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2日訊】我對章詒和很陌生，讀此書才知道她就是頭號右派章伯鈞的女兒，也才知道她經歷過天堂、地獄、（她曾因日記觸怒江青集團被判刑20年，實際坐牢10年）人間三重世界的感受。而她又生性不「順適」[1]，由她來記述反右前後與父輩交往的幾位歷史人物（史良、儲安平、張伯駒、康同璧、聶紺弩和羅隆基），份量自是不同。
張詒和在書的扉頁有這樣一句題詞：「獻給我的父親母親。」張詒和是很得父母寵愛而她也是深愛父母的，按說，她在這部珍貴的回憶錄中，是應該有寫父母的專章的，然而沒有，一篇也沒有。她是在寫別人的文章中寫到父母。好像是不經意的，實際上是刻意而為的史家筆法。表面看，她沒有一篇文章專寫父母，實際上卻又是篇篇文章都寫了父母。她對父母崇敬與摯愛之情溢於言表，但也不避諱父母的缺失。她以實錄見證的筆法寫人物，而又句句字字飽含血淚的感情。章伯鈞夫婦地下有知，也當欣慰的吧！
書名《往事並不如煙》顯然是與「往事如煙」唱反調，有拒絕遺忘的對抗意味在。錢理群寫過一本書，書名就叫《拒絕遺忘》。為什麼要拒絕遺忘？因為中華民族是個善於遺忘的民族，所以老是步履蹣跚，進展緩慢，有所謂「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幫假大空」之說。現在也還有些人在「向前看」的名義下，公開鼓吹遺忘，這也是文革博物館遲遲建立不起來的原因。歷史是不應該忘記的，民族的苦難不應該忘記，個人的苦難也不應該忘記，從某種意義上說，個人的苦難更見根本。林賢治有一句話說得很好，「人類的真理說到底是個人的真理」。[1]也因此，那些在歷史的黑夜裏受苦受難的冤魂特別值得記憶。
讀罷此書，有三點感受揮之不去。其一，是覺得今日中國需要右派，右派多多益善。我說的是真右派，不是假右派。1957年共劃了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分子，[2]其實真右派並不多。我說的真右派，是指那些真正有些獨立思想，真正看到了新政權一些體制上的蔽端，想盡知識份子之責，以言幹政的人。張詒和寫的幾個人中，除史良是左派，康同壁是貴族外，其餘四人都是右派，但只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三人才夠真右派的資格，張伯駒和聶紺弩也還不夠格。為什麼說張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是真右派？儲安平批評的「黨天下」，章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員會」，今天看來，都是頗具眼光，能擊中要害的。是左派不敢想，中間派不敢說的地地道道的右派言論。把他們劃為右派，並不冤枉。但「章羅聯盟」純屬子虛烏有。張詒和寫得很清楚，民盟是由三黨三派組成，章伯鈞、羅隆基各有自己的小宗派，二人政見也不同，常常是見面就吵架，這是周恩來、毛澤東都清楚的，反右期間，更無往來，何來「章羅聯盟」？剛直的羅隆基氣不過，但也只能沖著章伯鈞大發脾氣：「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後，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說罷，「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拋在父親的面前，拂袖而去。」但脾氣再大也沒有用，「章羅聯盟」的帽子還得穩穩的載上，這是政治需要。就像兩年後強加給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一樣，是否是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需要。「章羅聯盟」不存在，不等於章羅的右派言論不存在。