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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說道:「看哪,神的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 1:29)。基督教藝術經常用羔羊來描繪基督。
西洋繪畫

安布羅修斯·博斯查特(Ambrosius Bosschaert)以畫筆畫出精準分析的花卉畫,精心安排具有象徵意義的標本,體現荷蘭「黃金時代」(the Dutch Golden Age)的精神。「黃金時代」是一個發現微觀與宏觀的年代。

「聖母領報」(The Annunciation,譯註)是最受歡迎的基督教藝術主題之一。這個至關重要的聖經故事出自《路加福音》。故事中,上帝派天使長加百列(Gabriel)去拜訪一位住在拿撒勒的童貞女瑪利亞。天使長告訴她,她將誕下上帝之子耶穌。起初瑪利亞感到驚訝,質疑這樣的事情怎麼可能。加百列向她解釋說,聖靈要降臨在她身上。瑪麗謙卑地接受了上帝的旨意。

當我告訴別人我還在用書信與朋友聯絡時,大多數人都覺得那是一種雅興,好像我們只是喜歡那些漂亮的羊皮紙和羽毛筆。平心而論,我確實喜歡使用漂亮的信紙和蠟封,但這並不是我最重視的因素。我認為,手寫信這種傳播媒介是數位訊息無法比擬的。

1874年,王家藝術學院(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在倫敦舉辦展覽,展出一位新手藝術家的精美畫作。這幅畫的標題是「點名」(The Roll Call),描繪因克曼戰役(the Battle of Inkerman)結束後的細節。展覽還沒結束,《點名》就已經成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評價很高的畫作了。

胡塞佩‧德‧里韋拉(Jusepe de Ribera,1591–1652年)是西班牙17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但人們可能想不到,他的整個藝術生涯是在意大利度過的。他被稱為「洛‧斯帕尼奧雷托」(Lo Spagnoletto),意即「西班牙小子」,是卡拉瓦喬最有才華的追隨者之一。在藝術創作中,里韋拉對卡拉瓦喬強烈戲劇化的明暗對比進行改造,探索出了更明亮的光影效果。里韋拉還融合了威尼斯畫派的色彩、西班牙繪畫的寫實、博洛尼亞的古典主義和羅馬畫派的造型。

《青銅騎士》,由葉卡捷琳娜大帝訂製,用來宣示她暨俄羅斯末代沙王及第一位帝王彼得大帝(1672—1725年)之後成功地統治了俄羅斯。彼得出生後一個世紀,這位新登基的女王不僅展現對前任帝王高度的敬意,更藉此鞏固自己身為俄羅斯偉大統治者的地位,在雕像上題詞「葉卡捷琳娜二世向彼得一世致敬,1782年」。

《埃及農婦與他的孩子》(An Egyptian Peasant Woman and Her Child)是一幅等身大小的畫作,描繪了一位農夫之妻將熟睡的孩子扛在肩膀上。這是在埃及的歷史轉型與擴張階段,由法國畫家萊昂‧博納(Léon Bonnat,1833–1922年)捕捉到的親情滿溢的生活瞬間。

「馬」對人類的貢獻也許更甚於其它動物,馬協助人類維持生存、繁榮以及征戰沙場。馬也提供我們運輸、犁田耕耘、機械動力,甚至跟我們勇敢地衝鋒作戰。

遊客不僅能在凡爾賽宮「戰馬輝煌—人類文明的重要夥伴」(Horse in Majesty—At the Heart of a Civilisation) 展覽中欣賞到克雷格的畫作與騎馬藝術,還可以從三百多件跨越1500到1800年代的藝術品中看到輝煌的歷史,甚至還能欣賞到罕見的馬術或騎兵盔甲。

托爾金(J.R.R. Tolkien)的《王者再臨》(The Return of the King)是史詩奇幻三部曲《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的最後一部,內容雖直面黑暗,結局卻充滿光明。這是一部充滿希望的故事,無論有多少黑暗跡象,無論有多大的困難,希望都在。在一切看似無望的時刻,這個故事值得我們做為借鏡。

舞蹈是藝術史上最美、最受人喜愛的繪畫題材之一。一些名畫以不同風格描繪這一主題,其中包括歷史畫、肖像畫和風俗畫;它們展示神話人物、貴族和平民肢體的律動,此乃人性最原始的表達方式。

波寧頓未滿26歲就因肺結核過世,他的整個藝術創作生涯僅10年的時間,且後5年才創作油畫。儘管如此,大眾依舊公認波寧頓是他那個時代重要的藝術家,影響了法國和英國的浪漫主義運動。

《被俘的安德洛瑪刻》(Captive Andromache,約1888年)由英國學院派畫家弗雷德里克‧萊頓(Frederic Leighton,1830–1896年)構思並創作,動人地展現了母親與孩子、丈夫與妻子之間的情感。在萊頓敏感的筆觸下,這些充滿愛的親緣關係,為安德洛瑪刻在特洛伊戰爭後經歷的國破家亡,提供了修復的解藥。這幅畫也提醒我們,往往透過失去,我們才學會珍惜擁有。

政治動盪和反戰的焦慮,或許是現代藝術普遍給人醜陋之感的兩個原因。然而,在激進政治的熾熱表象之下,如達達主義等藝術運動還隱含著更為陰暗的深層意涵:它們視覺化地傳達了後現代哲學,即虛無主義、非存在論(nonbeing)和生命無意義的觀念。畢加索筆下的人物形象支離破碎,反映了現代人在拋棄傳統真理觀之後所體驗的意義與秩序的崩解。

