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會議文件

周冰心:中國自由文化運動與當代中國文學(上)

周冰心

人氣 14
標籤:

女士們、先生們:

首先,請允許我向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表示最為熱烈的祝賀,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打出以追求「書寫自由」、「表述自由」旗號,進而「邁向民主社群」的會議,在中國文明、文化運動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這足以證明,全球關心中國悲慘現狀的華人知識份子,特別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已迫切認識到「自由」兩個字,能對「極權」、「後極權」獨裁社會意識形態具有根本性擊潰。這是一次歷史性認識,其本質意義不可估量。願中國人,特別是大陸知識份子,承擔起這個歷史性責任,向二十一世紀中國交出一份關於自由——真相——正義——道義——真理書寫鏈條的答卷。

同時,這也是一個悲壯的會議,它沒法在它將要針對和要輻射的國土上舉行,只能來到大洋洲上這個國家舉行。不得不使人喟歎:追求自由思想遠比追求墮落要艱難。

其次,我還向所有邁出「自由書寫」第一步,因為追求民主、自由、公平精神而不得不流亡海外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包括政治異見者、作家、詩人、法學家、人權學家、劇作家、藝術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等),表示最真誠的感佩,因為有你們的存在,使得進入普遍消費犬儒社會的中國大陸還有一絲真骨氣在海外支撐著中國的良心和真相,由此上溯到20世紀1949年以來中國歷史上的各次逃亡和流亡,歷經1949年政權更迭、文革、四五運動、六四運動等各個歷史階段,尤其是六四民主運動中大批流亡海外的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但他們不得不面對的是這樣一個慘痛和尷尬的局面:迎來了自由表述的天空,卻失去了故土的乾涸大地。「六四」民主運動至今已發生十七年了,中國大地還是與平等、自由、民主、真相、法治這些人生來就應擁有和知曉的權力無望,中國大地上生活的人民還是生活在民主與自由、平等的「赤貧、飢渴」階段,即使17年後中國人在物質擁有上有了大飛躍,但權力永遠是權力者的權利,中國人只有生存的「沉默權」,其餘一概全無,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提出的「無權力者的權力」思想,在中國,不啻是一種「天方夜譚」。17年過去了,世界歷史進入了新局面,但中國人身後仍然是那個「金字塔」結構的政治專制城堡,絲毫沒有改變的跡象。中國大地上大量不公不義不正不平之事愈加如暴風雨般累積,政體上絲毫沒有改變其「內部殖民和精神奴化、專制、監視」的實質。毫不誇張的稱中國為一座碩大無朋的「無牆的監獄」,一點也不為過。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以後,中國意識形態轉而大肆倡導「消費樂」與「縱慾游」,讓本可以思考、拷問、監督、制衡「專制政體」的各類知識份子紛紛跑步享福去了,都滿足於人的動物性物化,瘋狂地享受消費社會帶來的官能享用。喪失了知識份子為民喉舌,作為公理正義及弱勢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對艱難險阻也要向大眾表明立場和見解;知識份子的言行舉止也代表/再現自己的人格、學識與見地。關注真理、正義和發現時代病相並提出療治方法。這些知識份子品格全是在中國難覓蹤跡。

消費社會中的中國文學,更是發生大分裂、大崩潰,中國文學在中國文化生活的地位日趨邊緣化。中國作家早已徹底放棄了文學承載「理想」、「人道」、「浪漫」、 「啟蒙」、「發問」的精神,當代文學集體落入了「消費主義」之彀,用「慣性、惰性、消極性、消費性」寫作參與「消費樂」狂歡,失去了「文學」作為瘋狂社會 「穩定劑」的功用。

今日之中國大陸,如同一個首尾相接的整體性極強的城池,崩潰與固守都繫於一身,城內瀰漫著一股強烈的「庸人(Philistine)主義」和「犬儒主義」氣息,那是一個欠缺人文自由文化的社會,一個只對物質消費和日常娛樂生活感興趣的社會。「順服」與「豢養」成為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集體性行為」。這樣看來,集權在中國產生三千年並順延到今天也就不足為怪了。法國哲學家阿瑟.凱斯特勒在1944年說:「知識份子要為極權主義的興起負重要責任」。中國的現、當代史證明,部份知識份子正要為「極權、專制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鞏固負起責任。即使我們可以為早期理想主義交學費,那麼,當大躍進以來十餘次普遍災難性人禍運動一次次襲來時,我們又作何回答?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如此大規模的災難、戰爭比上述運動對中國國體與民眾的戕害還要來得大。這些,都被有計劃的「遺忘」。

