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5日訊】紅朝末世，亂象紛紛，天災人禍，怨聲載道。
中共為了在亂中營造“和諧”，推出“教改”、“醫改”和“房改”等牽動千家萬戶的所謂“三大改革”，本來就無誠意，加之國庫虛空，折騰了一陣子，贏得人民大眾的三句評語：
1) 教改讓你傾家蕩產
2) 醫改讓你不得好死
3) 房改讓你到處搬遷
面對民怨沸騰，中共鎮不住了，又祭起“依法治國”、“依法治改”的破旗以圖緩解民怨。近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人大《義務教育法》修訂座談會”，再次引起國人普遍關注。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總量不足，責任承擔主體分工不明確以及義務教育公平公正和非均衡發展問題，成為座談會三大焦點。在初步通過的修訂稿中，對社會各界最關注的教育經費語焉不詳，既沒有對國家財政義務教育投入比例、數量的硬性規定，也沒有對中央、省、縣各級政府財權和事權的劃分和確認，可以說是回避了這次修法最關鍵、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一些專家學者、教育界人士和部分知情百姓氣憤的說：“全國人大又在玩弄立法修法遊戲，如此唬弄國人，修定後的《義務教育法》豈不是白紙一張？不如不修？！
《義務教育法》於1986年制定實施，至今快20年了。沒有此法還好，一般老百姓都能自己盡義務讀得起書，自中共打起為民辦實事、盡義務的漂亮招牌推行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後，教改和醫改、房改立即成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新的三座大山，國人普遍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特別是廣大農民慘之又慘，有人形象的用“不上學等著窮，上了學立刻窮“概括農民現實的境遇。農村如此，城市的父母們過得同樣不輕松，重點學校和普遍學校存在巨大差異。據國際統計局的數字，每所重點中學每年的擇校費少則幾十萬，多則上千萬元，在一些地區，擇校費相當於一個人一年的收入，動輒幾萬元的高額擇校費壓得許多父母喘不過氣來。教育改革徹底喪失了應有的基本屬性和功能，完全走了市場化、商業化的邪路，成了富商投資的熱土，貴族子弟的天堂，而廣大窮人享受著各種名目繁多的費用沉重包袱下的“義務”教育帶來的好處，苦不堪言。東北師範大學前一段完成的一份對6省14縣17所農村初級中學進行的調查顯示，學生平均輟學率超過40%，遠高於國家制定的3%的標準。一些貧困地區的中小學校長反映：每到上級檢查時就把輟學的孩子們找回學校充數，檢查完了就放回去，我們面對殘酷的現實，還要做好表面應景文章。
筆者認為，中共黨內還是有真想搞好義務教育和教育改革的官員，因為這方面搞好畢竟對維護和鞏固惡黨統治有好處，但苦於吹牛皮，說假話，造假象，統計數據上GDP每年大幅增長，宣傳報道上經濟如何繁榮，而實際上口袋裡拿不出這麼多錢辦教育。記得1992年制定《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時，圍繞明確規定還是盡量模糊政府的教育責任，是否把教育經費指標寫入文件，教育部與財政部著實爭執了很久，最後教育部經“反覆努力”，《綱要》終於將2000年教育經費佔人均GDP的4%寫入文件，但最後這一低指標數字也沒能完成。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對13個國家義務教育投資問題的研究發現，不但在美、法、德等發達國家，而且在印度、埃及等發展中國家，來自政府的公共經費佔義務教育投入均在85-90%，在全球170多個國家實現了免費的義務教育國家中，即使人均GDP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老撾、柬埔寨、孟加拉國和尼泊爾，他們也普及了真正的義務教育，而不象中國是假義務教育。正如中國社科院提交的“中國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問題”研究報告指出了該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在於教育投入主體發生了錯位，中央政府沒有承擔應盡的責任，而地方政府卻又沒有能力承擔應盡的責任。
大多數善良的中國人民寄希望於法律渠道改變義務教育的現實，在2003年全國人大會議上，當江蘇代表團提議修訂《義務教育法》或制定《義務教育投入保障法》這一提案時，響應與聯合簽名代表達740多人，創下了聯合代表人數之最。但他們很清楚：人大是黨領導控制下的人大，人大實際上的立法權是由黨甚至是“教主”掌握的，叫你定什麼法，不定什麼法，什麼時候定，什麼時候改，什麼時候只立法不執行，什麼時候根據意志而不“依法辦事”等等，一切均由黨說了算，“人大給我舉舉手，政協給我拍拍手”就行了，所以人大把立法當遊戲是見怪不怪的事。故無法無天的中共不滅，任何“立法修法”都是“做戲”，任何“改革”都在愚民，中國就不可能走入真正民主法制的新社會。
華途
20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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