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7日訊】（大紀元記者Angel編譯）儘管中國和印度分別佔世界生產力成長排名第49和第50名，然而他們正面臨創新能力不足和缺乏經濟靈活度的挑戰等諸多障礙。 九月份商業週刊分析中國和印度缺乏全程物流、有效的基礎建設，以及強而有力的取締制度，使得其經濟發展未能真正具備全球化、商業化的成長規模。
隨著資訊和通訊技術的全球化和整合，企業、團體和個人取得、處理和編寫資訊的能力和速度已顯著性地提高。「知識經濟」隨之興起，開拓了長久以來工作者的教育和技能無法交易的區塊。根據1996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y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係以擁有、分配、生產和使用「知識」為重心的經濟型態。主要是運用新的技術、員工的創新、企業家的毅力與冒險精神，作為經濟發展原動力。這種「新經濟」的發展，使得以資本、設備和勞動力為核心生產要素的「工業經濟時代」，追求生產效率的成長顯得較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知識、創新成為經濟成長和品質提高的主要動力。
目前3種創新的知識經濟模式正在興起。波士頓顧問集團(India.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列舉100家新興的全球化公司，印度佔有21家，皆可看到這3種創新模式。
一個是流程的創新：將大家齊聚在同一個網路上，善用全球化經濟整合成本、才能和數量的槓桿效益。
另一個是創造小型產品和服務，便宜地賣給廣大的貧民。 例如凱文開爾(CavinKare)這家印度公司，於1990年代開始在便宜的自助小袋中販售洗髮精給鄉村的窮人。這種經營模式後來為聯合麗華(Unilever ,UL)和寶鹼公司(Procter & Gamble, PG) 所仿傚。印度電話公司是另一個創新實例。他們採用每分鐘一分錢的手機費率，每個月維持著4百到5百萬的用戶，即使是世界上最低的費率，他們仍能想方設法地維持利潤。實質上這群用戶並非正式金融體系鎖定的消費族群。 然而事實證明，只要你能廉價地販售產品或服務給這群人，仍能更大規模地開拓市場。
第3種方式是避開印度的低消費路線或中共政權惡名昭彰的網路審查制度等外部障礙，透過與當地夥伴合作和網路進行革新。
最初，成本優勢吸引著全球化公司近入新興的中國和印度市場。中國的珠江三角洲很快地變成低成本生產的集中地。印度自從1991年的經濟改革後，其廉價具技術訓練的大規模人才，使印度躍身為全球資訊服務的供應者。
今日，跨國企業開始善用印度和中國知識工作者的技能進行革新，並在這些市場建造堅強的研發能力。
然而，中國和印度卻還未能成長為具有真正全球化、商業化的經濟規模。中國可以生產精巧的商品，然而卻是仿冒的；中國仿冒品猖獗氾濫，僅就去年1年，估計就造成美國音樂、電影、軟體和製造等業者數十億美元的損失。無法保護智慧財產權，無疑扼殺了中國研發創新的能力。事實上，中國的研發能力落後於臺灣和南韓。
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在今年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經濟出現了五大難題–人口分布不平衡、貪污腐敗、法制薄弱、國企財政困難、銀行運作缺乏效率和金融發展失衡等問題，若無法有效解決，將損害中國經濟的長期成長。該委員會主席薩克斯頓甚至強調，中國經濟持續成長，但是許多問題漸漸浮現出來，長期而言會破壞經濟成長。中共當局也知道這些問題，然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進行重大的政治改革，勢必威脅到中共的政治體制。
印度公司在整個產品線尚未提出重大的創新。此外，它的基礎建設薄弱，許多人教育水準低下，而且勞工缺乏靈活性。有些企業針對這些弱點，擬定替代策略和經營模式，例如運用科技和通訊網路建造虛擬，相互連接的創新生態系統克服這些障礙。網路能連接多種創新的資源，包括企業、研究實驗室、學生、以及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IITS)等教育機構的人員。惠普在印度鄉村的實驗室(HP Labs)，面臨著電力不足的關鍵性挑戰，因而設計了一個依靠車用電池運作的社區型電腦。
9月25日的商業週刊中，印度最大軟體公司資訊系統公司(Infosys)首席執行長指出，創新能力最終有賴於經濟的靈活度。強調創新的美國企業家文化、寬鬆的勞動市場，和自由資本的流動，依然是世界最具創新的經濟。印度和中國需要營造這樣的環境，才能更大幅地提高成長和生產力，跨越新興市場和已開發國家間的鴻溝，真正轉型成創新的、充滿活力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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