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1日訊】（作者註：一個國民黨官員子弟，在大陸40多年，後逃奔臺灣的故事。）
（續前）三
唐存理：1963年1月，我在蕎窩農業中隊解除管制，繼續延長勞教……
老威：你的3年管制刑期已滿，為啥還要延長勞教？
唐存理：連一紙通知都沒有，就口頭宣布一句“屢次不服管教”，就繼續了。直到1965年，我才拿到《解除勞教通知書》，此時，我已從蕎窩轉到布拖縣的烏依鉛礦就業。
老威：你願意“就業”嗎？
唐存理：從大城市流放到窮山惡水的苦役犯，誰願意留下來就業？待遇和犯人一樣，隻是多了16元的工資。但那時的錢還是值錢，我也就得過且過地混下去。
可不久，就業人員中的“四清運動”又開展了，由於“反動本性不改”，我又被揪了出來。罪狀主要是：1，攻擊三面紅旗是胡說八道﹔2，為彭德懷鳴屈叫冤（我認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完全是羅織罪名，陷害彭德懷）﹔3，散布江青同志的謠言（我曾對人講江青是30年代的影星藍萍）。當時文革即將開始，許多人認為我至少要判20年，但關押到1967年3月份，風頭弱了些，就正式宣判為8年刑期。
老威：經過1967年的“二月逆流”，公、檢、法已經癱瘓了吧？
唐存理：我是1966年10月逮捕的，抓進集訓隊關小間，一個監舍十幾個人，除了放風，大小便都在裡面。每天打盤腿，腰板挺直，除了讀報紙，就是寫反省材料。經過四、五次提審，5個多月後，我從農場的獄政科長手裡接過了《起訴書》，還沒回過神，又給了《判決書》。上面除了剛才提過的罪狀，又戴了“學生出身，家庭成分偽官僚，與我黨有殺父之仇”的帽子，後面還添上“散布一系列反黨言論，配合‘三家村’對我黨的進攻，企圖變天復辟，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結尾。
《判決書》落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普格縣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判時還比較優待，沒綁繩子，就把我從小間喚到預審室，直接遞來兩頁紙。連念的過場都省了。
此時，烏依和蕎窩兩個農場合並，我又回到蕎窩，回到農業中隊種田和教書。我在裡面文化算最高的，為許多農民掃過盲。大涼山有許多彝族，51年叛亂，組織反共救國軍，因此入獄，勞改了許多年。我甚至教過協助殺害丁佑君烈士的凶手，目不識丁的文盲，主犯斃了，他是從犯，判了無期徒刑，後來在裡面居然做了衛生員。
1974年，在繼管制、勞教之後，我第三次刑滿就業，分到副業隊。原以為永遠回不到母親身邊了，因為思想犯們對中共勞改政策心知肚明，就是要讓你一輩子刑滿而不釋放，自生自滅。後來讀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和《癌病房》，才知道這套“就地處置”的方式是從斯大林那兒學來的。
如果不發生六四大屠殺，我會同絕大多數受盡折磨的讀書人一樣，永遠對鄧小平感恩戴德。正因為他力挽狂瀾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階級斗爭，我才於1979年，38歲時獲得平反，回家盡孝。母親是1987年去世的，享年84歲，其時我已經商多年，豐衣足食，我想母親當含笑九泉了。我後來意外的發展也是她在苦難中修持的結果。
四
老威：據說你平反後還輝煌過一段？
唐存理：我同時平了兩個反，第一個是1966年在蕎窩農場，因反革命言論罪被判8年﹔第二個是成都市西城區法院判的管制3年，送勞動教養……
老威：按理，你管制後延長勞教兩年，還該平第三個反。
唐存理：這個政權欠的爛帳太多，如果每一筆都要還清，早就破產了。所以我當時覺得不錯了。蕎窩農場還補發了8年的就業工資，3000多元。
母子團聚那年，我都38歲了，一無所有。於是經一位同監難友介紹，到成都郊區一家建筑公司做泥瓦匠，由於早年打下的數理和制圖功底，不久就當上了技術員。我不敢懈怠，廢寢忘食地扎在工地上，指揮修建過好幾棟大樓，終於從經濟上打了翻身仗。