我們看到,今日許多中國人如孫行者般搖身一變,變成了一頭豬,只知拚命不擇手段增肥,個個想當「寡頭」,根本不管農民、民工、少數族裔、工人等弱勢群體受到的不公正「宰制」壓搾,也不思考縱深的「中國問題」,更不想過問「民主、自由」的進程,只知為「肉體」增肥不擇手段。當今中國人的區分和生活處世原則,不過是「大豬與小豬」而已。政體很樂意用「養豬哲學「來對接所謂的「致富、小康」的「富國強民」政策,而在關於人的基本權力和自由遷徙、知情權和新聞、出版、寫作自由權上從來不那麼「樂意」退一步。肢體與慾望上的發達追求機制,但思想文化生產上的「內部殖民化」、「文字獄化」、「意識形態化」鉗制,使得中國遠沒有「盛世」涵蓋的精神與物質雙重飛昇的價值趨勢。而問題重重的中國大地,特別是廣袤的中國農村,病相更是隨地勢蔓延,幾乎已成為被中國拋棄的「他者」。2004年,那本薄薄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裡的事相難道還沒有讓我們清醒的覺察到?依我說,那本小冊子裡記述的事實在不算甚麼,那只是滄海一粟而已。作者的理論水平和認識水平都還有待提高。

今天,我們看到,海外關心中國問題的流/逃亡知識份子集體面對的境遇是:漂泊離散而家國茫茫,歸期無期而兩鬢斑白。那是何等的人間殤痛。而自由的聲音卻難以飄進依然高築城牆的「中國大陸」,那裏還在一如15世紀以前那樣:「高築牆,廣積糧」,阻擋住外面的「真聲」。

值得鼓舞是,「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來了,這是最本質和最致命的切中一切世界上「極權制度」的要害。簡簡單單的「自由」兩字,並非中國發明,它連同「民主」等字,都是日本譯介西學的日譯漢字。早在19世紀末即已傳入中國,但它與中國的空間遙遠早已超越時間的等待。從今往後,方方面面的知識份子都可以在「自由文化」的感召下,以實踐的寫作行動方式聚合成一種「真相之聲」,捍衛「自由」的價值,而不是作「客廳英雄」。

下面我願就我熟悉的當代中國文學創作觀念、文學體制、生產機制、寫作主題、創作主體性作一番簡要闡述。以佐證自由文化對於「中國當代文學書寫境遇」有著何其重要的迫切性。

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現狀和消費主義潮流裡的中國文學面向

縱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作品的敘事走向和敘述追求,誰都不會懷疑這是身處一個消費時代的寫作場境,文學言說的語境前所未有的與市場聯姻,文學成了同步於庸常消費的「速朽」記錄本,這是中國當代文學「享樂機制」的肇始,也是與中國歷史上「晚明縱樂文化」的歷史對接。商業化、慾望化、時尚化、器物化都被捆綁於以「消費」為軸心的敘事鏈條上,人與人,事與事,你和我,我和她[他],這種人類社會的關係紐帶都身負這種經濟利益關係,這種關係結構已成為普適模式參與文本敘寫狂歡,用「消費」來羅織一切事像關聯,平面化、卡通化、無厘頭化、「大話」式、「戲仿」式、「諧仿」式的擬真敘事情境。享(縱)樂和無(虛)痛成了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關鍵詞。一方面,中國意識形態一直標榜和視為正統的現實主義寫作從來就放棄對中國近50年來普遍苦難和集體記憶進行深刻省思。另一方面,消費和縱樂、空蹈、慾望文學大行其道。中國作家摒棄了參與中國人文、道德、信仰再次重建的契機,令人痛心。浮現了中國作家精神「豢養」與信仰「空洞」、肉體「順服」、靈魂「空虛」的歷史惰性。

中國文學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長期在以往意識形態文化、政治知識裡孵化的主流文學(亦是主導文化)開始在全球化跨國資本、「消費樂」文化潮裡變的無所適從,由於政治資本和政治符碼八十年代陸續從文學本文的逐步撤出,轉而尋找經濟資本的強勢,並將意識形態轉而向意象形態轉變,影視成了意象形態的「新寵」。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一環被棄之後院,福柯所謂被「馴化肉體」的中國作家失去了往日「靈魂工程師」高端神奇,漸入民間,回到胡同弄堂,回到日常生活,一同跌落的還有精神信仰。

