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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失去孩子,可想而知那是多麼悲傷的畫面。目睹這樣的場景,多數人難免會沉湎於強烈的失落感、喪子之痛的空虛感。然而,當米開朗基羅呈現他的作品《聖殤》(Pietà)(聖母瑪利亞哀悼無生命跡象的耶穌基督)時,畫面卻展現出克服悲傷的希望。
雕塑大觀

奧羅拉別墅從17世紀的輝煌時期以來,持續飽受時間和貪婪的摧殘。到了19世紀,投資失敗使得莊園腹地縮小到今天的半英畝。1896年,摩根大通(J.P. Morgan)曾考慮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買下莊園。盧多維西收藏的最好的104件雕塑於1901年賣給意大利政府,而卡拉瓦喬和格爾奇諾的鉅作依然在別墅中屹立不搖。

宇宙中,有一個「成、住、壞、滅」的規律: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從形成到發展成熟、維持、進入衰敗,最終毀滅的過程。人類的藝術也歷經無數次的發展和衰敗。它伴隨著人類文明的腳步前進,從技術的不成熟到成熟,從粗糙生硬發展到精緻完美;但也隨著文明的衰敗而沒落。

德國柏林畫廊(Gemäldegalerie)入口處有兩座大衛雕像,招呼著遊客入內觀賞展覽主題:「多那太羅:文藝復興的發明人」(Donatello: Inventor of the Renaissance)。這兩座大衛雕像各有千秋。

歷史悠久的米拉貝爾宮(Mirabell Palace) 位於奧地利薩爾斯堡(Salzburg, Austria),有四百多年歷史。歷經多次破壞和修復,加上不同建築師分別對它進行改造,成就了今天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

羅賓遜和博格勒姆共同為拉什莫爾山制定了幾個計劃,但最終決定還是這四位總統比較能讓更多人感興趣,也能為這座山增添光彩。這四位總統分別是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湯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和西奧多‧羅斯福(俗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哦,宛如置身天堂!18世紀墨西哥藝術家安東尼奧‧德‧托雷斯(Antonio de Torres)有一幅圓形畫作,畫裡耀眼的聖母盤旋在充滿祥和雲彩的天堂裡。

1962年,一位事業有成的建築承包商賴訥‧溫克勒(Reiner Winkler)買下了他的第一件象牙藝術品,這件作品出自於一幅15世紀描繪耶穌誕生的哥德式雙聯畫。自此他便和象牙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從一件來自法國幾寸高的小作品開始,溫克勒成為了至今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象牙雕塑收藏家。

多那太羅的名聲一天比一天響亮,甚至連威尼斯的領主也聽說了,便請他為帕多瓦(Padua,譯註:威尼斯附近的城市)製作一座加塔梅拉塔將軍的雕像。多納太羅很高興地接下了這份委託,前往帕多瓦,在聖安多尼聖殿廣場(the Piazza di S. Antonio)上立起了騎在馬上的將軍銅像。將軍的坐騎活靈活現,隱約間還可以感受到馬的喘息和嘶鳴,而將軍則精神抖擻,充滿了自信。

多那太羅曾為當地的軍械公會(the Guild of Armourers)製作了一座身著鎧甲的聖喬治像(S. George),雕像的表情充滿著青春與勇氣、鎧甲的威武與不可一世的氣概,從冰冷的石頭中迸發出一股生命力。沒有一座現代人物的大理石雕像能夠像多那太羅的巧手,將自然和藝術表現得如此生動、如此精神抖擻。

據說文藝復興大師米開朗基羅有一種天賦,站在未雕塑的大理石前,可以「預見」即將完成的作品。美國雕塑家奧古斯都‧聖高登斯(Augustus Saint-Gaudens,1848─1907年)也是如此。

多纳托(Donato)於1403年出生於意大利佛羅倫薩,他的親友都稱他多那太羅(Donatello),因此他在一些作品中也用多那太羅這個名字署名。他一生致力於藝術,不僅是一名非常難得的雕刻家和優秀的雕像大師,也是一名粉飾灰泥工匠,同時他也善於透視技巧,是受人尊敬的建築師。

「尼迪亞」是1800年代最受歡迎的大理石雕塑。她出自英國作家愛德華‧布爾沃-萊頓(Edward Bulwer-Lytton)1834年小說《龐貝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中的人物角色。作家靈感係來自1833年在米蘭看到的一幅畫:俄國畫家卡爾‧布留洛夫(Karl Bryullov)的作品《龐貝城的末日》,描繪意大利維蘇威火山爆發,造成大規模的災難。

《仄費羅斯、芙蘿拉與愛神》全由大理石雕刻而成,上面共有三個人物:西風之神仄費羅斯、花神芙蘿拉以及愛神,描述著希臘神話中仄費羅斯和芙蘿拉相遇的愛情故事。首先,年輕英俊的仄費羅斯展開翅膀,優雅地從天而降,迎接花神芙蘿拉。芙蘿拉轉身朝向仄費羅斯,她的姿勢非常優雅,好像在跳舞一般。他們兩個一見鍾情。在他們的膝前則是小巧可愛的「愛神」,以男孩的形象出現在他們的前面,象徵著純潔的愛。

陳夏雨先生的雕塑作品看似樸實靜默,但內部滿蓄的生命力卻暗濤洶湧。我們欣賞他的作品,常會感到不僅是我們在觀賞它們,它們也反過來在觀察我們。他的雕像,不管是人還是動物,似乎都是有靈性的,有內在生命在裡頭的。

