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中的童年:大都會「紅衣男孩」的象徵謎題

文/米歇爾·普拉斯特里克(Michelle Plastrik) 編譯/柳嵊濤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筆下《紅衣男孩》的肖像畫,其背景故事和象徵意義至今仍是人們不斷探討的話題。圖為戈雅1787至1788年間創作的曼努埃爾·奧索里奧·曼里克·德·祖尼加(Manuel Osorio Manrique de Zuñiga, 1784–1792)肖像局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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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最著名的歷史肖像畫之一,所繪主角並非王家成員、政治家或文化巨擘,而是一名年幼男孩。這幅由藝術家弗朗西斯科‧德‧戈雅-路肖恩特斯(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1746年—1828年)於1787至1788年間創作的畫作,描繪的是時年三四歲的曼努埃爾‧德‧祖尼加(Manuel Osorio Manrique de Zuñiga)。它深受觀者的喜愛,被視為展現童年特質的開創性藝術傑作。這幅畫作被大眾熟知為《紅衣男孩》(Red Boy),並以其獨特吸引力和神祕感令人著迷,其背景故事和象徵意義至今仍是人們不斷探討的話題。

西班牙肖像畫大師

戈雅在畫室中的自畫像,1790—1795年作,布面油畫,42×28厘米,西班牙馬德里聖費爾南多王家美術學院藏。(公有領域)

戈雅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西班牙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尤以其漫長藝術生涯中創作的眾多肖像畫聞名。學界認為,即便是在那些具有疏離感的正式肖像中,他也能即刻捕捉到對象的神采,這正是其天才之處。戈雅出生於阿拉貢豐德托多斯(Fuendetodos)的一個鍍金工家庭,少時移居馬德里,師從新古典主義畫家安東‧拉斐爾‧門斯(Anton Raphael Mengs,1728—1779年)。

1780年,即被選入王家藝術院(Royal Academy)的那一年,戈雅已成為備受貴族青睞的肖像畫家。1786年,他被任命為國王卡洛斯三世的畫家;三年後,又被新任國王卡洛斯四世指派為宮廷畫家。

1785至1788年間,戈雅為聖卡洛斯銀行(Banco de San Carlos,即現在的西班牙銀行)的高管及其家屬繪製了多幅肖像。其中一幅的模特便是小曼努埃爾的父親阿爾塔米拉伯爵,全名維森特‧華金‧奧索里奧‧德‧莫斯科索‧伊‧古斯曼‧費爾南德斯‧德‧科爾多瓦(Vicente Joaquín Osorio de Moscoso y Guzmán Fernández de Córdoba, conde de Altamira,1756—1816年)。作為銀行董事之一,這位伯爵是當時西班牙頭銜最多的顯赫貴族,他擔任國務參事、是金羊毛騎士,同時是卡斯蒂利亞和馬德里的陸軍中將。戈雅為其創作的全身肖像畫歸銀行所有,至今仍收藏在西班牙銀行。

戈雅,《阿爾塔米拉伯爵維森特‧華金‧奧索里奧‧德‧莫斯科索肖像》(Portrait of Vicente Joaquín Osorio de Moscoso, conde de Altamira),約1786—1787年作,布面油畫,177×108厘米,現藏馬德里西班牙銀行總部。(公有領域)

伯爵很喜歡自己的這幅肖像,進而委託戈雅為家族的其他成員畫像。而得到這樣一個地位顯赫的貴族家庭資助,對戈雅事業的升遷至關重要。在這一時期的創作中,最著名的作品當屬伯爵三子曼努埃爾(Manuel,1784–1792年)肖像。畫中最奪目的色彩莫過於男孩身上那套紅色絲綢連身衣,該畫作也因此得名「紅衣男孩」。連身衣配有蕾絲領口和袖口,並由一條白色腰帶固定。在18世紀80年代後期,這種裝束在西班牙貴族兒童中風靡一時。

戈雅肖像畫的代表作

畫作中的曼努埃爾身邊環繞著一群動物。在左側,三隻表情生動的貓正盯著被男孩用繩子牽著的寵物喜鵲。喜鵲的喙中叼有一張已簽名的戈雅名片。人物右側,一個鳥籠中關著幾隻紅額金翅雀。

曼努埃爾‧奧索里奧‧曼里克‧德‧祖尼加肖像,戈雅1787—1788年作,布面油畫,110×80厘米,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公有領域)

藝術史學家對這些動物的象徵意義進行過多種分析。大都會博物館介紹說,相關說法包括:「戈雅可能意圖透過畫中的動物來提醒人們,孩童世界與邪惡勢力間的界限是很脆弱的;或以此作為對天真與青春易逝的註解。」曼努埃爾在畫作完成幾年後就夭折了,時年8歲。一些學者據此推測,該畫作其實是一幅遺像。這一觀點也引發了相關解讀,例如認為貓寓意著惡意,而喜鵲則預示著命運。

