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管制

武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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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23日訊】【導語:《天涯》、《世紀中國》等網站在新一輪整治運動中被扼殺之際,因創辦《思想的境界》網站而聞名的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李永剛教授發表了《中國網絡審查》研究報告。】

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李永剛教授以創辦《思想的境界》網站而聞名,該網站主要討論學術思想與一些熱門的學術話題﹐很受知識分子的歡迎,但於2000年10月14日被迫關閉。(李永剛:《未完成的任務:寫在思想的境界關站之後》,《二十一世紀》2001年第一期)多年來,李永剛一直在關注互聯網,最近完成了一個研究報告《中國網絡審查》。與此前後又有香港大學馮廣超《長城在我家門口—-香港網站被內地禁封情況調查》(《二十一世紀》2006年六月號),胡化《不留一個透氣孔?》(《明報月刊》2006年九月號)以及何清漣《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發表或出版,一時間中國大陸互聯網管制竟成了熱門話題。本文主要介紹和評論李永剛先生研究成果,本文之觀點由本文作者負責,與李永剛先生無關。

一,中國目前互聯網的現狀及中國當局的管制

現有中國網民,今年已經達到一億二千萬人,佔總人口不足百分之十,可見發展空間仍大;網站數量:截至今年六月止是七十八萬八千四百多個;網民年齡:三十歲以下佔六成,或二十四以下的青年人佔一半;網民文化:高中、中專及以下佔七成;職業:學生佔三成六;行為:閱讀信息、網絡遊戲、網絡交流與交往、收寄電子郵件,從事商業活動等;上網地點:除家庭和工作場外,網吧佔二成九,學校佔近一成九,所以目前監控重點在網吧和學校。

2002年哈佛大學一個研究中心對二十多萬個網站的調查顯示,有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一個網站是對中國網民封鎖的,十分之一內容被政府過濾;現在的情況,只能比以前更為嚴重。因從事互聯網活被監禁的中國人,2001年及以前只有綦彥臣等四個,到2006年有陶東海、趙巖、鄭貽春、張林、許萬平、任自元、李元龍、昝愛宗等六十二個,居全世界前列。

到2006年七月止,全國人大、中共中央宣傳部、公安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信息產業部、文化部、新聞出版署和廣播電視電影總局等十四部門先後出臺了五十多部有關互聯網的法律、法規,成了全世界有關這方面法律、法規最多的國家。在記者無疆界協會二OO五年全球一百六十七個國家新聞自由度排行榜上,中國列第一百五十九位,其後是尼泊爾、古巴、利比亞、緬甸、伊朗、土庫曼、艾特利亞和朝鮮。胡錦濤則被該組織連續三年評為全球最大新聞殺手之一。

2006年四月份,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直屬的千龍網等十四家網站發起了《文明辦網倡議書》,它們在自查自糾中,刪去了不健康文字、圖片二百萬條,關閉不良論壇六百多個,收到網民舉報一萬多件,警告用戶一百多名。這些網站本來就處在高度自律中,但在自查自糾中依然可以取得如此巨大成績;這一說明中國互聯網活躍程度,二說明中國互聯網管理難度。某網站催用一百多人自我監控信息,每天刪的文字量是百分三十,圖片量為百分二十。這說明管理十分嚴厲,但也說明有很多人在做讓管理者不喜歡的事情。

2006年六月二十四日廣東省公安廳稱本年度將重點打擊境內外插手內地維權問題。作為控制手段之一,深圳警方要求在網吧安裝視屏監控器材,直接由警方監察什麼人瀏覽不良網站和發佈不良信息。深圳市還在2006年一月一日率先推出「網上警察」,公開在網上巡邏;五月十六日公安部決定在全國推廣深圳市做法。「網上警察」是安裝在網上的兩個動畫人物:「警警」和「察察」,它們像幽靈一樣隨著用戶遊動,功能之一是對用戶造成心理威懾;之二是實際連接,一旦發現「不良行為」,便啟動舉報系統,立刻現身執法。

2006年六月二十九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言人說中國整治互聯網重點是博客、搜索引擎,因為中國當前有三千萬到六千萬人在網上書寫網上日誌,非常活躍。信息產業部長王旭東說:今後要加強技術能力研究,要為加強互聯網管理的保障而加大投入。

