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采访报导)广东省近来连续发生因土地买卖引起官民纠纷。外国媒体报导说，当地频繁的冲突和纠纷，已经影响到外商对这个中国最发达省份的投资意愿。请听记者石山邀请现居加拿大，曾在中国处理商务纠纷案件的郭国汀律师和美国费城爵硕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讨论近来多起中国警方镇压民众抗议的事件对外商投资的影响。
记者：广东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省内最近出现了好多起官民纠纷，主要是跟土地有关的。《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文章，说有些外商，主要是指台商和港商，有很多担心，像类似的官民纠纷，包括土地和其他方面的纠纷，是不是对投资者有很不利的影响？能不能请谢教授先谈一下。
谢田：这个影响是肯定的。投资者、大公司的都会非常紧密的关注和仔细的观察，准备投资某一国家之前，他会做详细的市场调查、市场研究，这种官民纠纷是属于政治风险之类的，它在风险评估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记者：郭国汀先生，我知道您在中国跟很多外商打过交道，在您打交道的时候，外商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担心，就说法律、政策、纠纷，对他们的投资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们有这样的担心吗？
郭国汀：这方面的担心是肯定的。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的法治环境是非常重视的，一方对比如说朝令夕改这种情况，或者对于这个当局不遵守法律的这种情况，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一块，像土地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政治风险，这个是外商同样是很重视的。
像广东省最近连续发生几起重大土地，产生的官民纠纷，实际上就是一种地方官员，贪官污吏跟商人勾结起来，侵吞了大量的土地交易金额，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等于当地的法治环境和政治风险都是非常大的。外商的投资肯定是要大受影响。
记者：如果我是外商，如果当地政府官员能够给我便宜的土地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风险呢？
郭国汀：外商不是只一家，而是指比如说我这个当地有一千家的外商，并不是所有外商都能够跟当地政府有这么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哪个外商最能够跟当地政府有关系，或者是能够行贿，或者能干这种违法乱治的事情，他们能得到好处，但是大部分外商是得不到好处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不是一个我们的正常意义上理解的所谓的市场经济，就变成这种风险非常大。
记者：谢教授对于一个外商投资者来说，他是怎么评估风险的？
谢田：这风险有几种，比方首先在市场会有风险，是属于一般商业型的，这有它商业预期上的风险。在政治上的风险，他一般经常是会雇用这些政治风险方面的专家，国际问题专家和法律问题专家来研究。这个风险在实际上有更大的一部分，对经商的人来说是更难以预测的，并且不是他们特别懂的，这点对很多公司来说已经是个非常担心的事情。看整个政治风险和看整个政治体系，看它政治体系上有没有问题。
你刚才举的例子说，这个官员可能给一个外商优惠，那其他外商会怎么觉得？还有那个得了优惠的外商，如果那个官员下台或调走了，下一个官员进来的时候，他可能又要失去，因为他如果不是通过制度得到的优惠，而是通过人际关系得到的，那基于人走，这个优惠可能就会失去。
记者：我有一个问题，中国近十几年的改革类似的纠纷其实很多官民纠纷，包括土地、其他的财产甚至拆迁，那为什么外商投资反而是越来越多，我们看到的数据好像是特别多呢？
谢田：这个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西方人从上百年来，几百年来，一直对中国市场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他们还有一个想法：其他公司去，我不去的话，在中国市场没有一个立脚之地，可能会失去最大的机会。
现在越来越多人已看出来，在中国要有盈利的公司很少，但是他们不愿意撤出来，有的一旦撤出来，他们在本国的股票市场上，股票下降造成的损失，比他在中国投资的损失还要大。当然我们不否认，在中国有些的部门，还是发展很快的，就像以外贸出口为导向的那些企业。
记者：郭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国汀：到现在为止，中国谈不上法治，也谈不上有司法公正。像外商投资企业，如果跟中国企业发生纠纷，起诉到法院或者去仲裁，它的结果是90％以上的外商都要败诉。我自己当了21年律师，也代理过这么多社会案子，纸面上的胜诉案子应该说还不少，问题是真正实质上的胜诉，几乎等于零。
谢田：其实越来越多西方企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前两个月，参加咨询公司办的会议，在世界上最大的咨询公司只有四、五家，它们以前的做法都是劝公司去中国投资；而现在它们开始研究“撤退战略”，开始给他客户提供如何从中国撤退，保全身而退，尽量不要在中国丢太多钱而能撤出来，从这个角度在给客户咨询。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