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何賓採訪報導)政治遊戲終需結束
記者﹕您在書上談到中國社會「共產黨在裝模作樣地統治，老百姓在裝模作樣的服從」這種政治遊戲。很多中國知識份子認為這種軟性專制也能接受，其中很多人出於對長期政治高壓的恐懼以此為理由對積極爭取自由民主的人士表示「應該尊重他們不做勇士的權利」。對這些觀點您有何看法﹖
胡平﹕我在文章中也提到，專制社會的常態就是這種狀態，它不需要把螺絲擰得那麼緊，它需要保持一定的彈性。你假裝服從，裝模作樣地服從，畢竟也是服從。它要的就是這種統治。而且只要存在這種情況，一遇到重要問題時就會顯示出重大差別。比如說你在網上發表些看法，在私底下說些甚麼，當局對你睜一眼和閉一眼的，但你和它始終是老鼠和貓的關係。它隨時可以整你，所以你始終是怕它的。看起來你可以躲開危險的地方，在相對還不那麼狹窄的空間裡似乎還過得不錯，但一個前提是已經把它承認是貓，你不能去挑戰貓的權力。你不去挑戰它，它就容忍你這種狀況。但是這個基本態勢是不變的﹕就是你是老鼠，它是貓﹔一遇到事情它一翻臉，你就馬上被嚇得跑。根本上缺少權利，缺少自由，缺少民主就體現在這個地方。
我經常舉這麼一個例子﹕那個風箏，就算你的線放得再長，那頭還在他手裡﹔那小鳥飛得再低，它是自由的，它願意飛高就能飛高。這種有點彈性的，大家覺得可以忍受的、可以過得下去的軟性專制反而可以維持更長時間，所以更值得我們警惕。
就像魚群不會對捕魚業起來鬥爭，它們只想從網眼裡遛過去。到了文化革命，那個網眼變得太細密了，密得成了塊布，連小魚、小蝦都鑽不過去，就促使物極必反，很多人出來反對。在這之後本來魚們應該痛定思痛，團結起來把那個網給粉碎了。後來網眼寬了，有人覺得我們幹嘛去冒這個險﹔也有人覺得那網把你給纏住了，但沒把我纏著，你個子大一點只要縮縮身子也能過去，過不去不怪你自己傻嗎。這樣一來，那個網就可以永世長存了。所以，爭取自由民主就是要真正的人權，真正的這麼多權利。
我們也常談到各種有信仰的人，包括天主教的、基督教的、還有法輪功的和其他信仰，都遇到這個問題。只要你不特別公開地表示，告訴大家我是信甚麼的，當局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任何一個真正的信仰就意味你是完全放開的，我不故意告訴大家我是信甚麼的，但我絕不會隱瞞這一點。這是一個信徒起碼的態度，在所有真正有信仰的人身上都能看到。
有人聲稱應該尊重他們不出來抗爭做勇士的權利，其實他們就是選擇了當自己遇到麻煩時不被別人幫助的「權利」。如果專制迫害有一天也毫無理由地降臨到你頭上，該怎麼辦﹖共產黨的策略就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你的這種「權利」不正是專制獨裁者所希望的嗎﹖
人心可以修復 有賴正義之士執著堅持
記者﹕在《犬儒病》這篇文章裡也提到前蘇聯時期和目前中國非常相似的犬儒主義氾濫的現象，那麼是甚麼因素促使那裏的專制制度最終被瓦解。
胡平﹕就如我在文章中寫到的「人心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它不會長久的沉淪。更不必說還有新陳代謝，專制對人心的扭曲是後天的，它並不能遺傳；靈魂的自由卻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個開端，就是一種希望。」這其實反映出不論專制有多嚴酷，人心總還是擁有一定的修復能力。
拿89 民運來說，那是學生走在運動的最前列，因為那個時候大多數人對中共還是相當害怕的。而當時的新生代受中共影響較小，容易擺脫整個社會中的那種犬儒病，自然處於時代發展的前列。東歐國家共產專制的瓦解中也有類似情況。當社會中一部份人勇敢地拋棄犬儒主義時，對修復其他人的人心自然有帶動作用。
當然，在瓦解前蘇聯共產專制中，戈巴切夫這位理想主義者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感受到那個社會種種痛苦，並作出行動去改變它，他就是完全不奉行犬儒主義的。
總的來說，社會要有呼喚正義的強大力量，要有那些有信念的人始終堅持。在這種堅持中，我們沒有保票一定會有勝利的結果，但只是為了正義就要堅持下去。因為只有這樣堅持下去，我們才會感到心安理得，才能團結一批批更多的人為正義而戰。
事實上，當共產黨的謊言被戳穿時，你就算硬要讓人當犬儒還不容易，人心總得在大是大非前作出抉擇，這是人的本性所決定的。所以共產黨總是要把事實真相掩蓋起來，不讓人知道，就是他們自己心虛，覺得不對。
記者﹕看到您這本新書後，有朋友表示共產黨只要把這種作品限制在海外就能使它發揮不出效力。同時，我們也看到國內知識份子中的確有很大部份對自由民主理念缺乏熱情。這種形勢下，您對國內自由思想傳播的近期效果如何評估﹖
胡平﹕共產黨對這種書的傳播作禁止、阻撓，這是很正常的。如果這類書能夠在中國國內自由發行，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相反，如果國內的人沒有任何渠道看到這些書，那麼寫了也是白寫。畢竟現在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無法達到毛時代那麼一絲不漏，國內想看到這些書的人還是有可能得到這些禁書的。現在的情況就像在突破共產黨封鎖的拉鋸戰中，當然就感覺到很費勁。因為你在做功才會費勁。
這樣，我們就要想盡辦法把這些禁書傳到國內去，送到一切想看的人手裡，畢竟國內還是有人想看這些書的。我想，對那些從國內出來的人，他們在這裡能得到的最好禮物就是禁書，因為在國內是買不到這些的。他們把禁書作為禮物帶回國內去，發揮的作用會遠不止一本書的作用，正是這些作用證明了我們在這裡奮爭的必要。確實國內的人已經得到了這本書中很多文章，他們對這些文章也有相當的反響。只要這些文章能影響到了那些能影響別人的人，自然就達到了應有的效果。
如果是對一個完全自由的社會，做這些事情就根本沒有必要。只有當你是在做功，取得一定效果時，才會感覺到費力的。所以，現在是在海外的異議人士最有作為的時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