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推進政治改革
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裏收權，你有什麼辦法？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 鄧小平
我國20多年來之所以發生了巨大的積極變化，其根本原因就是進行了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打破了計劃經濟的體制障礙和僵化的意識形態禁錮，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人們長期以來被壓抑的生命活力與創造性，從而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由於未能在進行經濟改革的過程中，適時啟動政治改革，致使權力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社會不公正日益加劇，各種矛盾愈積愈深，經晪麰略]無法深入下去。要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增進人民的福祉，爭取今後20年和整個二十一世紀的更大進步與國家的長治久安，跟上政治民主化、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就必須進行政治改革，衝破舊的政治體制與過時的政治思維的障礙，激發出新的社會潛力和能量，建立起現代的憲政民主政體。
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元老之一、前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不久以前在關於中國改革的一次談話中說：「我感覺困難的是制度層面的改革問題。我們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這麼多人口，農民又占大多數，要過兩個關，一個是市場關，一個是民主關，用市場制度激勵群眾，用民主制度團結群眾，這兩個制度搞好，天下大定。」他在談話中還強調指出，體制轉換和過渡的時間太長了，應該加快改革速度。他的觀點很明確：無外乎是說經濟改革要建立市場制度，政治改革要建立民主制度。有了這兩個基本制度，其他問題就好解決了。我贊成杜潤生老先生的意見。我國的問題非常之多，如果不抓住要領，而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話，那就永遠也搞不好。長期搞不好，是十分危險的。杜潤生的意見就是要抓住要領，以免總是陷於被動局面。
每個中國公民都應該關心政治改革，因為這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和我們國家的前途。作為對本國公民和人類社會負有一定責任的政治家，更應該高瞻遠矚，提綱挈領，抓百年大事，立千秋功業。建立市場制度和民主制度（確切地說，是「憲政民主制度」），就是這樣的百年大事和千秋功業。中共領導層已經認識到過市場關的必要性；但是對於過民主關的必要性顯然還缺乏認識。在他們的意識中可能認為：不搞市場制度，經濟就沒有出路；而不搞民主制度，政治上還是能夠支撐的，因此可以無限期的往後拖或者留給後人解決。其實這種想法是非常錯誤的，這正是權力腐敗現象禁而不止、愈演愈烈和市場經濟制度難以確立、殘缺不全的根本原因。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於1999年5月28日在武漢大學人文科學館發表了題為「人類所知道的社會體制其實一共只有三種」的演講。張五常從經濟學的原理出發，經過長期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人類所知道的社會體制只有三種的理論。他所說的第一種體制就是所謂的私有產權的體制；第二種體制是按照社會等級排序進行分配的體制，即人們通常說的「論資排輩」的體制；第三種體制既不是完全根據社會等級來排序，也不是完全根據產權來排序，而是根據其貪污腐化的權力排列的社會體制。張五常指出：第三種體制是最成問題、也是最令他擔心的體制。因為在這種體制下，政府的權力非常之大，政府的管制無所不在。而一旦有了管制，貪污腐敗就有了方便大門。
張五常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1993年他陪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裏德曼去成都市訪問，與當時的四川省省長一起探討問題。弗裏德曼非常善辯，鮮有對手，可是這次卻敗在四川省長的手下。弗裏德曼建議儘快取消政府對經濟的管制，他舉例說：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斷的話，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長痛不如短痛嘛。省長先生反駁說：親愛的教授，你知道我們中國的老鼠是不同的，它們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纏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裏德曼無法回答他的問題。張五常給出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張五常提出的貪污腐敗的體制在政治學上就叫做「無限政府」，意思是政府的權力沒有邊界、且不受任何制約，是一種典型的人治政府。這種體制的確有點象那位省長比喻的有很多不同的尾巴纏繞在一起的老鼠，盤根錯節，無所不在。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只能是走向自我毀滅；如果僅是自我毀滅，那還不要緊，隨它去就是了；問題是毀滅的過程一旦失去控制，將會給整個人類造成極大損害。要改變這種社會體制，僅僅靠經濟上建立市場體制，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在政治上建立憲政民主體制，也就是杜潤生老先生說的過「民主關」。
