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9日訊】一
海吃海喝的「年「終於過完了。今年的媒體從中央電視台到地方小報，都在討論什麼是「年」味，似乎這年過得意猶未盡。我看，在近一個月漫長的中國式狂歡裡，每個蔬菜水果市場周圍搬運不及的垃圾山，跟鬧市區的燈紅酒綠共同編織成了「年」的味道。
「過年」這個概念其實是農曆大寒即將過完，次年第一個節氣「立春」的前幾天，所以又叫新年。是漢民族最盛大的節日，也是農耕社會的文化標誌。人們辛勤勞作了一年需要根據自然界休養生息的規律，也要歇息一段時間。《詩經·豳風·七月》裡描述的「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就反映了早期農業社會隨著季節變換的生產規律。每年，過了正月十五，農人們便要準備農具，開始春耕了。
夏歷的大寒，是全年最寒冷的節氣。冰天雪地裡農作物不能生長，連很多動物也休眠了。同時，古代社會生產力低下，在這段農閒時期，人們也需要調整疲憊的身心，養精蓄銳以便來年更艱辛的勞作。周易說，年是太歲，太歲即木星，舊時俗話「竟敢在太歲頭W動土」就是惹不起的意思。於是，「年」便有了凶險形象，就要貼桃符放爆杖驅鬼，而年關也不容易翻過。年關凶險之說不知起源什麼時候，但至少，王安石「爆竹聲中除舊歲，總把新桃換舊符」顯示宋以前就有貼符驅鬼的習俗了。
但是今天，過年的味道已經今非昔比，其中「吃」乃是重中之重。本文無意探討年關「幾家歡喜幾家愁」的深層意義，單知從臘月中旬開始，體制內各級官員、機關事業單位便每天都有大小宴會。距離新年還有一個星期，上午九點半我到房管局辦點事。辦事員一邊打著隔夜的酒嗝，一邊接電話：「……吃飯呀，我正值班。晚上？那，找個口味清淡一點的地方吃啊，昨晚我們吃火鍋，我喝得太多……」；而在臘月二十八，跟幾個文友聚會，其中唯一的退休文化官員曾經的詩人，談起已經分別在文聯作協吃了六天。而女兒一位搞房地產開發的朋友，從上海打電話，哀歎自己是比「三陪」小姐還慘的「全陪」先生，逢年過節就像走穴歌星一樣，每天要趕幾個場子。
也許我是個悲觀主義者。除了孩子時代盼望過年過節以外，許多年以前，我就厭惡過年。我怕到親戚朋友家去拜訪，要送禮要給孩子壓歲錢。或者，人家來看望你，給你送了禮，給了你孩子壓歲錢，你得記住，趕快還情。這倒不僅是因為處於體制之外，有狐狸的酸葡萄心理，沒有足夠的資金跟人禮尚往來。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不堪重負。
記得大約10年前那個除夕，下著靡靡的細雨。在母親家吃過年飯，我獨自走上街頭。長長的濱江路上令人吃驚的看不見一輛車，一個人。雖然有一絲淒清，卻也如釋重負的欣慰：偌大的天地間，暗淡的路燈，靜悄悄的河水以及這濛濛細雨都屬於我自己。這種感覺遠勝面對央視新年聯歡晚會上那幾個裝腔作勢搔首弄姿愚弄大眾的假打男女。
二
我期望的新年是遠方親朋的一紙書信，一個電話，一聲問候。所以覺得，唐人王摩詰「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句子雖然寫的是重陽，實際上用在新年的時候最合適。
好久以來，就感到我們家是人丁不旺的。前幾年，女兒在上海工作，臨到臘月末尾幾天，就試探著女兒要不要回家團聚，差不多都是否定。於是心裡便有些空落落的，轉而嫉妒起別人家的熱鬧來。往往大年三十到母親家吃過年夜飯，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手上捏本書，卻打開電視機，並非為了忍受總是每年除夕的假唱，而只是讓屋子裡有些聲音。
今年新年卻有些變化。不但女兒辭掉了那邊的工作，回到家裡過年了，更有幾個尚在人世，已經年近八十的親戚受邀請來母親家聚會。這些親戚有的幾乎沒有見過面，跟我們這些晚輩們彼此都十分陌生。因為母親的母親只生養了她一個，而外公外婆卻是兄弟姐妹眾多，都在十個以上，所以我們在七姑八姨那些親戚的稱呼前面應該加上「表」字。