蓋德克解釋,戶外寫生有一個挑戰,就是看到的風景有太多的細節令人不知從何下手。摩爾教他如何將場景分解為簡單的圖形來找到繪畫的焦點,然後學習場景構圖的明暗變化(value,即明度)。剛開始的時候,蓋德克限制蓋德克只能用黑色、白色和灰色來調色,用明暗來描繪形體。

德拉克洛瓦熱衷於描繪異國帶有充沛情感的場景,以此凸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張力。這些元素充分體現在他對大型貓科動物(特別是獅子和老虎)的描繪上。在他整個職涯中,他都在觀察這些貓科動物,了解它們的習性,然後運用各種媒材捕捉貓科動物威風凜凜的一面。由此創作出知名的藝術作品也都成為他的傑作。

幾世紀以來,學者們一直試圖釐清關於荷馬的真相:是否真有這樣一個人?如果有,這些著名的故事是否源於他的創作?他的神話故事是否具有歷史真實性?這些詩作是出自同一人之手,還是不同作者原始素材的累積,仍是有待商榷的問題,但大家都達成共識:這些詩最初是在希臘文字廣泛發展之前,於公元前7、8世紀之交的某個時候創作出來並口耳相傳的。

至今馬鈴薯與黑麵包仍是東歐人的主食。事實上到了18世紀末,馬鈴薯已成為「富人和窮人餐桌上每餐的常備菜餚」。馬鈴薯因其多功能性和可用於許多不同菜餚的特質而越來越受歡迎,到今天仍是德國人餐桌上不缺席的主食。

1582年,卡拉奇(Carracci)家族的三位成員——阿戈斯蒂諾(Agostino)和安尼巴萊(Annibale)兄弟及其堂兄盧多維科(Ludovico)共同創立了第一所強調寫生的重要藝術學院:啟程者學院(Accademia degli Incamminati)旨在藉由重新研究大自然來復興古典傳統,以矯正樣式主義(Mannerism,又譯:風格主義、矯飾主義)對藝術界的不良影響。他們重新提倡寫生,並從自然形態中尋找靈感,而非單純模仿前輩大師的作品。

克拉克森‧弗雷德里克‧斯坦菲爾德(1793─1867年)是浪漫主義時期多產的藝術家。他的職業生涯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國光亮派畫家(luminist painter)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相似。然而,斯坦菲爾德在建築、波濤洶湧的海洋與航海相關細節的表現上獨樹一幟。

那西索斯和回音女神的故事在17世紀是一個熱門的畫題。克勞得的這幅畫是目前唯一已知他嘗試這種題材的作品。……這情景像不像人間仙境?難怪Claude(克勞得)會成為17世紀英國最受人讚賞的畫家和收藏家的寵兒。

《牧人來拜》為卡拉瓦喬的大型作品畫上了完美的句點——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讓觀眾洞見這一場景,這是其他畫家從未做到的。

藝術家托馬斯‧科爾(Thomas Cole)1801年出生於英格蘭東北的工業區,年輕時移民美國。他發現這裡是一個充滿未知和桀傲不馴的荒野國家。於是,他以精湛的光線處理、構圖和空中透視,捕捉了美國荒野的壯麗景致。

威廉‧阿道夫‧布格羅(William Adolphe Bouguereau,1825年—1905年)是19世紀法國學院派最重要的畫家之一。現代人們把他的作品稱作是:「美的標準」。歷經一百多年的歷史變遷,無論各民族習慣和文化怎樣差異,人們到了布格羅的作品面前,讚歎的語言「真美啊!」和一百年前是一樣的。時代在前進,對「美」的感受卻是不變的。人類心中有一種永恆的「美」的標準,通過藝術作品而產生共鳴。

美國風景畫家阿爾伯特‧比爾施塔特(Albert Bierstadt,1830—1902年)成了溝通東西兩岸的一座橋梁。他憑藉對這片土地的原始之美、希望與力量的深刻感知,捕捉到了美國西部的精神,為那些永遠不會親自冒險西行的觀眾開啟了一扇窗,讓他們得以一窺落基山脈的雄偉壯麗。

一幅呈現羅馬競技場史詩般歷史場景的大型畫作,懸掛在康乃狄克州紐哈芬市的耶魯大學美術館中。畫面中央有一群角鬥士(gladiators)(註)向主持競技賽的帝王舉起手臂,「無聲」的呼喊在畫作標題表達出來:「凱撒萬歲!將赴死的戰士向您致敬」(Av...

1990年林布蘭的作品《加利利海上的風暴》在伊莎貝拉嘉納藝術博物館(the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遭竊,還有其它兩幅至今仍下落不明。

16、17世紀的袖珍肖像畫主要裝在吊墜的項鍊盒或小盒子中,用作外交禮物、愛情象徵或是紀念出生或死亡的紀念品。到了18世紀,袖珍畫因應珠寶而生,出現在項鍊垂飾或鑲嵌在戒指或手鐲中。期間許多來自歐洲的袖珍畫畫家來到美國為新共和國的公民作畫。然後,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袖珍畫的需求迅速增長,在美國市場風靡了很長一段時間。

卡拉瓦喬的《老千》有巨大的影響力,激盪出無數件類似的版本;歐洲的藝術家複製了三十餘件作品。然而,20世紀大部分時間大家都不知道卡拉瓦喬的原作收藏在哪。一直到1987年才重新在歐洲的私人收藏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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