2006年中國已經全部實現過濾顛覆性、敏感性內容,古狗、啞虎、為軟以及中國本土搜索引擎,都已經不會有負面消息出現了。六月份又開始新一輪大規模整治運動,以論壇活躍聞名的《天涯》網、《世紀中國》網等分別在七月份內被關閉。古狗在2006年一月推出Google.cn,任何違背中國政府的內容都被過濾。在Google』s搜索「六四」時,有二百六十七萬條信息;但在Google.cn搜索時只有一萬O二百條,可見被過濾幅度非常之大。Google.cn還有一個說明:「符合當地法律規定,本搜索結果已過濾部份內容。」這是古狗在中國的獨特做法。「雅虎中國」更被指幫助中國當局調查網上異見人士,導致師濤、李志被捕判刑。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於今年六月份在新浪等兩個網站上註冊了自己的博客,並在上面做測試中國輿論底線的有趣試驗。他先寫趙巖被抓的事,貼上去了;再寫「問胡總書記為什麼不推動政治改革」,也貼出去了;他接著寫六四事件,又貼出去了;於是他在《紐約時報》宣佈說:中國政府已經控制不了互聯網,已經管不了。可惜他說了這話之後,他的博客就被取消了。

有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等參與的「開放網絡促進會」在2005年四月發表的一個研究報告稱,中國網絡過濾系統是全世界最發達的、範圍廣、手法細緻、效果顯著。整個制度包括多層次的法律限制和技術控制,牽扯到眾多的國家機構,以及成千上萬的政府職員和企業員工。

二,「垃圾桶模型」與專項打擊

西方研究公共政策常用的「垃圾桶模型」也可以用來分析中國網絡管制的演變過程。中國政府管制互聯網的過程也是其政策學習的過程;因為這是一個嶄新的技術,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或當時五六十歲的管理者的第一個感覺:這是什麼?其次是新鮮;再後是恐懼;最後成立監察部門來管制它。

從無知到知,從知少到知多,所以決策模式非常混亂。互聯網到底應看重它的科技功能、商業效用呢,還是把它當看作犯罪工具、散佈不良信息挑戰意識型態?不同的部門、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場,評價都不同,於是形成混亂的垃圾桶模式:有人往裡扔,有人往外揀。一個老人的偶然生氣,一個部門利益的偶然被觸動,都可能引發一場大的整治。

自1994年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首次通過海底光纜接通了美國大學作為科研的計算機網絡起,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階段:

1,1998年前是低度管制,或叫做救火式的消極管治。因為1997年互聯網人數才六十二萬,所以除封閉一些明顯敵對網站外,其他則是放任自流。

2,1999年進入中度管制。打擊與預防結合,監管與治理同步;想到用法律約束和預防互聯網的負面效應。1998年法輪功衝擊中南海及在互聯網上反彈,使中共當局第一次領教了異端力量利用科技的厲害。

3,2004年進入高度管治、法例細化。因為非典期間政府表現了少見的開明而引發的網民參與熱情,在非典之後依然不減;特別是出現了如廣州市孫志剛事件、哈爾濱市寶馬案等幾起大規模網絡抗議和網絡維權運動,政府因恐懼而加大了壓制民間表達的力度;趁2004年夏天第一次大規模打擊網絡色情活動之機,對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網站實行嚴厲打擊和監管。從此「專項打擊」日益橫行於互聯網領域。

當局擴大網絡監察隊伍,加強網上輿論審查。網警超過三萬人,也有人說有三十萬人;這些網警除管制政治訊息外,也顧及經濟犯罪、色情、詐騙等網絡治安。

2005年教育部規定在大學BBS實行實名註冊,以便於監管和追查在網上的言論;信息產業部設立「舉報網站」;各地政府招收的網絡評論員以普通網友身份為網絡「正確導向」,他們被稱為「互聯網政治工作者」,是拿錢的,每個帖子五毛錢;網民把網絡評論員叫做「五毛」,以示輕蔑。政府還僱請網絡監督員、網絡保安進行網絡監控,中宣部有老幹部組成的「網絡評論組」。從實名制、備案制度,到相互監視、自查自糾、行政處罰等一系列措施,實現了對人、對地點、對公司的嚴密管制。

管制總體呈現了密度漸強的趨勢,強化了心理空間控制權,阻止境外「有害」信息進入,包括外國、香港、臺灣的宗教、臺獨、藏獨、法輪功、反共的信息、小道消息,通通都不讓中國老百姓看到。同時阻止境內獨立信息流出,為安全起見一般人多在網吧裡發佈訊息,於是又開始管制網吧;內容供應商、論壇板主,都受到規範。區域之間、部門之間、系統之間的合作,使控制範圍越來越廣、越來越嚴密。