特別是儲安平的「黨天下」是直接以文章形式《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公開提出的，當時，誰敢向毛澤東提意見！實屬膽大妄為的右派言論無疑。問題是這些膽大妄為的右派言論並不是胡編亂造，而是有理有據的公開的大會發言，是實話實說的苦口良藥。即便說錯了，也是一個公民應該享有並得到憲法承認的最基本的言論自由的權利。這種言論自由的權利，不是誰賜與的，想給就給，想收回就收回；也不是法律賦予的，它先於法律，它是人生而自有的，是天賦的，它可以被強權剝奪，但有罪的決不是言論者，而是強權。這叫侵犯人權罪。言論自由，是人權的第一要義。魯迅說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也是講人的基本權利，但生存和溫飽，動物也需要，只有第三項「發展權」才是動物所沒有的，也才真正把動物權和人權區別開來。什麼是「發展權」？言論自由是最重要的發展權。沒有言論自由，不要說絕難發展，就連生存和溫飽也會受到威脅。只要想想「三年困難時期」就知道，如果那時有言論自由，人人能說真話，會餓死三千多萬人嗎？當然，這種人權觀念是從西方來的，不是本土固有的。本土固有的，只有血淋淋的文字獄和言論罪，是君權第一，而不是人權第一。但難道這種先進的文化觀念，就註定西方人才配享有，中國人就不配享有嗎？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人權不能分割的道理。對別人的人權受到侵害，你無動於衷，說不定某一天苦果會落到自己的頭上。羅隆基與彭德懷是連襟，羅因言論罪成了右派，被打下十八層地獄，有人問彭德懷的感想和看法，彭說：「應該、應該。」兩年後，彭又因言論罪被打下十八層地獄，不尊重別人人權的苦果落到了自己的頭上。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總書記鄧小平，官也夠大的了，為什麼主席一聲令下，就乖乖倒下？不也是被封住了嘴吧沒有還手之力嗎？劉少奇的最後一招是搬出憲法，但沒有用，毛澤東說了算，人治大於法治。毛澤東說，「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這話說得不錯。錯在對左中右作出的價值判斷，錯在左中右的劃分標准是自我立法，自我劃線。左就一定好？康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左派，可現在誰說康生好？右就一定不好？顧准被兩次劃為右派，現在誰不說顧准好？倒是中國最後一個貴族康同璧對右派的認識比許多人高明，她在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正緊，右派聲名狼藉的時候，敢於說：「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她不僅公開宴請大右派張伯鈞、羅隆基吃飯，還敢把從成都看守所潛逃回北京的張伯鈞的女兒張詒和藏要自己的家裏。張詒和對右派更是充滿感情，這不僅是因她深愛著的父母都是右派，還因她在與羅隆基、儲安平、聶紺弩、張伯鈞等大右派的接觸中，感受到的真才實學和為人的可敬可愛。全國五十五萬右派中，據說只有五人未獲平反，其中就有張詒和寫到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為什麼五十五萬都平了反，而要獨獨留下五人？據說是以示反右並沒有搞錯，只是擴大化了而已。但我是寧願相信張詒和書中所寫，而不相信官方媒體傳來的資訊，這也是我幾十年老是受騙引來的一點教訓。民盟中央在1985年和1988年，分別舉辦了章羅九十周年誕辰紀念活動，章羅被公認為「著名的愛國主義戰士和傑出的社會活動家「這大概可看作棺蓋論定。會上，有沙千里的真誠懺悔，他說；「我以前，一向看不慣羅隆基，所以反右時很積極，‘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認識到羅隆基在大節上，始終是沒有錯的，為此，我一直愧疚。」