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政權之後，為鞏固其竊來的政權，開展了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如：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對其所謂的“敵人”殘酷鎮壓，大肆殺掠。但毛澤東並不滿足於此，他雖知政治上的敵對勢力，已被摧垮，但認為從“舊社會”轉過來的一大批知識份子，是絕不可忽視和令人擔憂的潛在危險。整肅知識份子，改造知識份子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中共的一貫手法，就是耍流氓。一方面是用統戰方式，把一大批知識份子的上層人物籠絡下來，許以高官厚祿，委以要職，如部長、省長或人大或政協主席委員等職位。另一方面，採取鬥爭方式狠狠批判，殘酷迫害。這就出現了批武訓、反胡風等運動，橫掃整個思想文化界各個領域，嚴厲的批判和殘酷的迫害，使大多數的知識份子人人膽寒、個個俯首。從此，民主自由消聲，馬列邪惡主義充塞知識界。即便這樣，毛澤東仍感整肅的不徹底，他對於那些被統戰的知識份子仍不放心，因為這些人威望高、影響大，對共產邪黨仍是很大威脅，毛不願有“匈牙利事件”在中國出現。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進一步耍流氓，拋出了所謂的“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蠱惑大家，蒙蔽欺騙，來調動知識份子，打破當時那種萬馬齊暗的局面，以鳴放的形式，以幫黨正風為藉口，使廣大知識份子跌入其圈套中，達到其所謂“引蛇出洞”的目的。此一劫，百萬無辜知識份子被打成了右派，蒙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遭受精神和肉體的殘酷迫害。有些人被打成右派後，不堪屈辱，以死抗爭，有些人被迫害得身體傷殘，甚至失去生命，不少家庭由此而支離破碎，許多家屬遭到株連，許多子女受到虐待。這場災難，徹底摧垮了大陸整個知識界，使邪黨再無任何顧忌，從此更加肆無忌憚的推行其獨裁暴政。
當時年輕的我經歷了這場運動，我這裡就說說我熟知的幾個人是怎樣被中共劃為所謂的右派的。我們從中可看到中共以各種運動為手段，實為刷新、增加人們的恐懼，達到鞏固其政權目的。而老百姓在此中所遭受的痛苦，家庭的悲歡離合，向來就不是中共所關心的。
一、風雨欲來前的大鳴大放
五七年反右運動時，我正在縣府辦公室工作，那時，除了農業局、商業局、糧食局、水利局四個大局沒有在縣府大院內辦公外，其餘的各科局室，都在一個大院內辦公，當時人員配備也沒有現在那麼龐大，整個也就是一百人左右，領導層大都來自老“解放”區的南下幹部，其餘新招收來的，一部份是由土改翻身隊員中選拔出來的（就是從土改中吸收為土改隊員參加土改工作的），另一部份是地區幹校招收的學生，經過短期培訓後分來的，幹部整體文化素質都很低，大專文化的屈指可數、寥寥無幾，中等文化的較多，還有相當一部份來自農民，近如文盲。
在反右前的鳴放中，我們這些基層幹部就不像文化知識人那樣，有文化，有知識，有思想，有主見，中了共產黨的圈套以後，敢於直言不諱，大鳴大放，要幫共產黨整風。我們這就鳴放不起來，在學習中，隻是讀讀報紙上的鳴放文章，然後談認識，談體會，每個人的發言，都被一一記錄在冊。一些思想稍謹慎的人，少發言或不發言，當然對這部份人，往往是受到批評多，說不關心政治，不關心國家大事等等。對發言積極的會受到鼓勵和表揚。
經過一段學習和鳴放之後，大約在十月份，機關裡正式開始批鬥右派份子。在這之前，誰都沒有思想準備，誰也沒有想到在我們這些人中，居然也會有右派，當然，那些反右的領導核心層早已作好准備，磨刀霍霍的。