所有「敵對網站」都在廣州、北京和上海這三個國際信息入口處,根據黑名單過濾完畢,這就是所謂「防火長城」。當年曾因為封閉BBC等國外網站而引起隨布什來訪的記者們的抗議,當局則以「技術故障」搪塞,但當這些記者走後,那些網站又永久「故障」了。

2002年以後實行敏感關鍵詞過濾,據統計有一千到三千個關鍵詞被列入黑名單,如「六四」、「法輪功」、「王丹」等,在龐大的掃瞄器之下的所有網頁,如有關鍵詞出現,便會遭短暫屏蔽。甚至使用「共產黨」一詞也被認為不懷好意,於是「共產黨」和它的一切替代詞,包括倒過來寫、拚音簡寫都在黑名單中;現在只有「偉光正」是例外,得以倖免;現在網民只好用「斧頭幫」來代替「共產黨」。

「不矢口<Q麼日寸候,<a口斤言兌言侖土雲有□寸<邾{白勺言兌<苭h,於是,<a學會了<穸蒂r。後來,<a米青<堨茪懇鶪F」,這是網民用拆字法對付敏感關鍵詞過濾;最近流行的「惡搞」,實際上是網民對當局管制互聯網的一種反抗,當然也是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如「八榮八恥」在網上有幾十個版本,完全消解了當局原有的「嚴肅」意義;連毛澤東、劉胡蘭、董存瑞、電影《閃閃紅星》等都成了惡搞對像,遍及文字、圖畫、影像。這說明管制越嚴厲,失控越嚴重。

還有域名劫持,你想瀏覽A網站,結果卻去了B網站;組織駭客攻擊海外敵對網站等。除國家大規模監控外,在各地網吧還安裝公安部開發的監控軟件,如有人瀏覽或發佈敏感信息,該軟件就會發出警告或記錄在案。從控制人,尤是活躍的異見人士(約談、騷擾、跟蹤、軟禁、恐嚇、毆打、抓捕、判刑)開始控制網絡虛擬世界,控制的重點依次是信息、地址、人群。

三,中國政府在互聯網管制上的中國特色

中國政府在互聯網管制上也有強烈的中國特色:1,普遍過濾與人工抽查相結合的預審查模式。

2,標準模糊與多部門介入的暗箱作業,五十多法例中什麼叫「有害信息」、「敏感信息」、「顛覆行為」?全無標準可循。

3,程序不透明和缺乏行政糾錯手段、司法覆核缺位。中國相當多網站被關閉或刪除內容,都難以尋求復議與訴訟的途徑。誰實施處罰、違反了什麼法律、依據什麼處罰都難以明確。一些學術、法律、維權網站尤其如此。

4,嚴控、嚴打大型抗議活動,有海外景的政治行動;此時當局則不會顧及國際影響,而只會考慮政權的安全。世界各國一般只管制網上詐騙、涉及兒童的色情之類,中東也只管制宗教內容,即使像古巴、朝鮮這樣專制國家也沒有像中國這樣多層次、多手段、多途徑、分佈式的過濾和管制體系。

四,在互聯網管制中,中央、部門、地方、機構、網民所扮演角色及其行動邏輯

1,中央政府是導向控制,是主導者;在全能國家治理慣性驅動下,產生了對權力效應的高度迷戀,以為什麼都能管好;一切可以通過計劃達到斧頭幫的境界。另方面是對民間的普遍懷疑,以為不管一定會亂;把社會、市場通通都消滅,無孔不入地滲入到老百姓生活的每個細節。於是形成自稱「代表最大多數人」和根本不相信「所代表的人」的悖論。

主義國家靠意識型態的宣稱、灌輸,政績的宣傳,來維持國家穩定和政權的合法性;但這只有在封閉的狀態下,才能見效。所以就壟斷訊息、管制輿論:不讓你知道外國、外國人是什麼樣子。像朝鮮一樣,讓老百姓以為全世界都是饑荒,都在餓死人,只有自己最幸福。但開放的多元化,卻使人有了反省和獨立思考的可能;因為空話、大話太遙遠了,只有「改善我們的生活了嗎」才是實際的問題;這些來自民間的有時是隱藏、有時是噴發的壓力,理所當然地引起執政黨的焦慮。

由於不相信民眾自治能力,害怕異見力量,共產黨總懷疑敵對勢力在挑動。日常的管制壓抑了人們的言論、表達、抗爭和聚會的自由,於是互聯網就為革命狂歡、快感衝鋒提供了空間,成了民眾參與的、能使事件放大的虛擬廣場;它挑戰「穩定高於一切」的最高價值觀。互聯網超強的動員能力,例如「銅須門」、虐貓事件、反日、反美等事件所引發的「道德民兵」的「網絡暴動」,也讓當局為之憂心忡忡。