在反右的積極分子中，有沙千里這種懺悔心情的，還不是很多很難找。沙千里晚年扳依佛教，是老一輩人中，覺醒較早的少數幾位佼佼者之一。也許最讓他倆鹹到慰藉的是《大英百科全書》收入了他倆的詞條，以未獲改正的右派身份，被歷史承認與記載。實在說來，中國的這些所謂右派，不就是有一點獨立精神，敢講一點真話麼，中國實在太需要這種人了！這種人永遠不嫌其多，只嫌其少。可憐這種太少的人也全都在強權高壓下繳械投降了。這究竟是知識份子的悲哀，還是時代的悲哀？有人在反右時問毛澤東，魯迅如果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直言不諱：「要麼他識大體，默不作聲；要麼被關牢裏繼續寫他的。」[2]這就是魯迅還活著的下場。毛澤東太瞭解魯迅了，魯迅的個人性太強，是不會改變與權力抗爭的本性的。毛澤東也太瞭解自己了，自己的秦始皇加馬克思的絕對權威是不容挑戰的。而且知識份子在毛澤東眼裏，只是工具，是可以改造利用的工具，工具可用則用，不可用就扔掉，或更換新的，所以有劉少奇「馴服工具論「應時而出。只是劉少奇自己未能做到完全「馴服」，終於也未能逃脫被扔掉的命運。但人畢竟不是工具，把人當為工具的野蠻時代遲早會成為過去，人之為人的文明時代遲早會到來，但前提是：要有人的普遍覺醒。
我讀此書的第二點感受受是：批鬥文化太扭曲人性。我看過沙葉新寫的《表態文化》和《檢討文化》，確是寫得好。{3}他還想寫《宣傳文化》和《獻媚文化》。可惜我尚未讀到。但他似乎忽略了《批鬥文化》，其實《批鬥文化》才是最要命的。表態、檢討、宣傳、獻媚都是《批鬥文化》逼出來的，前者是果，後者是因。《批鬥文化》絕對是中國的特產。有人說史達林就搞過，王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是從蘇聯學來的。不錯，蘇聯是搞過，但中國「拿來」後，有創造，有發展，加進了自己的東西，成了地道的中國貨。蘇聯搞過大鳴大放以引蛇出洞嗎？蘇聯搞過「早請示、晚彙報」的造神運動嗎？蘇聯搞過「四大」（大字報、大批判、大串連、大辯論）嗎？「四大」有了紅衛兵參與，把批鬥文化發展到登峰造極。批鬥比嚴刑逼供厲害，嚴刑逼供是肉體的折磨，批鬥除了肉體的折磨外，還有心靈有折磨。讓你在大眾面前受辱、自汙，把你搞臭，成為過街老鼠，讓你活著，卻令你生不如死。而且這批鬥的效果是雙向的，既是懲治被批鬥者，是也教育批鬥和圍觀者，今天的批鬥者和圍觀者，明天也極可能成為被批鬥者，讓你互相撕咬，互相提防，藉以比賽誰最忠，誰最左，誰最革命。以假大空為榮，以真善美為恥，人性被扭曲得不成樣子。有人早就說過，這是最可怕的政治腐敗。這種政治腐敗的特點，就是人人假大空，不說真話。這是一種全民腐敗，無論批鬥者和被批鬥者，都是一次靈魂虐殺。沙葉新有一段話講到「檢討文化」對心靈的傷害，說它「是精神的酷刑、靈魂的暗殺、思想的強姦、人格的蹂躪，它剝奪了你的尊嚴，妖魔了你的心靈，讓你自虐、讓你自汙，讓你自慚形穢，讓你自甘羞辱，讓你精神自焚，讓你靈魂自縊，讓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讓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讓你覺得你是世界上最最醜陋、最最卑下、最最錯誤、最最必需改造的人！」[5]這段痛快淋漓的話，雖還不足以完全說明批鬥雙方造成的靈魂傷害，但對被批鬥者一方來說，是說得很到位、很精闢的。在這種群眾鬥群眾的氛圍下，沒有不投降的，羅隆基是硬漢子，開始拒不承認「章羅聯盟」，也拒絕自己是右派，還敢指天發誓：「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這當然是真話，羅隆基要反黨，他怎麼會老蔣請他當部長他不當，而要千里迢迢跑到共產黨這邊當部長（羅是森林工業部的部長）？他不過是想在共產黨的地盤上保留一點獨立性而已。而這，恰恰犯了毛澤東的大忌。大家當然是聽毛澤東的，毛說有個「章羅聯盟」，就一定搞出一個「章羅聯盟」才肯甘休，「七鬥八鬥」，從盛夏鬥到嚴冬，使心力交瘁、氣血兩空的羅隆基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把「章羅聯盟」的帽子規規矩矩地載在了自己頭上。