記得鬥右開始的第一天，大家還是和往常去參加學習那樣，嘻嘻哈哈、打打鬧鬧的步入會場，當每個人一走入會場，就感到和往日學習會不一樣，大家都很好奇的發現，在主席臺牆角邊，豎著一聲紙糊的蘆席板，板背面對著群眾，誰也不知道板那面是什麼，坐在主席桌中央的，不是縣領導和辦公室主任，或秘書（平常都是主任或秘書領導大家學習的），而是團支部書記。人到齊後，團支書站了起來，宣讀了幾條開會紀律，然後宣布反右派批鬥大會開始，同時把蘆席紙板翻過來，這時大家才看清是“打倒右派份子某某某”，並在名字的每個字上劃上紅叉，會場頓時緊張起來，鴉雀無聲，人人都愕然，誰也沒想到他竟是要被打倒的右派。
“將右派份子某某某壓上臺來！”隨著話音一落，早已候在某某某兩旁的兩個積極份子，一人挾一手臂，將某某某拉到臺邊，命令其低頭站好，然後將早已準備好的寫有“打倒右派份子某某某”的紙牌，掛在他的胸前，隨即有揭發人上臺，進行批鬥，由此揭開了政府機關鬥爭右派的序幕。在這段批鬥期間，人人思想緊張，個個提心吊膽，不知鬥了這個，下一個又是何人？會不會就是自己，很多人因此睡不安寢、食不知味，惶惶不可終日。
經過了將近半個月的揭發批鬥，整個大院內共揪出了右派份子七人，那麼這些人是怎麼被劃成右派的呢？在批鬥之前，在機關黨組領導下，組建了一個反右鬥爭的核心層，核心層的成員，可以說是黨員中的骨幹的骨幹，就由他們來決定誰是右派，這些人手中有權之後，有人公報私仇，有人嫉妒他人，帶著個人成見，胡作非為，對他人進行陷害打擊。
二、他們是這樣被打成右派
１、年輕有為遭南下幹部嫉妒
副局長宋某是一位資歷不深的年輕幹部，剛被提撥到領導班子不久，但他有著一股年輕人的幹勁，工作十分積極，也很正派，和全局人員的關系都處理得很好，大家都很願意和他接觸，而局長卻是一位南下幹部，資歷較老，年歲也較大，平日一副嚴肅的面孔，一股正經的樣子，局裡幹部對他都有些畏懼，避而遠之，不願與他接觸。另外副局長為了照顧老局長，對局裡的工作總是攬著幹。這一來，局長不但對副局長心存了嫉妒，還擔心自己的位子被宋搶了。他是核心層的成員，故在摸底會上，就把副局長報上了右派。
在批鬥會前夕，局長親自找局裡幹部進行談話，作了具體安排，要求大家在批鬥會上，狠揭猛批，要無事找出事來，小事說成大事，要大家必須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同時，還以一種威脅的口氣說，這是對每一個人的考驗，也關係各自的前途和命運。根據局長的談話，大家無不搜腸刮肚的准備揭批材料。有一個叫小張的，他根據局長所提出的所謂無事找出事來，他便從一個政治笑話中，胡謅了一個所謂的揭批材料。政治笑話是說有個人洗衣服，有人問他，衣服哪裡最髒，他不加思索的回答說：領、袖最髒。自此以後，“領袖最臟”這話就廣泛傳開。但後來傳到了中央去了，要追查說“領導最髒”的反革命份子，但由於是廣泛流傳的，誰也不知道其來源，不過以後就誰也不敢再拿來當笑料了。可小張從這中得到了啟發，在批鬥會上，揭發副局長曾說“最高層不好”，這是在攻擊黨和反對黨中央。他說有一次問宋副局長，住樓房哪層好，副局長說最高層不好，上下樓不方便，又熱又迎風。“最高層？什麼是最高層？那不就是中央那一級麼？這不是惡毒攻擊的右派言論麼？”接著老王也上臺揭發，說副局長在一次工作總結會上，沒有把社會福利工作做好，現在社會上叫化子，越來越多，農村孤寡老人也沒人管，說：“你是以工作總結為名，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實，我們黨歷來最關心群眾疾苦，你偏說老人沒人管，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無此優越性，你說叫化子多，你這是給黨臉上抹黑，是醜化社會主義制度，是貨真價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經過這樣一番煞有介事的批鬥，副局長有口也不能辯，隻能低頭認罪。幹部們的政治任務算是完成了，隻是苦了這位副局長，帽子一戴就是20年，受盡了凌辱、歧視和迫害。
２、出身不好的知識份子最終含冤而去