1989年發生的「六.四」事件無疑是一個分水嶺,因為在此之後,中國當代文學(化)進入了「文學(化)貿易」的消費時空,大批作家面對中國民主自由精神的「出局」,不再賦予文學更高的精神標尺和指向,文學成了日常化和頹廢的記錄器,高級政客們也適時「轉局」為之推波助瀾,以轉移民眾要求自由和民主、平等的呼聲,全民下海經商之風成為那個時代的重大特徵。女作家池莉、方方也適時的推出她們反映這個時代浮躁情緒的作品,她們的世(市)俗化出現,無疑與那場剛剛落幕的政治運動有關。在1989年那個政治運動宣告退場後,中國人對政治自由的熱情轉為對物質、慾望消費的畸形蓬勃追求,她們所謂的「新寫實主義」作品為九十年代中國庸俗化和墮落化為虎作倀、推波助瀾。她們的一系列「中間小說」(一種介於「純文學」與「通俗故事」之間的小說),為這股潮流提供了合理的藉口,這些碼頭、商界、攤販、飯店小業主們的慾望主張被讀者合理的嵌入生活複製、倣傚、擬真,她們的小說與小說之間大多存在著慣性化的思維。而隨之而來全球性「消費社會」在中國的蔓延、生成,九十年代末,「消費文學」在此基礎上更上層樓的形成。

理想、先鋒、啟蒙、浪漫等都一夜之間在文學中撤除,文學迎來了嶄新的「消費時代」,在此以後,「病相」、「消費」文學是九十年代中國文學最為重要的概約性關鍵詞。我曾經在2001年大陸文學界首先提出「消費文學」的概念,直陳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景觀:「慾望色彩眩迷、感官刺激至上、遊戲生活無序、物化消費盛行、審丑庸常拼帖、反文學性『肆虐』」,當代文學也由「意識形態化」轉向「意象形態化」。文學不再承擔「國家——民族——歷史」這類宏大主題敘事的功能,而是深陷「私我——隱秘——庸俗」小型敘事的泥淖,文學成了同步於生活的平視文本,沒有了昔日身上高不可攀的「理想光環」,這以八十年代末「一代痞子英雄」王朔的「破壞性」出現為肇始。到九十年代初期,陳染、林白、海男等一批女性「私小說」作家的湧現,將這種「個人化私我小說」發揚至極致,叛逆、自我、獨行、神經質、病態、敏感、性幻想都成為那個代群作家的一致敘事模式,《與往事幹杯》、《一個人的戰爭》、《私人生活》、《女人標本》等等,無一例外地在上述敘事謀略裡起伏,她們為身份、性別和青春而焦灼不安,為消費社會的前奏作了暴風雨式的神情、內心、身體試探實驗。

消遣性、娛樂性、消費性為主核的大眾消費文學,成為90年代文化工業的主力軍,世俗化特徵、對庸常生態的煽情、內心的偽衝動、矯飾的歷史「還原」、偽農村敘事、身體寫作的赤搏上陣、虛妄自狂的「痞子」文化、中產階層趣味的膚淺描摹和虛榮膨脹等等,都為90年代中國文學/化墮落設置了充滿悼詞的靈堂。

「泡沫文化」、「消解深度」、「自戀」、「私小說」、「性的放誕」、「快餐速食文化」等寫作衝動成為炮製90年代文化的作者們一致行動,「物化」擠兌他(她)們身上最後一絲生存「意味」,使得20世紀「五四」時期梁啟超、魯迅、胡適輩翼以借小說「不可思議之力」拯救中國之力成為上古寓言式神話。以90年代中國文學相印證,拯救已自不必說。在我看來,連簡單的虛構中國的價值與能力也不復存在,90年代出產的文學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其成型後面向讀者的不是偽生活就是誇張、放大、延宕、收遽了現世社會、歷史,使之從另一種意義上成了作家個人的自戀、臆想、假想中的自我感動,並在這種偽衝動的情感波湧下達到人為高潮。余華的《活著》、蘇童的《妻妾成群》、賈平凹的《廢都》、《高老莊》、張賢亮的《青春期》、余秋雨的《山居筆記》、《霜冷長河》、池莉的《來來往往》、《小姐你早》、鐵凝的《大浴女》、林白的《玻璃蟲》、王安憶的《長恨歌》等等都多少沾染著這些表述策略。老牌作家王蒙、劉心武更是以老到的筆觸一次次收腸刮肚,在90年代中後期寫出與之生活歷練不相稱的作品,文學性、藝術性到了很難估量的限度了,到二十一世紀初,他們更是大肆推銷他們的油滑人生哲學。