我前妻比我小17歲，同為石室中學相隔20年的校友，我在西郊132廠的建筑工地當技術員時，她是會計。1980年，她去石棉縣一個勞改農場探望自己的右派反革命老師茅世祿，恰好我的同學吳康立與茅一個隊。經過交談，原來茅老師竟是我們共同的物理老師！錯綜復雜的師生、師友情令人意外的驚喜，更令人驚喜的是，吳康立託她帶信給我，並且說：“唐存理是個好人，你幫他介紹個對象吧。”
我前妻介紹的對象就是她自己，她騎著自行車，好不容易在一條深巷子裡找到蝸居的我，竟一見鐘情。稍後談婚論嫁，所謂的婚禮簡單得無任何女方的親屬及朋友參加，個中緣由，我想一是因為年齡的懸殊，一是因為人們對已平了反的思想犯還是心存歧視，不願與我公開地沾邊。
老威：近不惑之年才成家，不容易啊，老唐。
唐存理：所以我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有較深的危機。1984年，我有了一個女兒，於是從建筑工地撤出，自己憑2000元錢創業，開了一家五金機電商店。由於我的技術能力強和她善於經營，夫妻倆珠聯壁合。頭一個月，還清借款﹔一兩年後，就發展成有兩層辦公樓的著名五金交電公司。我被媒體和官方譽為“錦城商界的一傑”。
老威：在拜訪你之前，我查閱了一些上世紀80年代的商業資料，在政府認可並大力表彰的企業家中，你的位置顯著。你在無背景、無靠山、無人際關系的現狀下，全靠夫妻倆打拼，最終竟擁有幾十員工，上千萬的流動資產。80年代的上千萬相當於目前的幾個億吧？
唐存理：我稱得上是共產黨統治下，第一批靠原始積累白手起家的資本家，當時的賺錢環境比現在健康，憑能力，沒一點水分也能做大。另外，我父親在國民政府時期就有經商的才能，如果他當時從廣州隻身出逃，如今說不定早就身家數億了，因為他已被國民政府確定為臺灣最大的官營企業——臺灣糖業公司的董事長。
老威：這也算一種商業的遺傳嗎？
唐存理：外表分析是遺傳，骨子裡卻是宿命，因為我畢竟與現政權有殺父之仇。而意識形態的環境令我在經商之余，酷愛讀書，關注社會和政治的變革。我對劉賓雁、蘇曉康的報告文學愛不釋手，並且還熱衷於公益事業……
老威：我知道有不少政府官員到你的公司視察過。
唐存理：我經營五金、機電、建材等數百種名牌商品，銷售網絡遍布全國，真有“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的感慨。但1989年的學潮因胡耀邦的逝世洶湧而來，我犯了商人的大忌，卷進去了。
老威：你與北京四通公司的總裁萬潤南一樣，有政治訴求？
唐存理：空有一腔愛國熱情而已。那個單純的年代已經一去不返了，天安門的槍聲把民眾對共產黨的改良幻想全擊碎了。
老威：六四之前，我就一個文學野心膨脹的詩人，不懂任何政治。
唐存理：天府廣場人山人海，有我這種人生背景的成功人士，當然與學生和市民站在一邊。我給絕食學生捐獻了很多錢，還數次與公司員工一道，駕著所轄的大貨車送食品和飲料，還公開發表演講，為學潮鼓勁。我甚至以公司的名義，在廣場上扯起巨形橫幅：“打倒李鵬，解除戒嚴！”
老威：商人和政客一樣，有時是需要審時度勢，見風使舵的，你可太不明智了。
唐存理：也有不少朋友勸我在商言商，沒必要卷入政治，但80年代的整個社會環境，使人還能保持那麼一股正氣和熱血。六四一開槍，一切都急轉而下，原來共產黨的土匪無賴本質永遠不可能改變！改良的氣數已盡，我在公安部門的一位朋友私底下警告：“當局要抓捕的黑名單上有你。”於是我隻好攜妻帶女，立即出逃。
老威：你已留好退路了嗎？
唐存理：我坐牢19年，再也不能栽進去了！況且我已有家室之累。
老威：你從廣州偷渡出去的？這也算完成了你父親未竟的遺願。
唐存理：在六四之前，我就拿到了《往來港澳通行証》，准備去香港探親﹔後來鋌而走險，僥幸從香港出了關。
老威：你在香港有親戚？
唐存理：我在臺北有個堂兄，比我大20多歲，其早年跟隨父親，情同父子，所以堂兄一直在尋找我這個弟弟的下落。他在臺灣的政界有許多關系。
老威：你算是投親靠友？
唐存理：一言難盡。在風聲鶴唳中逃到香港，我立即通過“支聯會”向臺灣和西德政府提出“政治避難”，我在學潮中拍了大量激動人心的照片，同時也有各方面的資料，包括臺灣情報部門自己獲得的“情報”，足以被認定為“對大陸民運有貢獻的人士。
老威：還比較順利。
唐存理：當時《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簽署了5年，中共的勢力日益滲透，而港英當局出於自保，也不敢過分得罪北京，所以逃亡到港的異議人士處境維艱，隨時面臨被遣返的可能。