陳站長是我們大院的唯一的一個大學生，47年畢業於某農業大學，後來分配在省農科院做研究工作，49年政變之後，農科院無形中解散了，在家閑居了一段時間，50年下半年，地區辦短期的農訓班，培訓農技幹部，陳便被招進了農訓班學習了三個月，結業以後，分來了縣，因為他具備大學資歷，又懂農業技術，故縣在組建農技站時，他就被任命為站長。陳站長在我縣可算是一位高級知識份子，反右運動中，出身不好，又在國民黨農科院工作過，由於這些條件，便成了一個特定的右派，批鬥雖然是走過場，但也還是有很多條：什麼地主孝子賢孫、舊職人員、反動技術權威、技術掛帥不講政治、不要黨的領導、凌駕於黨之上（指討論農業生產時，往往強調個人意見），諸如此類，言之無物，無限上綱，經過一番批鬥，陳站長就成了我縣的大右派。因為他有技術，而縣領導班子，對農業生產都是門外漢，因此在農業生產上，還真的少不了這個大右派，因而未把他送去勞改，留在機關交群眾監管，帶罪工作，隻是不再當站長了。當然留在機關比去農場勞動就好了許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時，他還是逃不過這個厄運，紅衛兵天天揪著他批鬥，在反右時，還隻是文鬥，但在文革時，就是武鬥了，紅衛兵大打出手，要他跪玻璃渣、碎石塊，挾飛機（一種武鬥方式），對他拳腳相加，讓他掛牌打鑼游街。那時他已是50多歲的人了，身體本就虛弱，那經得起如此折騰，故在一天夜晚，就在自家自殺了。家裡人不敢說自殺，自殺是要罪上加罪，更會連累家屬、禍及子女，便謊稱心臟病突發而死。反正人已死了，也就沒人過多的去研究其死因了。
３、不諳世故、“污蔑”工農幹部
小陳是計委會的一個最年輕的幹部，二十歲尚未出頭，是由商校分來作統計工作的，因為年紀輕，又是剛從學校步入社會，天真幼稚、不諳世故，總是嘻嘻哈哈的，不分場合，不分長幼，不分上下級，總愛開開玩笑，以此為樂。計委主任是位南下幹部，工農出身，沒有文化，雖說是計委領導，卻隻會政治，不懂業務，所以實際工作都是由別人做好，由他點頭拍板，蓋章而已。
有一次月報，大家把匯總的報表，呈交他審查上報，計委主任看都未看，就在表上蓋章，這位小陳，不知天高地厚，當著全室幹部，竟開玩笑說：“我們主任，真算得上是位蓋章主任。”他這個玩笑，雖引起全室的人發笑，但卻讓主任很難堪，就因為如此，他就成了一個極右份子，因為“中共”在頒布劃分右派份子的標准中，其中有一條就是“污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份子者”。當然主任既是工農幹部，又是革命領導，就憑這，小陳就糊裡糊塗的成了右派，而且還是極右，被送到省勞改隊改造。自此之後，小陳就從未回來過，也無人去關心他後來的情況。
４、未與上級保持一致遭打擊報復
薛站長原本是反右鬥爭核心層的成員之一，在揭批鬥爭會上，他都是一個積極批鬥別人的人。在反右一個階段，大約是過了半個多月的時間，縣委在審查各地已報來的右派份子名單和人數時，覺得超過指標太少，特別是縣委機關，還沒有達到指標人數要求，縣委為了要多超過指標，作為自身的功績，還必須要增劃幾個右派。而且縣委是領導機關，就更應該帶個好頭，因而就想在縣委直屬機關裡，再增添一、兩個右派，那時廣播站是屬縣宣傳部直接領導的，但因為編制人員較少，一個右派也沒有劃，恰好宣傳部長和薛站長的關系不大好，平時宣傳部有些要求，薛站長總是不那麼俯首貼耳，總鬧些別扭的，宣傳部長為了報復打擊，就把薛站長第一個補報上來，既然是部長親自點的名，薛站長就成了一個漏劃的右派份子，在縣大禮堂，召開了人數更多的批鬥會，這位鬥右的積極者，作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居然也成了右派。
反右鬥爭結束後，機關緊接著搞了一次幹部學習會，主要是總結反右鬥爭的經驗與成績，表揚了一些站在鬥爭最前列的積極份子，批評一些不積極的人。當時在會上還指名道姓的提出幾個人，說這次雖沒把他們劃成右派，但這是組織上的寬大，個人對自己的右派言行，應在會上作深刻檢查，同時還要交出書面檢討。點名中也有我的名字，我也就隻得照辦，除了作檢討發言外，還交了一份檢討書，總算是老天爺對我的照顧，在這場殘酷的反右鬥爭中，我幸運的打了個擦邊球，隻擦了一下邊而已，幸運的逃過了這場浩劫，又過了一個難過的關。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四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