到九十年代中後期,邱華棟、朱文、張旻、趙凝等所謂「晚生代」作家將「消費文學」推向高潮,以此同時出現的是一代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以女性居多)橫空出世,她們無所顧忌,是得商業時代「消費至上」原則精髓的中國第一代寫作者,以「身體寫作」和「下半身」(甚至有人將此作為某個詩歌刊名和流派)思考示人,用慾望本文加速向全球化「國際身份」確認靠攏,以此想融入強勢國家文化序列,衛慧的《上海寶貝》、棉棉的《糖》、周潔茹《小妖的網》、朱文穎的《高跟鞋》、戴來的《我們都是有病的人》等等,還有金仁順、魏微、水果、王天翔、趙波、尹麗川、安妮寶貝、敏子、周瑾等人的作品,都用女性「身體」作為敘事媒介參與慾望、消費狂歡,構築成絢爛純粹的「消費文學」世界。

海外看好的作家莫言、余華,近年來也是提供不出與他們早期作品等量齊觀的作家,他們的慣性化思維比起上述作家來說稍稍趨緩,但其癡迷於一種病態、審丑、殘缺價值圖景的動向也是令人關注的,余華在2005、2006年出版的小說《兄弟》是他空洞靈魂、庸俗下作思想的最後發作,佐證了大陸作家「無靈魂、無信仰」寫作帶來的惡果,這是大陸作家的集體下場。而劉心武索性就不著一字小說,沉浸在「紅樓夢」的溫柔鄉里,在清史裡尋找甚麼歷史對應,以對曇花一現的秦可卿身份之謎挖掘最為癡情,可惜牽強附會,連連在清史引用上出盡笑話,成為笑柄。顯然,他們都是在直接經驗枯竭、代言意識、普遍苦難經驗消失後轉向他處的,已經連慣性作品都無法「慣性」了。

我曾經對大陸當代文學創作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就是文學界擁有「五大騙局」:它們是以池莉、賈平凹、莫言、余秋雨、劉震雲為核心的作家構成的,這些人沒有為後來者標以好的文學示範。我將他們的小說趣味所擁有的共性歸納為五點:癡心於一種殘缺價值圖景的繪製補綴;預設一種病態社會的趣味現象;臆想一種消極的社會心理模式;張揚一種空洞無物的「假象」生活;賦予庸常生活「超高度」並無節制煽情。

審視近十餘年來中國作家們的作品,油滑的人生觀、投機的寫作觀、狹隘的世界觀、浮泛的歷史觀、虛偽的道德觀、病態的東方觀、消極的人文觀充斥其中,文學作品成了政治和政策的圖解和具象,而獨獨缺失載道、代言、全球、懺悔、當代、憂患、人文、悲劇、中國、民本、自由、知識份子、挑戰、省察意識,毫無疑問,這些精神元素和寫作勇氣才是中國當代文學最為缺少的。

今日,就是這樣一批缺失信仰、終極追求和傳統精神支柱,對歷史缺少反省能力的中國作家們,共同沉湎於「消費文學」神話,正走上一條寫作趣味與大眾消費保持同一層面的不歸路。文學的精神靈光根本不可能在他(她)們敘寫序列裡出現。

講了許多,只為為在座各位劃出一張九十年代中國大陸文學的地圖,通過這張地圖,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當代文學對中國當今總體性精神萎縮和國民性墮落、深為物化慾望纏繞負有不可饒恕的責任。它對「他眾」的苦難、不公不感興趣,只對「自我」的慾望和享樂感興趣。這也是大陸經濟稍稍好轉,精神產品就馬上墮落的癥結所在。

(未完待續)

轉自自由聖火(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相關新聞
曾節明:簡論共產專制政體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張嘉諺:悲烈星雲 長夜波濤——略論「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上)
張嘉諺:悲烈星雲 長夜波濤——略論「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中)
張嘉諺:悲烈星雲 長夜波濤——略論「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下)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