到了晚年,米開朗基羅開始雕刻《卸下聖體》和《朗達尼尼聖殤像》(Rondanini Pietà,現保存於米蘭)。在此期間,他還身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建築師,這是他畢生最艱難的工作之一。

出生於俄羅斯的亞歷山大‧格拉博維茨基(Alexander A. Grabovetskiy)很早就發覺木雕十分迷人。大約五歲,他就對當地的禮品店中那些手工製作的木雕玩具——雕刻的熊及其它小動物,深深著迷。他還記得他不停地問自己:「它們是怎麼做出來的呢?」當時,小小年紀的他一點也不知道木雕會成為他的世界,而一把簡單的木刻刀會是他在蘇聯與美國的救星。

《貝爾福的雄獅》,這隻灰紅色的獅子長二十二米,高十一米一,由粉紅色砂岩塊組成,安置在貝爾福城堡懸崖下的灰岩牆邊,至今仍是法國最大的石像。作品表現的是一隻被逼到角落的獅子,憤怒中卻令人生畏,正如戰士們抵抗强敵的英勇與堅忍——這是千百個真正的勝利也無法相比的不屈精神!

阿姆斯特丹王宮曾為歐洲最大的世俗建築(非宗教目的的建築物),獲「世界第八大奇蹟」(Eighth Wonder of the World)的美譽。

一座身著長袍與涼鞋、氣勢威武的華盛頓像,就這樣以總統之姿展現在眾人面前。他舉起右手伸向天際,表示對神的尊敬,而左手則遞出一把劍。

在亞伯特親王雕像的上方,刻著藝術家約書亞‧雷諾茲(Sir Joshua Reynolds)的一段話:「每一種藝術的卓越之處,在於將其目的完全實現。」建造V&A博物館的藝術家、建築師和雕刻師傅們將親王的理念如此優美地呈現出來,成功地推動了英國的藝術和產業發展。這座建築物確實完全實現了它的目的。

米開朗基羅在《最後的審判》中非同尋常的表現手法,不論他人認同與否,激昂紛騰的畫面,也可能是其強烈的宗教情感與現實世界衝突的一種反映。早年薩佛納羅拉的禁慾主義已經在他的虔誠信仰中留下烙印,使他對已經世俗化且腐敗權鬥的教廷權貴只能漸行漸遠;加上長期的工作索求與糾紛,使得藝術工作幾乎成爲沉重的心靈負擔。

《創世紀》 工程結束後,米開朗基羅立刻著手教宗靈寢工作,想一口氣完成陵墓。次年,朱略斯二世逝世,米開朗基羅和教宗的繼承人簽署新合約 ,將陵墓修改為挨靠著牆的壁墓,大為縮減原來的規模。接下來三年間,米開朗基羅完全投入這件工作 ,首先完成的是摩西和兩個奴隸像。

1501年,26歲的米開蘭基羅回到成為共和政體的佛羅倫斯,此時薩弗納羅拉已被處以火刑,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於1502年繼任行政首長,呈現一番新氣象。由於羅馬的《聖母悼子像》廣受讚譽,米開朗基羅開始嶄露頭角,大量的工作合同蜂擁而至,其中最重要的,應屬新共和國政府委託的重要公共藝術工程,一是代表佛羅倫斯精神的《大衛》雕像(1501~1503年),其次是在維奇歐宮的議事大廳與達芬奇《安加里之戰》對壘的壁畫《卡西納之役》。

1492年羅倫佐去世後,米開蘭基羅回到自己家中。這段期間他得到佛羅倫斯聖神教堂院長的協助下,他得以利用教堂醫院(l'hôpital Santo Spirito de Florence)的屍體進行解剖研究,一窺人體結構之奧秘。為此米開朗基羅雕刻了一件木製的耶穌像(wooden crucifix,1492-93)回報給教堂。

悲傷的聖母不但顯得年輕美好,而且表情相當平靜,並未像一般喪子的母親那樣涕淚縱橫、號啕大哭。除了不破壞美感,米開朗基羅同時也藉此表現了聖母超然的神性。

五百年來《大衛像》的精巧勻稱、優雅的相貌、從容的意態和蓄勢待發的氣勢,在在都令人讚賞。正如米開蘭基羅自己所言,他的雕刻就是「將禁錮在石頭中的生命解放出來」。

1647—1652年間,貝尼尼創作了被後世認為是其雕塑代表作的《聖特雷莎的狂喜》。此前一年,貝尼尼設計的聖彼得大教堂的塔樓被拆除事件,大大損害了他的聲名。而次年,這位17世紀最偉大的巴洛克藝術家即通過《聖特雷莎的狂喜》這件傳世傑作再次證明了自己。

在巴洛克雕塑領域,作為藝術天才的貝尼尼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也被稱爲「巴洛克時期的米開朗基羅」、「雕塑界的莎士比亞」 。誠如意大利巴洛克藝術專家霍華德·希巴德所言,「在整個17世紀,沒有一位雕塑家或建築師可以和貝尼尼比肩。」

自13世紀屹立至今的巴黎聖母院是歐洲史上第一座全哥德式教堂,其蘊含古典的美麗,與法國的歷史、文學、音樂成果都有著密切的聯繫,是天主教信仰與法國精神的象徵。當衝天烈焰照亮暮色中的雙塔,巴黎民眾注視著大片裡才有的景象,不由合唱起讚美詩;也驀然發覺,在心靈深處,這座教堂原來占據著如此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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