2,部門與地方是政策管制的執行者,一面在問責機制下願意與中央保持一致,傾向於嚴厲管治;一面在經濟利益引誘下也樂於厲行管治,以使尋租機會增大;因為準入限制越多,利益越豐厚;如大量出售監控器材、安裝軟硬件、處罰等,都是生財之道。中共帝國早非鐵板一塊,而更像是一個財政聯邦制。可以說,這種財政聯邦制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原因,但也可能為打破輿論一律留下許多空間。因為,部門與地方沒有最高當局「江山永固」預期和「紅旗能打多久」的焦慮,只有仕途平安的利弊平衡,求得保住烏紗、陞官發財。

3,機構包括網絡服務商、供應商是管治的協助者;在權力警告和資本施壓之下,連跨國企業也本土化;為了巨大市場的財富誘惑、擴大嬴利空間,使機構積極地投入到互聯網的管治中來。跨國企業如啞虎、古狗、微軟,最終都選擇了和中國政府合作,加入禁上自由言論、迫害記者的行列。

4,底層老百姓對政府多有怨言,但一遇到事情又都會想到他們並不相信的政府,而責問「政府為什麼不管?」這是由於在國家機器異常強大之下,民間力量異常軟弱的緣故。政治認同、政治冷漠、為了平靜生活而遠離危險,使非常龐大的沉默多數成了管治的參與者。網民高度自律、相互監視,為網絡監管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而使監管成本大大降低。例如金盾工程也就是八億美元。可見互聯網上的「萬里長城」不是建立在外部,而是建立在心中。所以,每個人都要自我反省。

五,管制互聯網之文化背景及在嚴密管制下的中國互聯網的前景

中共當局奉行的是父愛專制:這是以父母官自居,對子民不平等的先天設定;愛是當局自我邏輯定位:一切都是為了你們好,所以在「愛」的外衣下的專政就變得神聖而讓人無法拒絕。其次是革命鬥爭傳統,實際上革命鬥爭是屬於不和譜社會。共產黨總是設定「敵人無處不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一有風吹草動,它就咬定「民眾中一小撮是別有用心的,大多數人是不明真相的」。於是就把「一小撮」逮起來,然後去教育「大多數」。再次,共產黨總認為人民的頭腦是空的,他們不佔領反動派就一定去佔領。

去年發了超過三百億條短訊的四億部手機,將是當局下一個管治的目標。成千上萬的反美、反日遊行以及幾起「網絡民兵暴動」,都是通過手機發佈訊息、徵集簽名和召集隊伍;廣東發生沙士和禽流感消息也是靠手機短訊向外傳播。這些都讓當局心驚膽戰、惶惶不可終日。現在已經有人民代表提出《管制手機的草案》:對手機實行實名制,購買手機電話卡要登記個人資料,要讓使用手機的人無所遁形。

威權日見碎片化的今天中國政府,已不是原來那樣的中央集權了;國家權力已經日漸向資本集團、知識精英、意見領袖那裡流失。例如中央的宏觀調控,各地方可以不理。如今中國是中央董事會與地方經理人之間利益博奕的黨控股份無限公司,中央董事會謀求長期利益,地方經理人只要短期套現。地方、部門利益比政治意識型態更重要,例如文化部和國家版權局可以為收取卡拉OK版權費大打出手。教育部、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衛生部也插手互聯網,籍管治來分一杯羹。

在發達國家強烈示範下,滿懷時間焦慮、人口焦慮的執政黨選擇了隱定、秩序,放棄了公正、自由、民主,小康、和諧早已成了畫餅。執政精英以新三民主義說詞和改革的小恩小惠來謀求弱勢群眾合作,對人數不多、嗓門較大的知識精英、經濟精神則以福利、地位來拉攏和收買;對不肯就範的一小撮則予以排斥、打擊。

由於共產黨對輿論信息的嚴厲管治,中國這個斷裂社會已經像個沒有出氣孔的高壓鍋;但對前途卻不必太過悲觀,因為禁令的背後也反映了當局權威的疲弱,中共中央對自已的統治越來越失去信心。像地區競爭有助經濟成長一樣,媒體、網站也以打擦邊球的方式為自由表達開拓了空間。立法管制也為管理者自己行為設下法律標準,使管理者有了走上守法的可能;也為依法維權、依法抗爭,準備了有利條件。技術進步是雙刃劍,在強化管治能力的同時,也強化了突破管治的能力。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動向》2006年9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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