著名學者汪丁丁在《未來20年發展與改革的兩大障礙》一文中指出，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視角下，未來20年中國發展與改革的主要障礙有兩個：（1）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知識狀況」的極度落後；（2）在制度變遷方面，中國社會結構內部的權力的普遍腐敗。在這兩個障礙中，制度方面的障礙更具決定性，因為當社會普遍地發生著「權力腐敗」的時候，「知識狀況」的任何改善都是空想。知識本身就意味著權力（「知識就是力量」），腐敗的知識權力也就意味著知識在社會裏的道德合法性的喪失（法律知識淪為貪贓枉法，經濟知識淪為營私舞弊，政治知識淪為朋黨之爭與帝王術 ．．．．．．）。消除權力的腐敗應當成為我國未來20年發展與改革的努力之關鍵。市場規則在我國社會的「本土化」，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社會創新能力的開發與保持，所有這些都有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建立一種制度來監督和醫治我們權力的腐敗。成熟市場社會的經驗告訴我們：（1）以公眾輿論監督權力；（2）以新聞自由醫治腐敗；（3）以法治精神維護公共領域與權力機器之間的平衡；（4）以道德共識基礎上的憲法精神指導政府日常職能的動作。（2000年1月號《財經》）汪丁丁文章的意旨很明確，就是主張推進政治改革，建立憲政體制，消除權力腐敗，促進經濟發展。
繼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再次提出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但在大會的報告中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部分卻顯得相當保守與空泛。這一部分的內容共有五項：（一）健全民主制度。（二）加強法制建設。（三）推進機構改革。（四）完善民主監督制度。（五）維護安定團結。看似冠冕堂皇，卻缺乏實際內容和措施，全部篇幅可以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堅持和加強党的領導。換句話說，就是堅持和強化一黨專政。比起十年前的十三大政治報告來，十五大報告的政改部分不僅沒有進步，反而有較大退步。正因為如此，近幾年來權力腐敗不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愈來愈公開化、愈來愈肆無忌憚，「太腐敗了」已成為人們的口頭禪。不久以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與新華社《半月談》共同組織的對50位元不同學科的專家進行的問卷調查；中央黨校、社會發展研究所對中央黨校部分地（廳）級黨政領導幹部學員進行的問卷調查；零點調查公司對社會公眾所作的調查；均顯示「腐敗是頭號社會問題」（2000年1月11日《中國經濟時報》第3版）。這些都說明：全社會對權力腐敗的嚴重性具有高度共識；同時證明了推進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中共領導人可能擔心搞政治改革會導致自身失去政治權力和社會出現不穩定局面。但是，不搞政治改革的結果要比這可怕得多，因為不搞政治改革，繼續堅持一黨專政，堅持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權力，就必然會無可救藥地腐敗下去，走到人民的對立面，遲早要被人民所徹底拋棄。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失敗就是先例。前蘇聯東歐實行一黨專政的各國概莫能外。搞政治改革，實行憲政民主，將權力還給人民，才能夠奠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和重塑黨的合法性基礎。在憲政民主政制下，如果你做得好，人民自然會選擇你，誰反對也沒用。如果你做得不好，一時被人民棄選，你仍有機會改過自新，爭取重新贏得人民的信任。所以，真正對黨負責、對國家民族負責，就應當深謀遠慮，依歸民意，計利當計天下利，謀事當謀萬世功。蔣經國先生晚年在臺灣做出的開放黨禁報禁，實行憲政民主的偉大決策，既順應了歷史潮流，又實現了人民的意願，體現了「天下為公」的崇高境界，足以彪炳中華民族的千秋史冊。大陸有十三億人，是臺灣的60多倍，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中共領導人倘能放棄陳舊的政治思維，下決心進行政治改革，實行憲政民主，其功德之大恐無人能及，于民于國於己都是善莫大焉！這個道理其實是很容易想明白的。
從實際的角度來觀察我國的現實政治，客觀地講，近年來在某些領域，是搞了一些改革的（儘管改得還很不使人滿意）。譬如象法院、檢察院、公安系統的改革，應該說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的。特別是肖揚到最高法院擔任院長以來，法院系統的體制和工作得到一定改進。譬如推行審判公開制度、庭審直播等；法官的來源渠道也開始改革，現行的制度將被廢止，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只能從下級法院和社會法律人才中選任；將為高級法院的法官配備法官助理，現行的助理審判員將被取消。據1999年9 月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中國法院將加大改革力度，即將進行的法院司法改革仍然把審判方式改革列在首要位置。其中，「三個分立」制度最為引人注目。其內容是：在審判工作中實行立案和審判分立，審判與執行分立，審判與監督分立。其他審判方式改革的內容還包括：