然而,與其解讀為死亡的隱喻,這些動物在畫中的出現實則可追溯至歐洲肖像畫的歷史傳統。戈雅的老師門斯、西班牙巴洛克繪畫大師委拉斯開茲(Velázquez)以及英國的威廉‧賀加斯(William Hogarth)的作品中均有此先例。戈雅正是延續了這一創作脈絡。

戈雅所作曼努埃爾‧奧索里奧‧曼里克‧德‧祖尼加肖像局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公有領域)

因此,這些貓可被視為調皮的玩伴,而非邪惡的先兆。事實上,它們當時是西班牙家庭中的尋常寵物。而金翅雀因其動聽的鳴聲和學習雜耍的能力,在當時的英國、荷蘭和西班牙都是極受歡迎的寵物。喜鵲彼時在歐洲家庭中也同樣常見。

除上述分析外,同期還有一種新的解讀:戈雅在這幅畫中反映了兒童教育的啟蒙運動理論。曼努埃爾作為寵物主人的責任將有助於他的成長,而與自然的接觸則會豐富他的內心世界。

戈雅與阿爾塔米拉家族

戈雅所作阿爾塔米拉伯爵夫人與女兒瑪麗亞‧阿古斯蒂娜(Condesa de Altamira and her daughter, María Agustina)肖像,1787—1788年作,布面油畫,195×115厘米,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公有領域)

許多訪客或許還不知道,戈雅為曼努埃爾的母親和妹妹創作的肖像畫目前也收藏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只不過位於不同的展廳。這是一幅清新脫俗的全身肖像畫,畫中人物為阿爾塔米拉伯爵夫人瑪麗亞‧伊格納西亞‧阿爾瓦雷斯‧德‧托萊多(María Ignacia Álvarez de Toledo, condesa de Altamira,1757—1795)與其女兒瑪麗亞‧阿古斯蒂娜(María Agustina,1787年出生)。大都會博物館評論道,該作品展現了畫家「捕捉人物細微情緒的高超技巧,及其繪畫技藝的精湛造詣——他以寬大的筆觸,生動展現了精美服飾等奢華之物的光彩」。

畫中的伯爵夫人身穿花卉圖案鑲邊的粉色絲綢長裙。她坐在一張鎏金沙發上,懷抱著女兒,身處的地方讓人想起馬德里的阿爾塔米拉宮(Altamira Palace)。肖像繪於1787至1788年間,畫中母女手中共同握著一小簇紫羅蘭。

戈雅,特拉斯塔馬拉伯爵,唐‧維森特‧伊莎貝爾‧奧索里奧‧德‧莫斯科索-阿爾瓦雷斯‧德‧托萊多(Vicente Isabel Osorio de Moscoso y Álvarez de Toledo, conde de Trastámara)肖像,約1787—1788年作,布面油畫,135×110厘米,休斯頓美術館藏。(公有領域)

戈雅為阿爾塔米拉家族創作的第四幅肖像,是於1787至1788年間為曼努埃爾的長兄——特拉斯塔馬拉伯爵,唐‧維森特‧伊莎貝爾‧奧索里奧‧德‧莫斯科索-阿爾瓦雷斯‧德‧托萊多(Don Vicente Isabel Osorio de Moscoso y Álvarez de Toledo, conde de Trastámara,1777—1837年)所繪。儘管畫中註明他當時年僅10歲,但維森特卻以成年人的裝束亮相:他身穿天鵝絨材質的外套、背心和馬褲,腋下夾著一頂三角帽,腰間還佩戴鑲有鑽石的劍柄。維森特將一隻手插進背心的姿勢,以及他那撲了粉的假髮,都與戈雅筆下其父親的肖像如出一轍。

與弟弟曼努埃爾那種更具孩童氣息的描繪相比,維森特的尊貴感讓兩幅畫作呈現出鮮明的反差。這種差異的根源在於維森特是父親頭銜的繼承人,因此需要展現出符合身分的姿態。不過,戈雅巧妙地在維森特身旁加入了一隻活潑的小狗,作為童年玩伴的象徵,為原本嚴肅的場景增添了一絲輕快。

2014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了名為「戈雅與阿爾塔米拉家族」(Goya and the Altamira Family)的專題特展,將曼努埃爾與他的母親及妹妹的肖像安置在同一展廳內。當時一同參展的還有由西班牙銀行收藏的阿爾塔米拉伯爵肖像,以及當時借展自私人收藏、現已歸屬休斯頓美術館的維森特肖像。這也是四件傑出畫作的首次重聚。

如今,曼努埃爾已回到了他在大都會博物館的常規展位。雖離開了家人的陪伴,但他並不孤單。在那裡,他還有戈雅的其它畫作和仰慕他的公眾相伴。

原文:「Red Boy」: The Met’s Famous Portrai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米歇爾‧普拉斯特里克(Michelle Plastrik)是一位藝術顧問,居住在紐約。她撰寫的文章涉及藝術史、藝術市場、博物館、藝術博覽會和特別展覽等一系列主題。

責任編輯: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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