老威：可從香港出去的民運精英還是不少，90年我因《屠殺》《安魂》案准備出逃，朋友們找的渠道仍是從深圳蛇口潛至九龍。
唐存理：具備國際影響的頭面人物遇到的麻煩自然少些，可我們的在港簽証隻有17天，超過17天，即為非法居留，一旦查獲，就立即遣返。所以，雖制度不同，但香港遠不是自由世界。我們一直躲藏在沙田附近一位朋友家，足不出戶3個多月。
老威：自己關自己的禁閉。
唐存理：在“政治庇護”批准之前，不能出一點紕漏，許多人就是在這段時間被警察逮住遣返的，不問任何理由。可盡管如此非人道，移民潮還是一波比一波猛。1989年11月8日，我女兒滿5歲，11月9日，我終身難忘，因為這天我女兒被警察抓走了！當時她正與香港朋友的同齡孩子們一塊玩耍得高興，一夥港警突然闖入，查問唐存理夫婦的下落，可能是他們接到有關線報了。剛好我們不在，他們就挨個盤問孩子，我的女兒被迫開口，語音不是粵語﹔他們又問出她是唐存理的女兒，就把她帶走，羈押在一個關小人蛇的地方。
這一事件在香港引起軒然大波，《香港時報》及時登載了該報記者蔡ΧΧ的文章：《警方闖入民宅，帶走五歲女童》，我們焦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不得不出面，緊急聯絡臺灣救總，即“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香港辦事處……
老威：災胞？
唐存理：長期以來，海峽兩岸的政府都認為對方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災胞”是臺灣對大陸難民的統稱，既包括一般的偷渡客，也包括民運或異議人士。其時，蔣介石父子“反攻”和“光復”的時代已一去不返，國民黨改祖，有臺灣背景的李登輝當選為主席，稍後又榮登總統寶座，形勢大變。
老威：那麼“去中國化”在很多年前就露出端倪了？
唐存理：對，由於當局的逐步引導，加上中共採取的遏止臺獨的輿論高壓，“去中國化”的“臺灣共和國”之構想在民眾中已深入人心。雖然在六四屠殺之際，劊子手政府遭到國際社會一致的譴責，作為與大陸有割不斷血緣的臺灣，也不得不表態聲援民主運動，但落實到接納政治流亡者，李登輝當局卻採取了與二蔣截然相反的冷漠態度，把門坎提得非常高。如此影響深遠的民主浪潮，臺灣接受的“符合條件”的“政治避難”者卻不超過14人，而作為全家悉數收留的，卻隻有我們一戶。
老威：你們真夠幸運的。
唐存理：也算老天的眷顧，當我們聯絡救總辦事處的張主任時，他答復：臺灣入境証已辦好，隨即會寄來﹔並且答應馬上同港警交涉。晚上，我們的女兒被送了回來。我抱住她親了又親，問她哭沒哭？她答沒哭﹔我假裝不信，五歲孩子就替爸媽坐了兩天牢，咋會不哭？她說，警察叔叔沒打我，我還問他們：眼鏡在哪兒，壓壞了媽媽要罵。我還說：想家了，快送我回去。
沒過幾天，西德也批准了我們的避難申請，但我們還是選擇去臺灣，當時我已49歲，去西方還得學語言，從頭開始。還是去與自己同種同根的地方，也算完成了被共產黨殺害了的父親的宿願。
1989年12月，我們乘坐華航班機抵達臺北，可謂歷經了滄桑。
五
老威：看來在97回歸之前，香港早就不是自由港，即使你們這種符合條件的，在批准之前，也得賊一樣躲起來。
唐存理：父親的亡靈保佑吧。六四之後，政治難民通過各種渠道湧入香港，可一旦被港警逮住，不問青紅皂白就遣返，太可怕了，太辛酸了。我身邊有不少北京來的學生，哭著喊著掙扎著，沒有用，隻要“榜上無名”，就關起來，有什麼道義可言？
老威：我在看守所遇到一位中學美術教師，叫劉季華，學潮期間卷入街頭政治，六四鎮壓後潛逃香港，結果被遣返收容好幾個月，吃盡了苦頭﹔第二年，他又寫了一篇《國殤周年祭》，滿重慶散發後，又在潛逃過程中被逮，依律判刑3年﹔出獄後再次越境，終於成功，去了安徒生的故鄉丹麥。若干年前他寫信給我，稱贊丹麥的冬天，說比北京的冬天暖和許多。
