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勒的文藝復興和高產的印刷機

在維克多‧雨果的小說《巴黎聖母院》中,副主教弗羅洛(Frollo)從桌上拿起一本書,指著窗外的聖母院說道:「這個將扼殺那個。」(This will kill that. )他指的是新發明的印刷機所蘊含的巨大潛力——能在不同城市與文化之間廣傳知識,其影響力將蓋過最偉大的建築傑作。
阿爾布雷希特‧丟勒(又譯阿爾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年)充分認識到了印刷機有待開發的潛力,他預見了印刷機對文字與藝術雙方面的文化影響。作為德國文藝復興之父,他充分利用印刷術帶來的機遇,吸收並傳播了重獲新生的古代智慧。
神童肖像
13歲時,丟勒的才華已顯露無疑。他的金匠父親曾教他掌握銀筆畫(銀筆素描)這項傳統技法。在著色的紙張上使用銀筆,意味著藝術家若要擦除或修正,勢必損毀畫作。這種媒材,要求極高的精準度。透過描繪鏡中倒影,丟勒創作了迄今仍公認最年輕的自畫像。他在右上角的題字預示了另一項傳世遺產——他對自身創作過程與成長歷程的詳盡記錄。

命運的安排,讓丟勒一家與一位從金匠轉行成為印刷師的安東‧科伯格(Anton Koberger)住在同一條街。科伯格後來成了丟勒的教父。在與丟勒的老師米迦勒‧沃爾格穆特(Michael Wolgemut)合作後,科伯格的印刷坊不僅在德國紐倫堡、在整個歐洲都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印刷坊。透過他們的合作,多位學者與藝術家共同製作了一部人類歷史選集,其中收有逾640幅木刻版畫。這部今日被稱為《紐倫堡編年史》(The Nuremberg Chronicle)的作品,其創作過程深刻影響了年輕丟勒的藝術發展方向。
捨棄贊助 換來柏拉圖
久遠年代以來,人類揮之不去的一個執念便是「世界末日」。當歐洲步入15世紀末,這股集體恐慌更與奧斯曼帝國入侵的威脅相交織。在公眾的執念中,丟勒的創作直覺讓他看到了機遇而非厄運。他充分運用自己的才華與資源,設計了一部插圖精美的《啟示錄》(Book of Revelation,1498年)。這項工作帶來的聲譽與收益,進一步強化了丟勒對版畫的偏好。
在丟勒之前,即便是最負盛名的藝術家,也需要依靠贊助人維持生計。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等大師曾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及羅馬為得到委託任務展開競爭,丟勒卻經常回絕大型油畫的委託。這些委託的收益遠不及他售賣版畫所得。他的妻子與家人曾攜其版畫遠銷四方,這不僅保障了他的創作自由,也確保了他經濟上的獨立,使他能夠探索自己最感興趣的主題。
此時,丟勒已造訪過意大利,不僅帶回了素描與繪畫技法的新發展,還引入了古希臘先哲柏拉圖與古羅馬建築家維特魯威的著作。紐倫堡日益興盛的人文主義運動,以及丟勒摯友——學者兼翻譯家威利巴爾德‧皮爾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的藏書,都激發了丟勒的求知欲。從手邊豐富的希臘文、拉丁文及希伯來文典籍中,丟勒受到啟發,將這些重新發掘的智慧融入版畫,使之傳播到意大利以外的北歐各地。

神祕的憂鬱
在丟勒的晚期作品中,有一幅版畫或許是藝術史上研究、爭論和重新解讀最為深入的作品。五百餘年來,關於《憂鬱 I》(Melencolia I ,1514年)中天使形象的真實身分、標題的含義,以及其中各種象徵圖像之間的關聯,學界始終未達成共識。有人認為這位天使是憂鬱、美感或幾何學的女性化身;亦有人推測那是丟勒本人,因他常將自己同時描繪成畫中主角與背景人物。
另一種解讀則認為,基於丟勒對基督教卡巴拉(Christian Kabbalah,譯註1)的深入研究,該形象實為大天使梅塔特隆(Metatron)。各派解讀的共識在於:這幅作品呈現了丟勒對其畢生鑽研的各門學問與哲學的冥思。