在這場馬拉松式的批鬥中，有兩位女將不能不提。一位是史良，一位是浦熙修。史良是七君子之一，是反國民黨獨裁專制的女中毫傑。在私人關係上，她追求過羅隆基，與章伯鈞的私交甚篤，且往來密切。她把章伯鈞在反右初期在她家給她說的私房話（說「胡風、儲安平要成為歷史人物」，說「盧郁文是小丑」，「而歷史人物是要幾百年才有定評」）在大會上和盤兜出，並且質問章伯鈞：你是《光明日報》的社長，應該知道儲安平背後的大人物是誰，並點名要他交代和儲的關係。無疑，史良在關健時刻出賣了朋友，反右鬥爭的缺口被她從內部炸開，為反右運動立了頭功。這是很需要一些勇氣的。另一位女將浦熙修，是與羅隆基同居十年的密友。她揭發羅隆基的題目是：《披著羊皮的狼》，從生活問題入手，上綱上線，把羅隆基說得一無是處，臭不可聞。羅隆基多年後，還不無傷感受地對人說：「你們可知道，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第之語，也當著政治言論，拿到大會去揭發，是條條致命呀！難怪孔老夫子要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浦熙修因為有毛澤東點名，還是被劃成了右派；又因她揭發有功，得到了從寬處理的優待。
錢理群曾提出做人的三條底線：第一條，要說真話，不說假話；第二條，實在不能說真話，就保持沈默；第三，保持沈默也不能，不可出賣朋友。劉曉波不同意錢理群的觀點，批評錢理群在說真話的立場上，一退再退。主張做人的底線就是一條：說真話。我覺得二人在主張說真話這一點上，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只不過劉曉波把做人的底線訂得高一些，錢理群把做人的底線訂得低一些。在相對寬鬆的條件下，以採用劉曉波的標準為是；在人文環境絕對惡劣的條件下，錢理群的標準無疑更符合實際。以此衡量史良和清熙修，她們確是違背了做人的最低標準的底線的。這也是批鬥文化造成的人性扭曲的典型例子，我讀此書的第三個感受是：我看到了一群有些人樣的政治賤民。西方基督教文化講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無論總統或平民，在上帝面前一律是兄弟姊妹。中國不同，中國文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過去有「九儒十丐」之說，反右以後，把右派和地富反壞連在一起，再加上出身不好的，都是典型的政治賤民，是備受歧視的。右派因為都是知識份子，情況更複雜一些，有戴帽的，有不戴帽的，還有坐牢的，一般都活得艱難、很窩囊，活得有人樣的極少。張詒和寫的這群右派有些例外，也許他們是大右派的緣故，政治上把他們徹底擊敗後，生活上是給予了一些優待的。章伯鈞從行政三級降到七級，仍然出入有車，羅隆基從行政四級降到九級，專車沒有了，還大發騷。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幾千萬人，他們卻每天早上仍能吃到牛奶雞蛋。這就是說，他們政治上是人下人，生知上仍是人上人。又因他們都在海外學有專長，西方那套民主政治深入骨髓，雖然在政治上繳械投降了，但在思想上並未繳械投降。他們本來只是新政權的客人，而不是主人，現在客人也當不成了，本來還可以選擇當奴隸或奴才。但當奴才，他們不願意；當奴隸麼，主人又不給工作。這樣他們實際上就主人、客人、奴隸、奴才都做不成，成了社會十足的多餘人。處於人不人、鬼不鬼的尷尬境地。過去的親朋好友，一個個離得遠遠的，連右派們也互不理睬。首先起來打破這種沉悶空氣的是羅隆基，他也不避嫌，偏要去章伯鈞家，他去章家路並不遠，自己坐車去就行，可他偏要打電話到政協，叫政協派車，政協也就果然給他派了車。