跟哥哥和弟弟們不一樣，我一向喜歡刨根問底。比如，三姨媽跟二姨媽是什麼關係，為什麼不同姓啦，八表叔和十表叔是外公家的還是外婆的侄子、怎麼五十多年沒有往來啦等等。當我弄清楚來龍去脈以後，真的是大吃一驚。原來家族中有那麼多的「關、管、殺」，難怪母親從來不願意提起跟「政治」有關的話題，總是指責我的腦袋裡裝著亂七八糟的東西。
外婆的娘家姓鄧，是雙流百家的第一大姓。這次從福建農業大學回到成都參加光華大學校友會的三姨媽，是外婆的六弟的女兒，我們應該稱呼六舅爺。20世紀2、30年代，外公在府河南河匯合處的錦官驛，利用廢棄的廟宇開辦小學。當時，六舅爺已經從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回到鄉下，外公就請他出任這個小學的校長。由於這個原因，三姨媽從小就在我外公家住著以便上學。外公在1942年病故，六舅爺繼續在錦官驛小學工作，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鄉下管理自家田產。
六舅爺回去不久，即被當時的國民政府委任為某鄉鄉長。「土地改革」和「清匪反霸」時，被「鎮壓」。我問，他有血債嗎？二姨爹說，一個讀書人，哪來血債，華陽縣31鄉，30個鄉長被槍斃。三姨媽（六舅爺的女兒）當時正在光華大學讀書，並且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聽說父親被槍斃，從此遠走他鄉，幾十年不敢回來。
劉二姨媽父親，晚清留學日本，曾任國民革命軍團長。抗戰以後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逃跑路過溫江，在劉家住過，被槍斃，二姨夫也被槍斃。
叔叔的前妻周嬸娘，曾經就讀中央政治大學，大陸易幟前擔任彭縣女中校長，被定為「一貫道」頭子「鎮壓」了，當時我堂姐才一歲多。周嬸娘有表兄弟兩人，涉嫌當過土匪頭子也被槍斃。
外婆最小的兄弟十三舅爺，擁有土地幾百畝，並且從小跟著家裡僱傭的的拳師，練就了一身拳腳功夫。按照當時標準劃成分，不僅「惡霸地主」的頭銜免不了，事實上已經排在鎮壓名單上。但么舅爺卻因為掌握著神效的骨傷治療技術倖免於難，只把么舅婆劃成地主，管制到80年代全國「分子」統統摘帽那天。所以有人說，共產黨是最實用主義的，什麼理想什麼信仰全都是騙人的鬼話！
三
面對這些幾乎已經被塵封被遺忘的家族歷史，母親和我哥、我弟弟看上去一點都不悲慼、不憤怒。我的質疑與憤懣，他們反而指責為扭住過去不放，不懂得向前看。前面說過，也許我是個悲觀主義者。雖然我的兄弟們憑自己的能力，在生活上還算勉強，為人處世也都寬容大度，不大計較名利得失。我卻以為，總不能寬容到基督徒的「人家要你襯衫就連褲子都給」，人家殺了你的親人，你還要感謝他的程度吧。
不，我樂觀不起來。即使不可以牙還牙也不應該放棄審判權啊，須知放棄追究會讓犯罪行為更加規模化、合法化。是誰說過，失掉記憶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這個專制政權不僅成功地鎮壓了自己真正的和假想的敵人。更可怕的是，通過長期大規模的洗腦運動，以及製造出民不聊生的環境之後再給以「開放」的經濟政策，達到了使劫後餘生或苟活者對親人死難的無動於衷甚至對當權者感恩戴德的效果。
2004年，在《甲申年雜說》一文的結尾，筆者就曾經寫過，我們必須記錄。否則，經過時間的過濾，連記憶也會欺騙我們。今天，仍然要這樣說。
2006/2/14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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