一、強化庭審法官和合議庭職責，推行審判長和獨任法官選任制度，確保辦案質量和提高效率，調動法官的工作積極性。
二、在刑事案件中依法保證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指定律師為經濟困難者提供法律援助。
三、圍繞公開認證、當庭評理，完善舉證、質證制度。任何證據未經法庭質證，都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完善這一制度將有利於保證司法公正。
四、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1999年10月22日最高法院公佈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檢察院系統在韓杼檳入主以來也搞了一些改革。公安部長賈春旺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從2000年起，中國公安機關將力爭在3年時間內，使各級公安隊伍違法違紀和腐敗現象得到有效遏制，整體素質和執法水平有明顯提高，使人民群眾感到比較滿意。公安部為此發佈了一系列檔，制訂了不少規章和措施。筆者並不懷疑肖揚、韓杼檳、賈春旺的改革誠意，也非常希望他們的改革部署不要流於形式，能夠得以落實（哪怕是部分落實也好）。但是，據我多年來對我國政治的觀察與研究，如果不進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不用說3年時間，就是再加上十倍時間，也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司法系統的違法違紀和腐敗現象。因為這些消極腐敗現象的根源主要在體制上，而不是在工作作風上，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肖揚也好，韓杼檳也好，賈春旺也好，他們只能在現行體制許可的範圍內進行有限度的改革，這主要是由現行政治體制造成的。因此，他們所進行的改革，註定是只能治標不能治本的。治本的辦法惟有深入推進政治改革，建立憲政民主制度。
從歷史上看，社會變遷的基本途徑有兩條:一曰暴力衝突（造反、暴動、起義、革命）；二曰和平漸進。筆者基於憲政民主思想、人道主義和建設性的立場，鮮明地反對暴力衝突，堅定地支持和平漸進。因為暴力衝突只具有破壞性，而不具有建設性；因為暴力衝突主張以暴易暴，結果往往是以新的暴政代替舊的暴政，強化獨裁專制，而不會產生憲政民主體制；因為暴力衝突必然導致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巨大犧牲，使整個社會付出極為高昂的代價，而且這一慘重的代價將主要由平民百姓承受。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世界史，充斥著暴力衝突和戰爭，暴力衝突頻繁發生，加上兩次熱戰、一次冷戰、無數次內戰和地區性戰爭，給整個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同樣，二十世紀的中國當代史，也充斥著暴力衝突和革命，北洋軍閥、國民黨、共產黨都是靠暴力起家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靠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1989年6月，依靠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中共元老集團，仍然是使用暴力手段鎮壓和平請願、要求民主改革的學生、知識份子和普通百姓，殘酷地剝奪了許多善良無辜的人的生存權。暴力革命和暴力統治帶給中國人民的是深重的苦難、巨大的創傷和悲慘的結局。訴諸暴力、以暴易暴、冤冤相報，將使中國永無寧日。因此，所有主張和贊同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的人，都應堅持和平、理性、推進改革、反對暴力的原則立場，不管主張暴力的人是以專制的名義、還是以革命的名義。
要想通過和平漸進的方式，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體制，實現社會公正；就必須在持續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不斷地推進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用和平的、理性的、負責任的和建設性的方式，逐步改變政治體制、政治觀念、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消除舊體制的弊病，建立與時代要求相適應、符合國民需要、有利於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
具體到我國，筆者認為：政治改革的總體目標應確定為建立憲政民主體制。這種新型的體制應該包括真正實行憲法和法律的統治，切實保障人權和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有限政府與權力制衡，普遍的民主選舉以及司法獨立。(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