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訊】弱勢群體之所以成為弱勢群體，固然有個人的因素，但是制度安排起著關鍵的作用。
和城市買不起房的貧民或者雖然買得起房但卻淪為房奴的平民相比，農民自古以來就是弱勢人群的代名詞。事實上，最讓人不能忍受的正是中共流氓打著城市化這面大幌子而推進的房地產開發，變成了新一輪的對農民土地的剝奪，再一次將他們推向失地的深淵，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櫥窗式經濟繁榮假象之下，人們對共產黨又產生了幻想。但是，共產黨自身的利益同國家民族利益的根本衝突決定了這種繁榮不可能持久，其許願的「改革」只是出於維護中共的統治，只能是換湯不換藥的跛足改革。畸形發展的背後潛伏著更大的社會危機。危機一旦暴發，國家和民族又將受到巨大衝擊。
城市化本來是近郊農民享受社會經濟發展成果的一種必然，但是中共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使這種必然成為一種夢想。以城建的名義從農民手中低價徵收土地，以市場化的名義將從農民手中征來的地高價批發給開發商，土地的增值部分就這樣絕大部分成為財政上的預算外收入，而農民的未來則被拋給了下屆或者以後的政府。
城市的居民買不起房，無非是沒有得到他們應得的保障，而農村的農民失去了土地，則是失去了他們不能失去的保障，得失之間，考驗的不僅是社會的良知，更是中共流氓執政的能力。
數字表明，2005年全國土地出讓總收入5800多億，淨收入2100億，而全國財政收入是3.16萬億，地方財政收入是2.66萬億。儘管統計口徑還不一樣，但是毫無疑問，土地出讓收入在地方各項收入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成為政府投資的重要來源。
無利不起早，個人是如此，政府也是如此，正是在這種利益的驅使下，在沒有有效約束的情況下，大量的耕地被佔用，失地農民的長遠生計得不到保障。土地的利益分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說地方政府在城市房地產建設監管方面處於缺位狀態的話，那麼在農村土地徵收領域則是完全的越位。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 2006年9月5日國務院發佈了《國務院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
眾所周知，實施最嚴格的土地管理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一貫的原則。這個原則早在1996年就已經提出，1997年中共中央又出台11號文件，構建了政策框架，1998年，全國人大對土地法進行全面修訂，建立了法律框架，2003年國務院部署全國土地市場治理整頓，2004年又出台《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10年之中，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從基本的脈絡來講是一脈相承的，不同的是，最新的通知強調的是調整土地利益的分配機制，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對像則都是農民。
土地收益的調整，就是一種利益的再分配，三個關係必須要考慮。其一是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關係，也就是說不能透支土地的未來收益來謀求今天的GDP增長；其二是城市和農村的關係。不管多嚴厲的耕地保護政策，城市化的進程是不可避免的，農村土地的收益不反哺農村的話，農民和農業就沒有保障，更談不上發展，而現在土地收益的絕大部分被政府用於了城市改造；其三是政府和農民的關係。中國農民之苦，在於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之下，始終處於自生自滅的自然狀態，土地是他們維繫生存的命根子和惟一的收入來源，千年以來的農業稅是維繫他們和政府的惟一紐帶。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政府不管誰管？要確保農民的補償、安置到位，就要在財政預算中列支，否則就無法保證支付。
其實，圍繞土地出讓金的處置，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考慮。財政部門的觀點相對簡單，把預算外的收入列入預算管理，實行收支兩條線；職能部門則提出，關鍵在於明確各類比例，比如反哺農村的比例，然後按比例劃分調撥。不管是財政部門也好，職能部門也好，曾經共同打過的小算盤就是按比例上收中央部門，由自己落實利益分配，這樣的建議可想而知，並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值得慶幸的是，財政部和國土資源部等部門正在聯合制定相關的配套文件，規範土地利益的分配機制。從媒體的披露看，這樣的規範將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土地出讓收入納入預算管理。規定土地出讓收入全部納入地方預算，繳入地方國庫，實行收支兩條線；二是土地出讓要向「三農」傾斜；三是提高補償建設用地的取得成本，降低地方政府新增建設用地的收益；四是加大建設用地的保有成本。提高城鎮土地使用稅的徵收標準；五是實行工業用地最低價標準。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的腦海中都會出現一幅畫面，一套三房一廳的住房居然住著4戶房客，擺著兩張雙人床的大廳就是主人的一家臥室。這是北京西四環邊上一家剛剛就地上樓的農民，幾十萬的補償款買下這套住房已經所剩無幾了，沒有了土地，沒有了收入，上樓的農民只能打起了出租住房當房東的主意，結果一家四口只能擠在大廳裡。難道這就是農民嚮往的城市化？城市化是改善了他們的生存狀態還是惡化了他們的生存狀態？
這還是北京近郊的農民，還是住上了高樓大廈的北京近郊的農民，還是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租的北京近郊的農民。
北京西四環距離天安門才有多遠的距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