標題中的「I」或「1」通常被認為與丟勒的同代人海因里希‧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1486—1535年)有關,後者在著作《論隱祕哲學》(De Occulta Philosophia)中闡述了憂鬱的三種狀態:第一種狀態屬於詩人與藝術家的創造性思維。畫中天使正在深思默想,地上散落著煉金術用的坩堝與各式木工工具。這些用以塑造可見物質世界的工具,皆置於天使腳下。
天使頭頂上方,則是一些用來理解世界更無形、不可見層面的工具:鐘表、沙漏、天平,以及魔方陣(又稱縱橫圖或幻方)——這是一種數字矩陣,其每行、每列以及兩條對角線上的數之和均相等。丟勒對數學的推崇,亦體現在天使左側那奇特的多面體上。
其形狀看似隨機,卻讓藝術家與數學家們受到震撼,更在五百年後被命名為「丟勒多面體」(Dürer’s Solid,譯註2)。其構造的精確性或許是最好的證明:畫中的每個細節都非偶然,而是經過天才構思與巧妙呈現;直至今天,若沒有電腦輔助,要想像其形狀仍是難上加難。
唯一清晰的符號隱藏在右下角、天使長袍的正下方。那是丟勒的簽名縮寫,其對藝術史的重要貢獻不遜於他的任何傑作。他並非首位用姓名縮寫來證明作品真偽的藝術家,但他將這一符號貫穿於版畫創作,為現代商標法的誕生鋪平了道路。丟勒的成就與聲望如此卓著,以致他兩度被迫發起抄襲訴訟。他的創新不僅體現在新技術與新思想哲學的運用,更包含保護其藝術遺產的務實法律策略。
[點擊這裡看圖片:阿爾布雷希特‧丟勒故居內的銅版印刷機。]
深奧卻又普世
儘管丟勒擁有超凡脫俗的天賦,他卻有一幅廣為世人複製的作品,那就是令人深受啟發的創作——《祈禱之手》(Praying Hands,1508年)。關於這幅經典素描的由來,有一則廣為流傳的軼事:據稱丟勒與其弟阿爾伯特(Albert)都渴望投身藝術,卻深知父親無力負擔兩人的學費。他們立下約定:擲硬幣定輸贏,贏的人先開始學藝,輸的人下礦打工分擔費用,四年後互換角色。
丟勒贏得了擲幣,前往求學,四年後凱旋而歸。他信守承諾,主動提出替弟弟下礦。此時弟弟才透露,長期體力勞動已使他的雙手嚴重磨損受傷,根本無法像以前那樣靈巧地作畫。他含淚懇求丟勒替他們倆共同追求藝術事業。當晚丟勒一覺醒來,看見弟弟正以粗糙的雙手輕輕合十,低頭祈禱著。(譯註3)

丟勒於1528年因瘧疾英年早逝,然而他以堅定信念引領北歐邁入文藝復興的功績,使他被奉若神明。他的創作天才與印刷術相互輝映,堪稱史上最神奇的結合。幾個世紀後,紐倫堡和聖約翰墓園(St. Johannis Cemetery)在二戰期間幾乎被夷為平地,丟勒的墓地卻倖存下來,見證了這座城市重現昔日榮光。
譯註:
1.基督教卡巴拉是文藝復興時代興起的神祕學科,當時基督教學者開始對猶太祕教卡巴拉產生興趣,還根據基督教神學進行解釋並予以結合。
2.丟勒多面體或稱丟勒立體,是幾何學中的「截對角三方偏方面體」,有六個五邊形面和兩個三角形面。
3.丟勒的16個兄弟姊妹中有多人童年夭折,其弟漢斯.丟勒(Hans Durer)亦是畫家、版畫家和插圖畫家。據藝術史家約翰.羅蘭(John Rowlands)1998年所著《丟勒和霍爾拜因的時代:1400至1550年間的德國繪畫》(The Age of Dürer and Holbein: German Drawings 1400-1550),此軼事發生在漢斯身上。漢斯幾年後雙手康復,曾在哥哥的工作室受訓,後成為波蘭國王的宮廷畫家。
作者簡介 :
布萊恩‧達爾(Bryan Dahl)身兼作家與歌唱家,現居聖地亞哥。他曾為洛杉磯、芝加哥及歐洲各地歌劇院獻聲,他的音樂評論常聚焦於洛杉磯歌劇院與聖地牙哥大師合唱團的藝術家。
原文「Dürer’s Renaissance and the Prolific Printing Pres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