爾生前未留下任何日記、學生名錄或任何題詞，這名少女的身分或許永遠無法得到證實；然而，現存的1696年紀錄顯示，維梅爾至少還有九幅已完成的畫作下落不明。隨著更多發現浮出水面，或許將有更多證據證實這幅畫的繆斯與擁有者是否曾是同一位少女。@
原文「Vermeer’s Elusive Pearl Earring」刊載於英文大紀元。
作者簡介：
布萊恩‧達爾（Bryan Dahl）身兼作家與歌唱家，現居聖地亞哥。他曾為洛杉磯、芝加哥及歐洲各地歌劇院獻聲，他的音樂評論常聚焦於洛杉磯歌劇院與聖地牙哥大師合唱團的藝術家。
責任編輯：李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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