接著，章伯鈞結交了新朋友——康同璧母女，[3]並以康章兩家為據點，主動與一批右派朋友（如儲安平、黃紹宏、黃琪翔、張伯駒、陳銘樞、章乃器、鄧季惺、趙君邁等）往來，一次聚會，章乃器西裝革履，章詒和覺得奇怪，便問：「章伯伯怎麼今天像個首長的樣子？」章乃器回答：「我這是人的樣子！」這種要顯示「人的樣子」的感情，對這些大右派來說，太強烈了。一次，羅隆基新結識一位女友，其兄是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得知妹妹與羅隆基過從甚密，勃然大怒，喝令妹妹與大右派斷絕關係。這在一般政治賤民，也就忍氣吞聲，算了。可羅隆基不，他不能容忍這種侮辱，特從政協叫了車，找到了副院長，鄭重相告：「今日以前，我與令妹不過是朋友；此刻，我與她在戀愛；將來，我與她是夫妻——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無人可以剝奪我的權利。」說罷，不等副院長開口，即轉身而去。
羅隆基是留美的法學博士，公民意識特強，「什麼是叫共和國公民，他毛公知不知道！」這也是他當了右派後與朋友聊天時說的話，夠囂張的了，其實也不過是這些大右派們在被剝奪了人的權利後，要顯示人的尊嚴的一點最後抗爭而已。等到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來臨後，這些大右派們要爭人的基本尊嚴的一切努力就通通失敗。羅隆基還算幸運的，死于文革前夕，是心臟病發著，死在自家的床上。死時身邊無親無友、無妻無子。實際上是孤苦零仃，悒鬱而死。儲安平、黃紹宏就沒有這樣幸運，是吃夠了文革的苦後，自我了結的，儲安平連屍體也尋不著。章伯鈞的結局也好不到那裏去。無寧說更淒慘，紅衛兵抄家時，把他一生收藏都抄走了，他想把自己寫的一本詩集保存下來，自己的家是不行的了，便想讓女兒帶到正借宿的康家暫時藏一藏，誰知又被早成驚弓之鳥的康同璧的女兒羅儀鳳發現，非叫拿走不可。章伯鈞知道實情後，長歎一聲，「燒了吧，保命要緊。」章詒和講她燒詩時的心情：「看著它變成灰燼，眼淚順著臉頰流淌。耗子還會打洞藏食呢，我恨自己連個耗子都不如。」一年以後，章伯鈞死于病。怎麼死的？「終極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親人在內都難以理解的心靈創痛，精神孤獨，以及恥辱、疲憊、消沉，這使得他決意告別這個已是一無所求的紛鰵世界。生命之于父親，真是一個過於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滿了痛苦與悲憤，走了。」
另外兩名大右派——張伯駒和聶紺弩倒是遨過了文革，在新時期有過短暫的輝煌，可惜年事已高，已是夕陽黃昏，力不從心了。張伯駒是有名的民國「四公子」[6]，是著名畫家，又是中國第一收藏家。他收藏的都是價值連城的天下絕品，全部無償地捐獻給了國家。他被劃為右派後，同章伯鈞有一次談話，足見他平和的寵辱不驚的心態。他說：「章部長，右派帽子對你可能是要緊的，因為你以政治為業；這頂帽子對我並不怎麼要緊，我是個散淡的人，生活是琴棋書畫。用我，我是這樣。不用我，我也是這樣。」章伯多逝世，女兒正坐牢，相親相關相近相厚的人，全都有躲得遠遠的，而交往不久也不深的張伯駒夫婦卻成了登門吊慰死者和生者的第一人。張伯鈞對章詒和母親說：「伯鈞先生不以榮辱待己，不以成敗論人。自己本已不幸，卻為他人之不幸所慟，是個大丈夫。」這個評價，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完全適合。
聶紺弩是詩人。論革命資歷比這些大右派都高，論個人遭遇卻比這些大右派更淒涼。他1955年因「胡風問題」被撤職處分，1958年補劃為右派，文革中，又因痛駡林彪被判終身監禁。林彪倒臺後五年，以莫明其妙的「軍警特」身份獲釋。獲釋後始知女兒女婿自殺，對老妻又心生疑竇，心情自然好不起來。他多次對人說：「還是監獄好。」可見對社會、對家庭，他都失去了信心。這時支撐他活下去的唯一光亮，是詩。這反倒促成了他詩創作的一個高峰期的到來。他的詩（舊體詩），正如張詒和說：「形類打油，旨同莊騷，人稱聶體，是異端詩的高峰。」我看，恐怕也是中國寫舊體詩寫得最好的最後一個人。他有一首贈李健生（章伯鈞夫人）的詩是這樣寫的；