唐存理：這位姓劉的也算幸運兒，隻要逃到自由世界，並被接納的都是幸運兒，因為人的壽命有限，同獨裁政權耗不起啊。後來我才知道，我堂兄為了救我於水火，動員了所有的政界關系。你知道現任臺北市長馬英九吧？他是國民黨的副主席，才50多歲，稱得上臺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也曾做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我堂兄通過我父親的同僚周天固、滕傑等人，寫信給馬英九，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周天固甚至說，如果臺灣不接受唐存理這種我黨國先烈的子弟，我就個人出錢，哪怕買假護照，也要把他弄到南美洲去，以逃脫中共的魔爪。
老威：這個周天固是什麼人？
唐存理：周天固做過蔣經國的新聞秘書和新聞處長，為國民黨中央委員，與我父親是中央政大的先後同學。我父親當縣長時，他還在當科長﹔去臺後，由於身居要職，影響很大，人稱“周三爺”。由於他和最後一任南京市長滕傑等人的活動，李登輝不得不表態。我現在手裡還保存著一份馬英九給周天固的親筆回函：大陸民運人士唐存理及一家三人，我們一定要給予重點的關注。等等。雖然寫得比較含糊，但意思是明顯的。
老威：我聽來聽去，覺得這種官場斡旋極微妙，表面上慷慨激昂，內裡卻潛湧著一陣陣的世態炎涼。
唐存理：李登輝上臺後,對蔣家父子的班底進行換血, 如陳立夫、周天固等人均已失勢,但其聲望和影響還在。我這個堂兄是在永和市警察局長任上退休的,關於他,還有一個故事：1949年上海被解放後,他本來要響應新政權的號召去”自新”,不料來到國民黨軍政人員登記處一看,心裡涼了半截——排隊自新的幾乎是上校以上，中校、少校屈指可數，而自己屬於國軍嫡系部隊的中校，弄不好自新不成，還要逮住殺頭。於是立即回家，帶上老婆，星夜潛出層層崗哨，從小路逃到尚未“解放”的舟山，然後去了臺灣。倉惶之中，把自己的女兒也丟在了大陸。
老威：你堂兄也算幾十年的流亡者。
唐存理：他是我父親帶大的，對我惺惺相惜，所以我們到臺灣也是變相的投親靠友。我們在“救總”的招待所住了兩個月，就湊款開了家小公司自謀生路，我雖然以八九民運的名義“政治避難”，可民運也不是一種糊口的職業啊。
老威：你亡命天涯，那你們在大陸的公司呢？
唐存理：轉到我前妻姐姐名下繼續，不過早沒有當年的風光了。我剛到海外時，對民運還挺關注，也見過不少學生領袖，稍後，我感到深深的失望。那種妄自尊大，那種爭權奪利，都離我的做人准則太遠。所以，雖然我在臺灣一時成了新聞人物，但我不怎麼參加政治活動，除了做點小生意，就是讀讀書。轉眼間十幾年過去，我的女兒長大了，入讀了教會學校﹔我與前妻也因思想觀念的分歧各奔東西。由於我一直低調，隻做生意，不管政治，大陸當局也對我往來兩岸採取了默許的態度。
風風雨雨幾十年，回頭一看，人生真如過眼雲煙。
老威：你在香港躲避了四個多月，如果那時被逮住，就沒有今日的回頭一看了。
唐存理：對啊，那四個多月，除了蝸居在朋友房裡看書看碟，不敢露面，一有風吹草動，就得准備換地方。我一心想的是，絕不能回去，不能坐第二次牢，寧願自殺也不能！
老威：你對自己的臺胞身份滿意嗎？
唐存理：這是個尷尬的身份。首先，我對共產專制深惡痛絕，其次我對陳水扁和臺獨也不以為然。但目前在島內，百分之八十的民眾都傾向於臺獨，反感中共的戰爭訛詐。拿陳水扁的話說：“民主的臺灣怎麼能統一於專制的中國！”我在兩邊都找不到歸屬，在那種高唱“亞細亞的孤兒”的群眾集會上，甚至有人責問我：“為什麼不說臺灣話？”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說臺灣話呢？臺灣受中共壓迫，難道我就沒有？我逃到自由世界，卻眼睜睜地盯著國民黨的近百年老店風雨飄搖，所謂“同種同根，血濃於水”隻是一廂情願罷了。
大陸這邊有我的親情，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記憶和存在的價值﹔而在臺灣，除了生意，誰和你談六四？誰和你談勞改？誰和你談趙紫陽？你表面上成臺胞了，裡面的五臟六腑還在專制，在意識形態的籠罩下。
老威：六四過去已經15年，新的一代也不會和你談趙紫陽了。
唐存理：時間在磨損記憶，就這樣吧。
老威：我感覺你已經忘了許多。
唐存理：前不久我讀過吳弘達的書，震驚了一下﹔我今天願意跟你談，也與此有關——在沒有全忘光之前，還是留一點吧。（完）
──轉自《人與人權》www.renyurenquan.org(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