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2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石山採訪報導)廣東省近來連續發生因土地買賣引起官民糾紛。外國媒體報導說，當地頻繁的衝突和糾紛，已經影響到外商對這個中國最發達省份的投資意願。請聽記者石山邀請現居加拿大，曾在中國處理商務糾紛案件的郭國汀律師和美國費城爵碩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討論近來多起中國警方鎮壓民眾抗議的事件對外商投資的影響。
記者：廣東是中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省內最近出現了好多起官民糾紛，主要是跟土地有關的。《華爾街日報》登了一篇文章，說有些外商，主要是指台商和港商，有很多擔心，像類似的官民糾紛，包括土地和其他方面的糾紛，是不是對投資者有很不利的影響？能不能請謝教授先談一下。
謝田：這個影響是肯定的。投資者、大公司的都會非常緊密的關注和仔細的觀察，準備投資某一國家之前，他會做詳細的市場調查、市場研究，這種官民糾紛是屬於政治風險之類的，它在風險評估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記者：郭國汀先生，我知道您在中國跟很多外商打過交道，在您打交道的時候，外商有沒有類似的這種擔心，就說法律、政策、糾紛，對他們的投資會產生不利的影響，他們有這樣的擔心嗎？
郭國汀：這方面的擔心是肯定的。特別是外商投資企業對中國的法治環境是非常重視的，一方對比如說朝令夕改這種情況，或者對於這個當局不遵守法律的這種情況，這是他們最擔心的一塊，像土地交易過程中產生的政治風險，這個是外商同樣是很重視的。
像廣東省最近連續發生幾起重大土地，產生的官民糾紛，實際上就是一種地方官員，貪官污吏跟商人勾結起來，侵吞了大量的土地交易金額，這種情況下實際上等於當地的法治環境和政治風險都是非常大的。外商的投資肯定是要大受影響。
記者：如果我是外商，如果當地政府官員能夠給我便宜的土地那不是更好嗎？為什麼他們會把這個當成一個很大的風險呢？
郭國汀：外商不是只一家，而是指比如說我這個當地有一千家的外商，並不是所有外商都能夠跟當地政府有這麼好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就變成哪個外商最能夠跟當地政府有關係，或者是能夠行賄，或者能幹這種違法亂治的事情，他們能得到好處，但是大部分外商是得不到好處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實際上不是一個我們的正常意義上理解的所謂的市場經濟，就變成這種風險非常大。
記者：謝教授對於一個外商投資者來說，他是怎麼評估風險的？
謝田：這風險有幾種，比方首先在市場會有風險，是屬於一般商業型的，這有它商業預期上的風險。在政治上的風險，他一般經常是會雇用這些政治風險方面的專家，國際問題專家和法律問題專家來研究。這個風險在實際上有更大的一部分，對經商的人來說是更難以預測的，並且不是他們特別懂的，這點對很多公司來說已經是個非常擔心的事情。看整個政治風險和看整個政治體系，看它政治體系上有沒有問題。
你剛才舉的例子說，這個官員可能給一個外商優惠，那其他外商會怎麼覺得？還有那個得了優惠的外商，如果那個官員下台或調走了，下一個官員進來的時候，他可能又要失去，因為他如果不是通過制度得到的優惠，而是通過人際關係得到的，那基於人走，這個優惠可能就會失去。
記者：我有一個問題，中國近十幾年的改革類似的糾紛其實很多官民糾紛，包括土地、其他的財產甚至拆遷，那為什麼外商投資反而是越來越多，我們看到的數據好像是特別多呢？
謝田：這個有幾個原因，一個是西方人從上百年來，幾百年來，一直對中國市場有著很濃厚的興趣，他們還有一個想法：其他公司去，我不去的話，在中國市場沒有一個立腳之地，可能會失去最大的機會。
現在越來越多人已看出來，在中國要有盈利的公司很少，但是他們不願意撤出來，有的一旦撤出來，他們在本國的股票市場上，股票下降造成的損失，比他在中國投資的損失還要大。當然我們不否認，在中國有些的部門，還是發展很快的，就像以外貿出口為導向的那些企業。
記者：郭先生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郭國汀：到現在為止，中國談不上法治，也談不上有司法公正。像外商投資企業，如果跟中國企業發生糾紛，起訴到法院或者去仲裁，它的結果是90％以上的外商都要敗訴。我自己當了21年律師，也代理過這麼多社會案子，紙面上的勝訴案子應該說還不少，問題是真正實質上的勝訴，幾乎等於零。
謝田：其實越來越多西方企業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我前兩個月，參加諮詢公司辦的會議，在世界上最大的諮詢公司只有四、五家，它們以前的做法都是勸公司去中國投資；而現在它們開始研究“撤退戰略”，開始給他客戶提供如何從中國撤退，保全身而退，儘量不要在中國丟太多錢而能撤出來，從這個角度在給客戶諮詢。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