麼女歸才美，
閑官罷更清。
中年多隱痛，
垂老淡虛名。
無預北京市，
甯非李健生。
灑杯當響碰，
天馬要空行。
四聯全用對仗，語言口語化，又字字句句都說到李健生的心坎上，敲打著她的心靈。又有一種看透人生的莊騷味。非大手筆不易做到。再看一首他自韙《八十》的七律詩：
子曰學而時習之，
至今七十幾年時。
南洋群島波翻筆，
北大荒原雪壓詩。
猶是太公垂釣日，
早非亞子獻章時。
平生自省無他短，
短在庸凡老始知。
這首詩的詩眼，在頸聯五六兩句，把自己異端思想表露無遺。
他的這些詩，後來都收入詩集《散宜生詩》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有人問他為啥找胡喬木寫序時，他勃然大怒：「媽的個比，我的書本來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壞了！」這是怎麼回事？是胡喬木的序寫得不好嗎？肯定不是，胡喬木對他的詩評價很高。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有類似的經歷，也許能解釋聶紺弩的這種複雜心情。找一個自己並不喜歡的人為自己的書寫序，這種事確是有的。多半是受好心人聳恿，為了便於出版、發行，或別的什麼原因。總之，是不能免俗，聶紺弩違心地同意胡喬木寫序，而內心又總感到彆扭，畢竟胡喬木與他是不同道的兩路人，他沒有必要去高攀，別人會怎樣看他姑且不說，自己也覺得是對人格的一種貶損。所以，當有人擔起這事時，就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經，他暴怒罵娘了。
聶紺弩在獄中，讀《資本論》讀了十七遍，章詒和問他讀後的感想，他說：「最大的感想就是懷疑理想。」這跟顧准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認識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說，一些人是因思考而受難，那麼，顧准、聶弩紺就是因受難而思考。只不過，顧准是用邏輯思維思考，聶紺弩是用形象思維思考。
全國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分子，在強權高壓下，全部繳械投降，這並不可恥。這正如戰場上的士兵一樣，仗實在不能打了，選擇投降是不應受到責備的。要緊的是勝利一方，不能任意虐待或侮辱俘虜；失敗一方，也要有人格的尊嚴，守住內在的自由，不泯滅良知良能。應該說，張詒和寫的這幾拉右派，都是守住了這個底線的。他們被剝奪了人的權利，但名義上仍然是公民；他們沒有了個人的聲音，但仍有個人的思想；他們倒下了，但並未完全扒下；他們是寧願作奴隸，也不願作奴才；他們在苦難中，卻牽掛著比自己更苦難的人；他們是魯迅所說的「非人」，但仍保有可貴的靈魂。所以我把他們看為有人樣的政治賤民。這與其說是貶稱，不如說是尊重。因為我看到一些人淪為右派甚至被平反後，就再也找不回人的原樣了。右派中，有先知先覺的，有後知後覺的，有半醒狀態的，還有始終未醒的。顧准當然是最深刻的先知先覺，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也應該屬於先知先覺之列。聶紺弩就是這樣認定的，他對張詒和說：「你的父親是先知先覺，你的母親是大慈大悲，你應該為父母感到自豪。」後知後覺的自然更多，聶紺弩是突出者之一，煦我看，舒蕪也該列入棱中，他雖然有負于胡風，有不光彩的過去，但他走了一圈後，終又回到了「五四」的起點，有「入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感覺，這就很不錯。
(1/10/2006)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